谭政马上抬起头问道：“你说的情报在哪里？会不会是曰军伪造的？”

    刘一民看了看谭政，掏出烟来，吸了一口，有点伤感地说：“我也希望是曰军伪造的，可惜那是真的。情报在钱壮飞那里，你想看，可以让政委给你签字去借阅。但这是高度机密，不得扩散。其实，你想想我们过去的肃反扩大化和最近发生的肃托扩大化就明白了，王明、康生、张国焘、夏曦他们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叫残酷斗争。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原则姓强，但是也说明你的思想认识与教导师骨干干部的认识有差距，需要再学习研究。”

    这是当面批评谭政了，罗荣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刘一民脸上，生怕他说的更严重了。

    刘一民猛吸几口，把烟头扔掉，说道：“解决党内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斗争。靠什么呢？靠制度、靠监督制约。我们教导师之所以上下团结，愈战愈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部队管理制度化。有了好的制度，每个人都职责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职责怎么办？那就是干部战士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当然，我们可以研究，是不是建立一个明煮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明煮集中制的一种体现。不光是山东局，每个党小组都要开。”

    说到这里，刘一民停一下，思索了一会儿，问谭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向你反映这些问题的，应该都是今年以来从陕西派到山东的干部吧？”

    谭政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回答到：“应该都是。”

    刘一民愤愤地说道：“王明、康生没回来前，红军大学、抗大重要的一课就是讲实事求是。自从这两个人回来把持了中央党校后，讲的尽是些马列主义大道理，反而不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这样下去，必然会让人思想产生混乱。肃托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我要是不带兵上前线，还留在西安的话，就绝对不会出现肃托问题。这康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见刘一民把康生都骂上了，罗荣桓咳嗽了一下，提醒说不要涉及不在场的同志。

    刘一民不说话了，又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说道：“至于同志们反映的我的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不象同志们想的那样，但也确实是处理的不好。我们几个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你们年龄也比我大，经历的事情也比我多。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能说自己多么无辜、多么纯洁，但我绝不是放纵自己的人。到现在我都在后悔，晶晶对我那么痴情，我对她却一直不理不睬。要是她死之前我能对她说句暖心的话，或者是拥抱她一下、拉拉她的手，估计她就是死了也不会让我那么难过。唉，谁让我是八路军呢？没办法，纪律在那里放着，我也不能违犯。至于说我让唐星樱母子随我行动，这一点我承认，是有私心，担心她们的安全。闹革命么，总不能革命来革命去，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吧？看不见儿子，我睡觉不甜、吃饭不香。我可以掏心窝子告诉大家，唐星樱本来是不会和我离婚的，就是因为怕同志们说三道四，为了保护我才毅然决然地和我离婚。这是活生生的人间惨剧啊！现在，唐星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苏联，万一她不回来，我们这辈子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了。倪华呢，又拖着身孕在美国奔忙。马上就要生了，还不能回来，我们还能不能再见，谁也说不清。个别同志不理解我心里的痛苦，不了解事实真相，说三道四、播弄是非，揪住一点不放，反复说。私下里说说也就算了，还拿到报纸上去说。蔡主任说的对，这和小鬼子、国民党特务对我的污蔑有什么区别？还美其名曰思想斗争，实际上就是拿着我们一家人的痛苦逗笑话、哗众取宠。这种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看看我们的军工设备，看看我们的医疗设备，再看看戴维他们为我们训练的飞行大队，哪一点能离了倪华的贡献？老百姓常说说话办事凭良心，那些恶心我的同志有点良心好不好！”

    罗荣桓看刘一民激动了，赶紧提醒说：“师长，不要跑题！”

    刘一民一挥手：“你不要管！你身为政委、坐镇师部，搞来搞去，却搞出了这么多的是非。这是你失职！你到战斗部队去看看，流血牺牲的战士们谁会扯这些闲蛋，不都是师部机关、山东局机关、山东抗曰明煮参政会机关的个别同志闲的发慌在嚼舌头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漏洞还很多！就是倪华和唐星樱的事，也怪你和老蔡。当初要不是你们左一个纪律、右一个立场，我和倪华早就结婚了，也不会有后来的是是非非。别的根据地的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不了解，在报纸上胡说八道，我们山东根据地有这么多报纸，也不见有一家出来反驳，任由他们往我身上泼脏水。还整天说思想斗争呢，最需要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却无视事实真相，装聋作哑，一声不吭！能对得起自己的战友么？象上次我回西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康生对我发难，那架势摆明了是想将我置之死地。要不是陈云同志、张闻天同志和贺老总仗义执言，我都成批判对象了，一个不慎就会被他们关起来审查。唐星樱也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消息后怕他们以我的生活作风问题为借口对我下毒手，直接给中央发报和我离婚的。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我在前线九死一生保护着他们，他们却躲在后方天天琢磨怎么收拾我。这种人心底阴暗，手段毒辣，该做思想斗争的是他们，不是我！”

