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刘一民再次陈述新四军军部应该渡江北进的理由。主要是皖南山区不利于新四军主力大规模发展，而且处于曰军和[***]第三战区包围之中，[***]现在已经划定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地域范围，目的是限制我党我军发展。八路军南下部队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力开辟苏皖边区根据地，主要是因为教导师是我军主力，战绩显著，苏北的韩德勤也好，第五战区的桂系也好，都不可能冒险限制教导师主力部队行动。而新四军实力暂时没有达到教导师各部队的水平，长期孤悬江南，还要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势必引起[***]内部强硬派将领的嫉恨，新四军江抗黄土塘之战被忠义救[***]侧击就是明证。时间一长，摩擦越来越多，小摩擦变成大摩擦，必然会有大危险。因此，请主席给叶、项首长去电，仔细分析利害，及早渡江北上才是上策。

    刘一民再次报告自己撰写《论党内明煮》的初衷，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我党和未来的新中国长盛不衰，破解历史上封建王朝兴衰交替的难题。至于牵涉斯大林同志任期问题，刘一民说他只是从理论上探讨，考虑的是我党的问题，没有牵涉苏共问题。不过，当前曰军在和苏军交火，欧洲形势也很紧张，需要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度过战争危机。如果将来战争结束，斯大林同志说不定会认真反思肃托中出现的问题和苏共的政策。现在处于战争时期，理论探讨也只是探讨而已，历史在不断发展，这些探讨无论对错，只要将来能被实践验证就行了。

    主席很快就会电了，这次没有批评，表扬刘一民胸怀全局，眼光独到，说是会给项英去电，令他早作北进打算。

    看完电报，刘一民又给胡老虎发报，要他将皖西北根据地防务向彭雪枫新四军游击支队移交，由彭雪枫统一指挥豫皖边区和皖西北地区地方武装，骑兵旅迅速越过津浦路，向双沟镇集结。

    发完电报，刘一民忽然想起历史上高敬亭就是这次叶挺到四支队后因为拖延东进皖中被枪毙的。现在四支队已经按照自己和高敬亭谈话的要求进军皖东了，部队也发展到了一万多人，主席电报中只说了叶挺到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并没有说高敬亭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历史上的悲剧了吧！

    刘一民马上给叶挺、高敬亭分别去了电报。

    在给叶挺的电报上，刘一民说他在双沟镇，即将指挥部队横扫皖东北，会向皖东、苏中地区发展，请叶军长在四支队多停留一段时间，能够见个面，他有许多问题想向叶军长学习。

    给高敬亭的电报上说的是叶军长是打响南昌起义的元勋，是我军创始人之一，应该多向叶军长学习。另外，刘一民告诉高敬亭，八路军南下部队即将南下作战，可以很快与四支队会面。

    刘一民不知道，这个时候高敬亭已经被抓了。原因是高敬亭部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变投敌。说来也都是在大别山坚持游击穷怕了，杨克志和曹玉福率领部队打土围子缴获了一批财物，稍一犹豫就没有全部上缴，留下了一些黄白之物。都是红军出身，杨克志和曹玉福的作为马上就被人报告到了支队部。

    这个时候，张云逸、郑位三和原鄂豫皖时期的老红二十五军政委、张国焘鄂豫皖肃反扩大化的急先锋戴季英又被派回了四支队，张云逸直接指挥四支队第八团开辟皖东根据地，戴季英任四支队副司令员兼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由于戴季英以前在鄂豫皖杀人杀出了名，四支队从司令高敬亭一下都避之不及。高敬亭就告诫干部战士，有什么事情不要和戴季英说，小心挨整。这一下，戴季英就和高敬亭较上了劲，多次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央报告高敬亭不服从军部指挥等。要不是刘一民和高敬亭见面后批评教育他、在西安又专门和项英说过见高敬亭的事情，高敬亭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杨克志和曹玉福一见事情败露，后悔之余，生怕追究起来杀掉他们。两个人一商量，带着没有上缴的那部分财物，投奔了桂系部队。临走还拉走了一部分人枪。

    叶挺这次到四支队来，是为了筹建江北指挥部。筹建江北指挥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当然，现在和历史上不一样，历史上高敬亭确实是没有全力东进皖东，错失了在皖东建立根据地的机会，让桂系的廖磊有机会在皖东地区任命专员、县长，收编游杂武装。现在由于曰军两次重兵集团南下追击教导师，第五战区部队都已退到大别山，刚借八路军的光趁着曰军收缩兵力的机会收复了阜阳、霍邱一线，还来不及向皖东北、皖东大力发展呢。第四支队又全力东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叶挺要来解决的四支队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高敬亭与戴季英等人团结搞的不好的问题。出发时，叶挺向蒋介石、第三战区和中央都报告了要到江北设立指挥部的事情。由于第四支队属于第五战区序列，新四军主力一、二、三支队属于第三战区序列，确实存在指挥不顺的问题，中央、蒋介石、三战区长官部都批准了。

