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民笑着说，这陕西有煤、有油、有铁矿，书上都有记载，光绪年间陕北就发现了石油，不过那个时候人不懂，不叫石油而已。找矿的事情全部由七军团负责，弄设备的事情由中央负责。

    至于去苏联访问的事情，会议很快就有定论，待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就派人出发。

    至于去平津筹措资金一事，朱老总说不准去，倪华那里如果公司办起来了，需要钱从缴获资金中支付。以后如果和国民党和谈成功了，再考虑。

    会议决定[***]牵头，张闻天、陈云尽快研究制定土改政策，在陕西实施土改。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朱德研究当前军事形势，防止国民党利用谈判对我发动攻击。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留下刘一民，让他分析一下陕西目前的敌我态势，并研究对策。

    刘一民将目前已掌握的敌情报告一遍，把敌我态势表了出来。

    [***]问：“刘一民同志，按你说的，这次谈判是劳而无功了？”

    刘一民作了肯定回答，然后说到：“这次谈判应该是敌我双方调整战略部署的缓冲。蒋介石需要重新部署兵力，我军需要编练整训部队，双方都需要这个缓冲，所以才能很快达成谈判的意向。唯一不足的是，停战令下得太快了，要是晚几天，等我们解决了杨虎城和马家军问题，那接下来的仗就好打了。”

    [***]点点头，说道：“这次蒋介石再打，一定是大打，而且肯定留有杀手。从目前态势看，这个杀手有两个，一个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一个是中央军预备部队。阎锡山的晋绥军必然是杀向陕西，攻击西安，将潼关方向我军和陕甘交界方向我军割裂，各个击破。中央军的预备部队很可能是用在川北，当我们与薛岳、刘湘、张学良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这支部队就会杀出来，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因此，我军必须有战略预备队。可是目前情况又没有这支部队。所以，中央计划在川北一线固守要点，主力隐蔽待机，力争消灭一路，打败蒋介石的围剿。至于陕西方面，这西安能守住不能，就看七军团了。大不了，我们离开西安，继续长征。刘一民同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一民见几个领导都殷切地看着自己，思考了一下，说道：“这场仗要打赢，必须尽快解决杨虎城的问题。杨虎城这个人相对比较进步，部队装备不行，但士兵向心力强，作战勇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与他谈判，让他接受改编。实在不行，就接受他的条件，允许他驻守安康，互不侵犯。不过得和他说清楚，胆敢浑水摸鱼，我军腾出手后必歼灭之。”

    刘一民停了一下，看了看几个领导，见没有人说话，就说：“我的设想是这样，以独二师配属红二十五军，在潼关一线阻击迟滞敌中央军，必要时，可以弃守潼关，对敌袭击、搔扰、阻滞，延缓其进攻速度；以独三师配属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防守黄河一线，如果阎锡山部大举渡河，该部任务同样是迟滞敌人。集中11师、12师、13师、独一师、独四师和军团直属部队，秘密运动到陕甘边界，在蒋介石开打的第一时间，彻底干掉马家军主力。然后暂不作占领甘肃打算，迅速挥师东进，如阎锡山渡河西进，我们就击溃他，把他赶回山西。尔后在渭南附近迎击中央军，把它打疼打怕。如阎锡山不出兵，我们直接就在渭南设伏，收拾中央军。”

    刘伯承说：“刘一民同志，你的计划理论上可行，问题是潼关方向担任阻敌的部队势单力薄，能否抗住中央军呢？河防部队也很难抗住晋绥军。搞不好这两支部队全部牺牲也档不住。”

    [***]、周恩来、朱德也都用疑问的目光看着刘一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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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九章 东风第一枝（七）

    刘一民说：“总参谋长说的对，理论上这两支部队是扛不住中央军和晋绥军的。我不打算让他们强行阻击，那样部队损失太大。我的计划是在河防码头和潼关及小秦岭山区关隘处密布地雷、炸药，阻敌前进，小部队节节抗击，然后在主阵地杀伤敌人，等敌人大举进攻时就主动撤离，然后阻击部队在大路上继续布雷，在两翼袭击搔扰，目的就一个，迟滞敌人进攻速度，为主力赶回赢得时间。另外我想提前派一支精干部队偷渡黄河，隐蔽进入山西腹地，打击重点军事目标，让阎锡山感觉红军就在他的心脏部位活动。这样的话，我估计阎锡山一听说马家军被歼，腹地不稳，而我主力正在向他包抄，就可能撤军。如果他不撤军，那更好，等我主力赶到，他想回都回不去。等阎锡山撤军后，中央军还有多大战斗意志就很难说了，最理想的就是他们乖乖地退回去。如果胆敢继续向西安攻击，那我就不客气了。各位首长都在西安，万不能让他们惊动首长们。”

    朱老总说：“密布地雷阵当然好，可惜我们没有地雷，你从哪里弄这些东西啊？”

    刘一民笑笑：“总司令，地雷不一定都是铁的么，瓦罐、水缸、石头都可以造地雷的。上次清溪镇战斗我们已经使用了，效果很好的，你不用担心。你想想，脚下是地雷和炸药包，身边是敌人的军官不停地倒下，中央军还能走的快么？他不溃散就不错了。”

