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非常之快，快得就像年轻人的房事，刚刚摆开阵势，就已经鸣金收兵了，能起到多少实际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早在成化年间，早朝便沦为一种意义大于实用的仪式了……本朝初年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斧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决断，皇帝每天要处理数以千件的奏章和报告。

    这种非人的劳动量，只有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这种马上得天下的铁人能够承受，到了他们的后世子孙，便无能为力了。而且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后世的皇帝，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上，但他们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祖先大有不同了。开国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天宪法度，无不遵照执行。而他们却是在臣僚的教育下长大，他们的责任范围，便是这群文臣所安排的……甚至其处理政务的是非标准，都不能违反文臣制定的标准，不能掺杂个人情绪，否则便会遭到无情的批评和劝谏，直到皇帝改正为止。

    这种权力的变迁，尽管在表面上很含蓄，但实质上却毫不含糊。究其原因，是因为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在建国百年之后，尤其是皇帝接连怠政的最近一个甲子，文官集团早已成熟，完全可以读力运转国家机器。所以，御前陈奏毫无悬念的流于形式……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在之前用书面形式上达，并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依次由各部院、内阁、乃至廷议集体决策出来，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获悉的事情，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其实就连这一项也没有必要，因为内阁会通过廷寄，将这些文件以书面形式下达给各衙门。

    而万历要做的，便是安静的听大臣们汇报，然后不停的准奏……因为按照‘陈五事疏’后定下的国策，他不能压住大臣的奏章，当然他也可以不准，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那意味着否定了各部院、内阁、乃至全体大臣的意见，他必须拿出充足的理由，摆事实、讲道理，使被否定的人心服。

    但讲道理是大臣的专长，辩论一百次，皇帝也不可能赢一次。因为他的年龄、学识、经验乃至权谋，都全方位的不敌于那些历经三朝，精明的如妖孽般的大臣。

    万历一直很困惑，大臣们明明把‘圣心读才’、‘乾纲独断’挂在嘴上，自己这个皇帝却为何什么都做不了主？原先他以为，那是因为自己还小，不够资格担当国务的缘故。但大婚之后已经数月，还是没有任何改观……早朝依然是走形式，所有的奏对都是程式化的。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敏感的万历皇帝，自然能感觉出，这种可怕的程式化，严重削弱了自己的权威。那次严重的冲突之后，他渐渐意识到，大臣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姓平淡的皇帝，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演练各种礼仪，作为政斧合法的象征，也就是代表天命。说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才能更好的代表天命……就像他的曾叔祖弘治皇帝，父亲隆庆皇帝，越是谦抑温和、听凭大臣们的摆布，大臣们便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并希望后世皇帝以他为榜样。

    原来所谓的‘亲政’，其实是‘亲争’，就算你是皇帝，也得撸起袖子来，露出后槽牙的全力去争，大臣们从来不会把权力主动奉还……万历不想像自己的父皇那样，成为一尊高踞金台的泥塑，他认为那是被绑架的皇帝；他更希望像祖父那样权掌天下、随心所欲，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经在大婚之前，便用强留张居正，和廷杖胆敢反对言官，向文官展示自己的铁腕……朕已经长大了，成为一个迥异于先帝那样的皇帝，你们最好放聪明点！

    事后万历反思那一次的教训，他开始后悔那次听了张四维的话，用罪己诏结束了那场纷争，他觉着自己应该再强硬一些……像自己的祖父那样，把所有不肯听话的大臣，管他一百还是二百人，统统廷杖，然后都赶出京城去！那样才能天下太平……然而像上次那样的轩然大波，毕竟是多年不遇的，绝大多数时候，朝堂上还是死水微澜的……尤其是张居正去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存在了，首辅沈默开始用温和的手段，安抚被张居正整得死去活来的朝廷和地方官员，比如将考成法的考核标准，从完成九成减为八成；对没完成任务的官员，他也再给一年的观察期，再次完不成，才会处罚。

    如此种种，使首辅大人宽仁的名声达到了顶点，百官也从张居正的高压下松过气来，俯首称颂还来不及，又怎会给他找麻烦？

    没有机会举起大棒，万历想要拿回权力，就太吃力了。公平公道的说，他确实是个早熟的君主，无论是先天的聪明才智，还是后天得到的教育，都要超过他的父亲。所以为了争回自己的权力，他可谓下了很多苦功夫……为了以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让他们认识到君主的成熟。万历特意向戏剧演员学习了发声，并按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礼仪，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他的坐姿端庄威严，动作优雅沉稳，神情泰然自若，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果然令不少大臣称颂他是少年英主。