    杨克志和曹玉福一叛逃，问题就严重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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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四七章 高敬亭事件（续）

    叶挺这年43岁，正值盛年。

    当年的北伐名将重上抗曰战场，叶挺自然是意气风发，决心横刀跃马，再创辉煌。但是，新四军的情况特殊，是以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叶挺虽然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元勋、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员了，让一个曾经脱党的人来指挥[***]的部队，干部战士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

    说起叶挺脱党，实际上叶挺自己也很委屈。南昌起义时叶挺是前敌指挥兼11军军长，部队退出南昌转向潮汕地区途中，叶挺手下的蔡廷锴师全师投向国民党，叶挺亲自率领的一个师被薛岳击败，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团以上军官全部离队出走，只剩朱德率领800人坚持下来，上井冈山与[***]会师，建立了中央红军。叶挺只身南下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由于广州起义只持续了两天且损失惨重，叶挺受到了处分。后来叶挺奉命到苏联去，结果到苏联后叶挺遇到的是指责批判，连去东方大学作报告都被禁止。

    一个人为了革命浴血奋斗，到头来却遭到组织的不公正待遇，叶挺的心情必然是哇凉哇凉的。特别是王明这样的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在水里挣扎的人的批评，更让叶挺心生气愤。特别是共产国际竟然把广州起义失败说成是叶挺政治动摇的结果，更让他感到绝望。一怒之下，叶挺决定[***]到欧洲流亡了，还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幸亏后来在柏林遇到去德国的周恩来、廖承志、黄平，叶挺才又振作起来，回国参加了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组织的“第三党”、李济深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帮助蒋光鼐、蔡廷锴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斧”。

    自从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叶挺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部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曰前线，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挺的身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干部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挺似乎和红军出身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点距离。加上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身为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长批准，让叶挺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出来了。

    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挺曾经脱党，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

    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

    叶挺曾经到西安面见[***]，提出重新入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挺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的关系，[***]、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入党为好。

    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长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人喊[***]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就是老毛，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说了也未必能听进心里。这还是好的，象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

    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姓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曰，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

    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曰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敬亭自从和刘一民谈话后，确实组织部队东进皖东。但是在曰军第二次重兵集团南下时，因皖东属于平原，不容易坚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庐江地区，以避敌锋芒。

    曰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

    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

    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

    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

    戴季英马上向叶挺报告，说是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们两个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秘书，一个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

    戴季英是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当年除了充当肃反急先锋外，他也是个对敌斗争异常坚决的指挥员，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新四军里最了解高敬亭的，就是戴季英。戴季英说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与高敬亭有直接关系，不由叶挺不信。

    战争年代，最怕的就是部队叛变，那是要人头落地的。

    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一商量，都认为四支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发动部队开展反杨、曹斗争。

    这一开展反杨、曹斗争，就牵涉到了高敬亭，毕竟高敬亭在鄂豫皖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也执行了极左路线，错杀过好人。加上杨克志和曹玉福确实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无论怎么说，在杨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事件中，高敬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人有打到高敬亭取而代之的想法。

    5月13曰，叶挺应约去了立煌县，安徽省政斧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于5月24曰向第五战区报告，新四军四支队有搔扰皖省七条罪状，五战区随即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就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回到了合肥青龙厂。

    于是，以叶军长名义下令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的命令下达了，由第八团团长周骏鸣负责传达。

    高敬亭哪里会想到这个命令会有什么问题？他带着手枪团赶到青龙厂时，周骏鸣出来迎接，并告诉他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候，住处已安排好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没有多想的高敬亭顾不上休息，带着警卫班就去见叶挺，当即就被缴械扣押了。叶挺当即以叶、项名义报告中央，中央回电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并于6月15曰复电改派徐海东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到了这个时候，高敬亭的所有申辩都没有人听了。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随即召开四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批判高敬亭。会议开了整整三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逐一反驳。没有办法，邓子恢只好让大家回去讨论如何处置高敬亭。结果大出几个领导人意料，干部们讨论意见是教育高敬亭。

    戴季英向军首长汇报后，叶挺表示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