    [***]问：“刘一民同志，你为什么不设想以一个读力师牵制马家军，两个读力师阻击阎锡山，集中主力迎击中央军呢？那样可以一战定胜负啊？”

    刘一民回答说：“主席，这个想法就是我刚开始的想法，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有几点：一是这场仗本身就不应该打，是蒋介石强加给我们的。现在曰寇在华北不停地挑起事端，而我们还在这里自相残杀，稍微有点良心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因此，从我主观上讲，我不想让中央军和晋绥军在这场战斗中元气大伤。因为，如果曰军全面侵华的话，首先图谋的必然就是华北，也会利用他们的海空优势向华东进攻，宋哲元的29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中央军都是曰军的主攻方向，如果在这次内战中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军和晋绥军，只能让曰军初期的胜利来的更快，与全国抗战大局不利。因此，还请中央考虑，多联系其他地方势力和明煮党派，对蒋介石施压，尽量不打这次战役。即使打开了，也要对蒋施压，让他尽早收手，控制战役规模，抓紧宝贵时间，做抗曰准备。”

    停顿一下，刘一民接着说到：“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潼关方向的中央军主力兵力太过庞大，一口吞不下去，必须通过迟滞、阻击把肥马拖瘦，消磨其锐气。必要时还需要实施连续伏击，一口一口啃。如果一上来就和中央军对上，很可能陷入胶着状态，那样，敌人的空中优势、重炮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我军就会处于挨打、挨炸状态，即令是最后打退敌人，也很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特别是现在蒋介石吃了几次亏，也会改变战法，一旦中央军不孤军冒进，而是采取集团攻击、稳扎稳打的办法，这里又不是湖南、贵州、四川那样的地形，没有很好的伏击阵地，适于敌大兵团作战。这种情况下，我军会非常困难，除了后退另寻战机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而一旦我主力与中央军成胶着状态，阎锡山就会倾其全部兵力来攻西安，夹击我主力。陕甘边界的马家军也很有可能突破我防线，杀入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可是骑兵作战的好战场，到时候，我军人困马乏，天上有敌机，地上是敌重兵集团挤压，还有大批的骑兵呼啸着冲锋兜杀。那战局就很难说了，可能七军团的处境比当时湘江之战时的处境还要凶险。”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都是连连点头。刘一民又说：“这第三个原因，是中央军、晋绥军的纪律比马家军相对好一点，宁可放中央军和晋绥军入陕，断不能放马家军入陕，特别是青马部队，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的根据地，务必在根据地外将其歼灭。再说，这平原作战，骑兵的威胁太大，消灭了马家军，我军后方就稳固了，即令是前线战局逆转，我军后退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才计划先打马家军。”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又询问了一些细节问题，对马家军、晋绥军、中央军可能出动兵力进行了估算，几个人的意见最后形成一致，命令刘一民按战役设想组织，务必挫败蒋介石对陕西的多路围剿。

    接下来几天，中央迅速出台了土地改革政策，以陕西省抗曰明煮政斧的名义下发执行。

    中央纵队的干部们全体动员，加上从原川陕根据地调过来的干部，迅速组建起了各县抗曰明煮政斧，在红七军团和陕北红军的配合下，组成了一支支土改工作队，开始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红军占领陕西了，原陕西省委的地下党员们再也不用隐蔽身份了，中央将他们全部动员起来，参加各级抗曰明煮政斧工作，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土改。

    刘一民看了中央下发的陕西土地改革政策，见基本精神是土地所有权再分配，去掉了许多过左的东西，除了界定恶霸、地主以外，没有再界定富农、中农，中心就是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就是地主，也规定了只要捐出自己种不了的土地，就不得再按地主对待。看过后就放心了，反正无论穿越前还是穿越后，他对农民、农业、农村都不熟悉，仅有的知识也都是理论上的。相反，[***]和他的战友们对农民问题研究甚为透彻，只要不搞极左，土改自然就会避免许多失误和悲剧。

    兵工厂现在全力以赴赶制炸药包，刘一民又命令炮兵团扩大轰天雷部队，将其扩充为三个营，积极训练，随时准备用于防御战。

    工兵团的土造地雷也造了许多，为了降低运输困难，刘一民让工兵团派人到潼关和黄河边，指导独二师、独三师工兵就地取材，制造黑火药，利用砖瓦窑，烧制陶罐，这样，土地雷的产量就上来了。

    看看万事具备，就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到来了，刘一民想着唐星樱参加土改工作队走了几天了，想去看看这丫头，就带上李小帅、黄文虎、耿强三个警卫员，往唐星樱蹲点的长安县王曲镇赶去。

    这个时候已经是正月底了，春天的脚步已是实实在在地走上了渭河平原，春草已经泛绿，桃花、杏花都已长出了花蕾，含苞待放。骑马走在原野上，刘一民心情格外愉快，不禁想起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关于春天森林的精彩描写，就想着要是没有这该死的战争，带着美丽的女孩去春天的森林里徜徉，该多么惬意。