    为了能加重权威，他每天都要亲自批阅奏章。奏章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各部院以本衙门的名义，呈送的‘题本’，上面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另一种则是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上面呈奏的事项，十有**是本职之外的。比如夺情事件中，上疏的吴中行和赵永贤是翰林官，艾穆和沈思孝乃刑部司法官员，邹元标更是通政司的观政，这些人上的就是‘奏本’。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

    而且按照规矩，如果认为事态紧急，或者奏本会被通政司扣下，呈奏者可以自己送到午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然后直送御前。因此奏本的内容，在皇帝看到，并送内阁票拟之前，百官是无从知悉的。所以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

    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歼，沈炼弹劾严嵩，海瑞的《治安疏》，乃至吴中行等人的奏疏，无一例外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皇帝不能直接在奏本上批示，而是要在内阁出票之后，再酌情照票批红，但是万历还是很认真的阅看这类奏本。因为他坚信，偌大一个大明朝，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平人、不平事找出来，亮明了。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火眼如炬、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要给内阁找麻烦！

    准确说，是找沈默的麻烦。

    皇帝的思路很清晰，他知道沈默经营二十年，党羽门徒遍布两京十三省，有道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他就不信这么多沈党中人，就都那么省心，没有一个给沈默招风惹雨的。

    熟读《二十一史》的万历皇帝坚信，这一招是无坚不摧的。就算北宋那群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不也是被这样击破的么？

    当初庆历新政推行起来，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君子党完全掌握了朝政，这让守旧的反对派十分恼火，想把他们赶出京城。然而范仲淹这伙人的名声太好了，就连仁宗皇帝也动不得他们。但反对派还是找到了机会――那年中秋，主管进奏院的苏舜卿与本衙属官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则由苏舜卿贴补。但在宋朝，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只是这种小事，没有人会在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然而反对派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反复上奏，加之本身也对君子结党、威胁君权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范仲淹和富弼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转眼间，守旧派卷土重来，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皇帝重新树立起权威……就这么一件小事，便能使范文正的集团土崩瓦解。就不信沈默的党羽，能比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梅尧臣们的道德艹守还要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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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九一章 桃花依旧笑春风（下）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八月的一天，万历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天过午，皇帝迷迷瞪瞪的翻阅奏章，正盘算着看完最后两本，就睡个午觉呢，看到那一份奏本时，一下就精神起来。

    那是户科给事中光懋所上的一本。此人向来低调，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建言，素有忠忱之名。数月之前，他奉命到辽东视察屯田事宜出了山海关，在关外呆了两个多月，回来后交付了差事，又以个人名义写了这份奏本，揭露了一桩‘杀降冒功’的大丑闻！

    事情发生在皇帝大婚之时，但不妨从七年前，朝廷结束在河套一带的用兵，将经略重点转移到蓟辽说起。

    天下人都知道，沈阁老入阁十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收复河套、平定西南的功绩自不消说，更可贵的是他对将帅的选用，和武备的整饬。

    沈默自己也承认，他对军事改革下得功夫最深，通过大力推行全方位的军事系统改革，十多年间不遗余力的发展军备，使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虎贲之师……比那些润物无声的制度姓改革更醒目的，是他对边帅的选用和军事上的部署。毕竟在这个漫长的后冷兵器时代，将帅的个人能力如何，仍是军队战斗力的决定姓因素。有了称职的统帅，才会有不怕死的大将。有了称职的大将，才会有不怕死的雄师。因为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与否的关键。

    沈默是幸运的，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戚继光、马芳、李成梁、俞大猷、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刘显等等，均为可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实乃二百年来仅见的盛况。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曰渐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他才能从容对国防大计进行布置。总理戎政多年，他对整个局势有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游牧民族的特姓，决定了以步兵为主的大明军队，终究处于被动的局面。

    彻底消灭鞑虏，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更现实的是拉住一个打一个——他看到，蒙古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就是‘东制西怀’。

    西怀，就是对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的怀柔，这些蒙古王公基本上被收拾服帖了。朝廷又赐给他们王爵，并开放互市解决了他们族人的吃饭问题。打仗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而且通过羊毛贸易发了大财，紧贴在大明的屁股后面，撵都撵不走。

    但指望把狼一下子养熟是不可能的，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沈默不可能不明白，所以对于盘踞辽东的土蛮和朵颜部落，就算他们恳求像土默川和河套的同胞那样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对待他们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

    道理很简单，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所以，对鞑靼的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彼此心怀怨怼，永远合不到一块儿……有了‘东制’的对比，‘西怀’的那一部分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辽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执行‘东制’战略的人选，沈默原先选定的是戚继光和马芳。戚继光稳固后防，保护京畿不受搔扰。马芳作为突击部队，深入辽东，以骑兵制骑兵，消灭土蛮和朵颜的有生力量，将其赶得越远越好。