    罗荣桓也不说话了，看都不看刘一民一眼，等着他把毒气出完。

    刘一民又转向谭政说道：“谭副政委，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也不爱听。谁要是看不惯、不谅解，就回总部报到，请总部另行分配工作！你把我今天晚上讲的话原封不动的报告中央，让中央看看。如果中央也认为报纸上对我的批判言之有理，我给八路军抹黑了，我辞职，不当这个司令员了。如果中央认为那些批判是错误的，就请中央予以制止。[***]也得讲道理，省点纸张多印点教材或者宣传标语比这强的多。也奇怪了，国民党的报纸说我是军阀，曰本鬼子的报纸电台也说我是军阀，我们的同志在报纸上写文章也映射我是军阀。弄来弄去，我里外不是人。我不干了行不行？让你们干，行不行？我就是当个游击队员，也照样打鬼子！”

    刘一民等于是发飙了，连罗荣桓带谭政一起批评了，而且说的很不客气，连辞职的话都说了出来。

    屋子里一片寂静。

    好好的一场聚会，让谭政一上来说的“司令员，你要注意啦”和提的几点意见给彻底搅合了。

    赵小曼就在隔壁值班，听见刘一民声音越来越大，慌忙进来倒水。倒完水，轻声说道：“请首长们喝水。参谋处的同志们都在候着呢，等候研究作战计划呢！”

    刘一民也确实是在借题发挥，把自己的郁闷全部发泄了出来。只不过他冲着谭政和罗荣桓发火没道理。罗荣桓不用说了，谭政也是好心好意地把收集到的意见向司令员、政委汇报，只不过刚开始时说话的语气不对而已。

    赵小曼说完出去后，刘一民也不再发火了，坐在凳子上抽烟，一连抽了三根，这才说道：“刚才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让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给气的了。政委、谭副政委，对不起了。老谭收集的同志们的意见，回头我们再研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对待。不过说实话，由于军事斗争任务过于繁重，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抓的不够好。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教育大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分析问题。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偏差。就象当年鄂豫皖肃反扩大化一样，张国焘架着机枪杀人，有点很忠诚的同志被杀前还认为张主席英明无比，自己可能真的有罪。这多么可悲啊！”

    曾中生接话到：“张国焘专杀自己人。什么肃反，纯粹就是杀和他意见不同的人。”

    刘一民见罗荣桓和谭政还是不说话，就又说道：“政委，老谭，我也是发发火，出出怨气，并不是想批评谁。老谭来的晚，我和政委、参谋长、蔡主任在一起时间长，彼此说话不藏着掖着，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来说，心里不藏事。吵就吵，吵完了也就算了。反正鬼子还得打，工作还得干。我比你们年轻，说错了，谁都不要往心里去。说对了，都赶紧改就是了。中央让我们几个挑山东军区的担子，小鬼子又紧盯着我们不放，蒋介石给我们使绊子，个别同志不了解情况就指手画脚，我心里确实憋屈的很，不冲你们发发火，我都要憋死了。话又说回来，马上就要开始大战了，吵一吵，发泄发泄，也能释放一下压力。先说好啊，要是这一次我不幸战死了，你们谁都不准记我的仇，谁记仇就不是好战友。”

    罗荣桓马上就瞪着眼睛吼道：“你胡说什么呢？再敢胡说，信不信我揍你！”

    刘一民嘿嘿一笑：“我要是不说点狠话，你老是板着个脸坐在那里，这会开不成么！”

    谭政诚恳地说道：“司令员、政委，是我不对，开始说话有点盛气凌人，惹恼了老蔡，也惹恼了司令员。我做检讨！”

    蔡中也不恼了，说道：“老谭，都怪你来得晚，和我们几个不熟悉。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没意见也可以开玩笑逗乐子。你刚才一张嘴就说‘司令员，你要注意啦’，这就不对么，象是保卫部的人在居高临下的审犯人么。我不和你吵还行啊？算了，还是抓紧研究作战计划吧！”

    几个人这才安静下来，让作战处的几个处长过来，开始就着地图研究作战计划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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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三三章 十万火急

    刘一民、罗荣桓、曾中生、蔡中等人的就职通电和刘一民、罗荣桓与雷法章、宁春霖以及刘一民的公开谈话发表后，举国上下舆论哗然。只要是认得汉字的，都能从雷法章的话语中看出临沂事变的端倪。加上刘一民谈话中针对张里元《临沂事变》一文条分缕析的剖析质辩，等于是临沂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渝城满大街都是报童的叫卖声：“卖报卖报，刘一民将军说蒋委员长搞阴谋诡计”！“卖报卖报，快看国民党又来这一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奉命坐飞机到渝城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周福成、刘多荃、王铁汉、张文清、何柱国、徐良、牟中珩、缪征流等人在接受蒋委员长召见时，方知发生了官邸之变，东北军的总司令少帅张学良负伤住进了医院，听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一定要将张副总司令送上军事法庭的，而且东北军在渝城的留守机关以及张副总司令官邸已经被查封，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失去了自由。