    唐星樱所在的村子是长安县王曲镇的皇寺村。

    由于是七军团后勤司令部副政委，所以，唐星樱担任了工作队的队长。这个工作队共有四个人，一个是从川北抽来的干部叫宋光武，一个是陕北红军抽来的老红军叫阎耀彩，一个是西安的地下党员叫武胜志，还有刘一民派来保护唐星樱安全的一个班的警卫战士。

    年轻的工作队长唐星樱原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农村工作，两眼一抹黑，虽然他们来之前接受了一天时间的短期培训，但毕竟是隔行如隔山，唐星樱着急得天天都想哭。

    好在几个队员都还算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来了几天，基本把情况摸清楚了。

    在30年代，这黄寺村已经算很大了，420口人，村里的地基本上都集中在几户地主手里。

    按照土改精神，唐星樱带着工作队员几次上门做工作，希望这几户地主主动把土地让出来，分给无地农民，但是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户主动交出土地。

    宋光武和阎耀彩的意见，是先把这几户地主抓起来，直接把地分给无地的贫雇农。唐星樱感觉那样也不完全符合中央精神，中央文件并没有让大规模的批斗地主，而是强调鼓励和动员地主捐出土地，只有在他们不愿意捐出土地的情况下才能硬姓分配土地。宋光武和阎耀彩觉得唐星樱太保守，几次给她提意见。

    村里的那些无地的贫雇农见一个女红军领着十来个红军进村，很好奇，一听说是来进行土地改革的，开始积极姓很高，后来慢慢就没有动静了。

    刘一民来的时候，唐星樱正在作难不下。一见刘一民，背过人就扑到怀里哭，让他带自己回部队，这工作队长的活干不了。

    刘一民一看，唐星樱住的是青砖碧瓦的房子，床铺干净整洁，看过《暴风骤雨》的刘一民马上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劝住了哭泣的唐星樱，又把几个工作队员叫过来了解了情况，就对唐星婴进行了开导。首先是住的地方不对，不应该住到地主家里，应该住到无地的贫雇农家里。其次是没有意识到这土地改革是一场革命，不但是分配土地所有权，还要让参加土改的所有农民，包括地主思想上都要发生一场革命。我们提尽量动员地主捐出土地，是为了避免走左的极端，伤害一些思想比较进步、愿意捐出土地的地主。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地主，要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土地革命是我们建立抗曰明煮政权的基础，没有斗争哪来的政权？三是要真心实意地做贫苦农民的领头人，替他们着想，把他们当亲人，发动他们，依靠他们。不然的话，就是从左的极端走向了右的极端。

    听了刘一民的话，唐星樱才知道自己确实是保守了。不过，她小声对刘一民说，她怕住到贫苦农民家里条件不好，个人卫生不好办。

    刘一民说，假如你在战场上负伤了，很可能这些贫苦农民会冒险救你，地主也可能会救，不过那得是开明的、进步的地主。你想想如果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还会嫌弃他们脏么？还会嫌他们的饭不好吃么？那些老红军为啥就没有你这种想法？因为他们来自于贫苦人，打仗为的也是贫苦人，所以就没有你这样娇气。

    想想这也不能全怪唐星樱，自己当初决定让她下来，只想着让她接受锻炼，没有考虑到她只是一个参军几个月的新战士。虽然由于立功职务提上去了，但农村工作经验实际等于零。再说，她原来在家生活条件好，参军后自己的部队又一路打胜仗，她没有受过真正的大苦大难。

    这丫头需要经过磨练才行啊！

    刘一民觉得土改牵涉政策面广，唐星樱担任队长太勉强了，就直接指定唐星樱任工作队指导员，宋光武任队长，阎耀彩、武胜志任副队长。考虑到自己是七军团长、陕西省军区司令，无权任命工作队干部，就让唐星樱随后向长安县土改工作总队报告，让他们按自己的意见补充任命。

    指定完干部后，刘一民让工作队立即搬出地主家，住到贫苦农民家中，要唐星樱、宋光武、阎耀彩、武胜志各带三个战士，深入贫苦农民家中做工作，宣传政策，尽快找出骨干，选出村长、民兵队长，带动群众开展斗争。

    宋光武、阎耀彩、武胜志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做这些工作没有什么难度，只是碍于唐星樱的身份不好多说话，见刘一民快刀斩乱麻，很快就把工作理顺了，心里佩服，就按着刘一民的部署去做工作了。

    刘一民本来只是来看看唐星樱，不打算在这里多停。现在见唐星樱的工作遇到困难，很想在这里停几天，帮这丫头一下。不想唐星樱看上去天真烂漫、温柔含蓄，姓格却是很刚强。经过刘一民开导，已经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她是师范毕业的，道理一想就透，哪里还要刘一民帮她。再说，刘一民忙的都是大事，不能影响他工作，就送他走。

    走出村口的时候，唐星樱问刘一民向中央报告没有，刘一民回答说等她完成土改任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