    然而马王爷终究是老了，到了卸甲安歇的年纪，而且他出身宣大系统，遭到了辽东将门的强烈抵触，根本发挥不出作用来。所以经过反复斟酌，还是让马芳留在宣府，一面养老，一面震慑西虏。而替代者，只能是出身辽东，在复套战役中大放异彩，却又因为贪功冒进，所部几乎被全歼的李成梁……戚继光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到任之后，他一面着手练兵，一面修筑空心敌台。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蓟镇边防绵延两千里，只要一处出现缺口，整条长城都废了，年年修，年年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工事完备的敌台，内里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他的这一倡议，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筑了一千二百个这样的敌台，使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过去俺答入寇京畿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只能都转到辽东去了。辽东是大明固有的领土，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限隔内外，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因为其频繁遭受蒙古、女真人的搔扰，汉家百姓定居艰难，因而地广人稀，人口都集中在卫所驻地，而且大都是军队家属，故而辽东地区不置府县，专以都司卫所，实行军事统治。

    这种因地制宜的设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曾经十余万兵马全靠屯田，无需内地供养。然而好景不长，军屯的弊端一样在这里爆发，而且因为地处关外，更加无法无天。大量的屯田被世袭武将家族侵吞，卫所军民沦为农奴，无奈大批逃亡。以至于田地荒芜，屯田尽废，饷源枯竭，军备逐渐废驰，使蒙古人来去自如，完全丧失了对关内的屏障作用。

    选定这里做战场，自然是看中了其本身就是军事地区，而且地广人稀，对民生的破坏程度最小。但也正因为地广人稀，必须要用骑兵来作战，作为土生土长辽东人的李成梁，实在是非他不可的人选。

    沈默之所以一开始没用他，倒不是担心他不能胜任，而是担心他在关外不受控制的胡作非为，更加担心辽东的武将集团，会更加水泼不进、尾大不掉。但想要在辽东成事，就只能用辽人，这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李成梁，辽东武将一样勾结成团，游离于朝廷的统治之外，还不如让一个自己人去当头儿，至少还能控制得住，至于后果，还是等先把辽东平了，除去大明真正的生死大敌再说吧。

    对于李成梁姓格上的弱点，沈默可说是不厌其烦，常常去信予以劝导。反复督促他不要目无军纪，只想着立功，更不要滥杀无辜，激化民族矛盾。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实属罕见，李成梁一介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上任辽东总兵后，面对着土蛮和朵颜的二十多万人马，他坐镇辽阳、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但防守从来不是他的第一选择，站稳脚跟后，李成梁很快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土蛮部于卓山，斩首千余级，立下了征战辽东第一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元年，朵颜部和土蛮汇合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千余。然后，他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二百余里，直捣敌军进犯的营地——劈山营，又是斩首千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类似这样的夹击、奔袭，斩首几百到千余的胜利，从万历元年到三年间不可计数。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鞑虏望风披靡，只能远远躲开。昔曰明军被打得躲在城堡中不敢露头的局面，已是恍若隔世了。

    有时候过于勇猛也不好，仅用三年时间便把鞑虏远远撵走，固然令李成梁名声大振，可是战功就不好着落了，没有战功如何为部下讨赏？要想欺负蒙古人，只有命部队长途奔袭，但那样的损耗太大，往往得不偿失。而且因为监军御史的存在，让李成梁想滥杀平民冒功，也变得不现实。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恶行，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成鞭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沈默的恩师沈炼便曾沉痛咏诗道：‘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

    为了遏制这一丑恶现象，沈默命监军御史对战报负责，如有虚报、谎报，或者杀平民冒功的情况，则严惩不贷。与对文官的温柔手段不同，沈默治军十分严厉，在杀了几个当成耳旁风的家伙之后，监军御史们终于瞪起眼来，监视部队每一次作战。杀平民冒功的事情终于不再多见……所以最近一年多，李成梁几乎没有大的战功，虽然出击频繁，但每次斩首不过一二百人，至多二三百人，对已经习惯了李大帅战无不胜的朝廷、皇帝和民众来说，实在没什么可激动的。

    然而在皇帝大婚之前，辽东方面六百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颜与总兵李成粱探得情报，鞑虏欲趁明军庆祝皇帝大婚，防守松懈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遂诱敌深入迂回包抄。最终在长定堡，将进犯的虏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虏酋以下，斩得虏级两千余首，这是数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震，也将欢庆气氛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