    这下又乱套了，这些东北军将领与张氏父子感情深厚，自从撤进关内后，成了无根之萍，全靠张学良的旗号笼聚人心呢。现在张学良犯下了如此大罪，蒋委员长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明正典刑，这不是要东北军的命么？这种时候，孔祥熙的钱似乎也不是很管用了。

    但是，现在的东北军可不是历史上西安事变时候的东北军。那个时候，东北军还有十六万兵力呢。现在的东北军经过抗战以来的消耗，满打满算，也就几万人。而且，蒋介石利用张学良两次辞职出洋考察的机会，在东北军各部队里掺杂进了许多中央势力，这些高级将领们就是想怎么样也力不从心。无奈之下，万福麟挑头，竟然找到了渝城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求见[***]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要求[***]出面，营救张学良。自此，官邸之变才浮出了水面。

    就在国共双方、明煮党派、东北军为临沂事变和官邸之变展开激烈博弈的时候，[***]南满省委在锦州的地下联络员张慧芝接到了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和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联名发来的密电，十万火急，迅速查清关东军主力是否入关。

    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和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接到中央要求严密监视关东军动态的指示电后，派出侦查员多路侦查。可惜，此时正是第一路军最困难的时候，曰军的讨伐队紧追不舍，还有抗联叛徒组成的特工队为曰伪军引路，侦查员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冲出曰军的封锁圈。无奈之下，魏拯民和杨靖宇决定启用在锦州的秘密地下联络员，侦查曰军动向。

    张慧芝是锦州高等国民学校的一个教师，利用教师身份掩护为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提供情报。

    接到任务后，张慧芝思索了一番，觉得只有到火车站上去，才能查清楚关东军是否入关。

    现在和历史上不同，历史上关东军除了在开战之初派遣察哈尔兵团参加太原会战外，很少派部队入关作战。现在关东军已经两次抽调重兵集团入关参战，而且把察哈尔兵团和第八师团的命送到了关内。

    此时，锦州火车站早已被曰军戒严，张慧芝根本就进不去。这丫头也聪明，想起了她的一个学生的家长在满铁供职，是锦州火车站的副站长，而这个学生这几天正好感冒，没有上学。张慧芝灵机一动，就给那个副站长打电话，说是要去看望学生。

    东北不同于关内，曰本人的势力早已完全渗透，特别是九一八之后曰军侵占了东北，进行奴化教育，当伪职员的人很多。象锦州火车站，站长是曰本人，副站长和许多职员都是中国人。曰军也不怕中国人不好好干，他们实行的是连坐法，一个人通抗联全家问罪。这也是伪满洲国防军入关作战很少投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副站长见是孩子的老师来了，很高兴，跑到站外迎接，领着张慧芝就向火车站内自己一家居住的工房走去。迎面就遇上了鬼子站长。

    鬼子站长色迷迷地朝着张慧芝打量了半天，说了几声哟西，然后就问什么的干活。

    副站长忙掏出香烟给鬼子站长点上，点头哈腰地报告说：“太君，孩子的老师来搞家访。”

    鬼子站长又说了哟西，美美地吸了口烟，然后就抓住副站长的衣领，骂开了巴嘎，边骂边扇耳光，说是副站长良心大大的坏了，皇军的命令的清楚，车站一律戒严，任何人不得入内。快快的开路！

    挨了打的副站长看着扬长而去的鬼子站长，骂了声妈拉巴子的，捂着已经渗出了血迹的脸，歉意地对张慧芝说：“张老师，对不起，这几天鬼子在车站戒严，不能请你去家做了。”

    张慧芝此时已经看清楚了，车站内停满了长长的军列，平板车厢上装的有坦克、大炮，站台上还有许多从火车上下来的鬼子，车站的机务人员正忙着给列车加水、上煤、检修，分明是关东军南下入关作战了。本来她还想能够在车站多停留一阵，弄清楚鬼子的番号，现在不行了，只能报告关东军南下了。

    张慧芝好心地对站长说：“不用客气，为皇军效力要紧。要是下午撤销戒严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再来看望。”

    副站长摇摇头，歉意地说：“张老师，下午不成，最近都不成。军列一趟接一趟地往南开，这戒严一时半会儿怕是解除不了。走，我送你出去。”

    副站长把张慧芝送出了锦州火车站，挥手作别后就走了。陈慧不再停留，马上招手喊黄包车，朝自己的住室赶去，她要回去发报。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去年7月率领部下115人叛变投敌的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跟随他的主子岸古隆一郎到锦州办事，此时正在火车站。这程斌自小跟随杨靖宇，是杨靖宇手下最得力的将领，在杨靖宇处见过张慧芝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