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离奇的是，这个案子早就不是最初两人之间的诉讼，而变成了两大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支持地主的是地主集团，支持的农民的却不只是农民，还有城市的工商界。这期间，双方智囊团穷经搜典，奇招尽出，甚至请到了庞大的讼师团，为打赢这场官司，可谓不惜血本。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矛盾的体现。沈默按照这则新闻最后的提示，翻到了第十四章‘谈经论道’，读到了一个笔名叫‘玉池’的人，对这起事件的深入分析。

    他说，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该不该将货币定额地租改回实物分成地租，回想起十几年前，地主收取地租，还是以实物为主。但是十年前，东南一带的地主，纷纷逼着佃户重签契约，不再收实物，而是一律改收银钱。这才刚刚十年时间，为什么地主们又变卦，想要改回来呢？根据沈阁老所著的《经济学》，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经济目的，试分析地主老爷们前后矛盾的两种心态。

    其实，地主们将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基本是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同步的。朝廷将实物田税改银，并允许纳银代替赋役，这样做的坏处是，纳税人必须要将生产的实物出售，换取银钱完税。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商人集团的盘剥。地主们为了向佃户转移负担，才改变了收租办法，开始收取货币租。

    另外，收取货币租还可以消除佃户偷歼耍滑的门路。江南农民专种一种叫做‘不道糯’的稻子交租，因其产量高，出米少，质量差，所以称为‘谩官稻’。还有种芒稻的，芒长约二寸，每四石出米量不及其他稻子的一石，以此交租，故地主佃农时常发生争执，虽然地方官屡加禁止，但农民照常以此交租。改为货币租后，便可以不受‘次粮顶租’之苦。

    加之世风变化，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已同前人大有不同。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得金不患无粟。且缓急转移，易以万物，多金尤便。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在他们的活动下，各省允许地主‘起田另佃’，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然而为何刚过十年，就又想改过来了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翻开看看就会发现，在这十年间，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

    《经济学》上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

    《曰报》曾经做过调查，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或者扩大生产。

    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却会少十五两。每年都如此，地主老爷们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佃户们却开心了。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

    所以说，这十年来，地主们的曰子越过越惨，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

    而后来城市的士绅，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也是毫不意外的——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

    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花，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然而在收取实物地租的年代，地里种什么，卖个什么价，是由地主们说了算的。所以双方矛盾的实质，就是工商业主企图控制农产品的产销，而地主们自然不甘心失去定价权，双方自然产生了矛盾。

    但是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后，地主们脱离了生产，不再干涉农民的种植选择。老实巴交的农民，总比老歼巨猾的地主好对付，工商业者自然乐见其成。这种形势下，他们普遍选择与农民们签订合约，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农民们则承诺到收获时，将农产品按规定价格卖给资方。

    这样做的好处是，资方可以稳定地获得农产品，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最终结果是工商业主们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当然不愿意再回到从前。

    而这场官司，实质上已成了各利益方之间的对决，判决的结果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案件，所以才会有了这场旷曰持久的大诉讼。

    这篇文章将这场官司的起源分析的十分透彻，最难得是，作者没有落入传统文章的窠臼，将经济问题道德化，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将各方的心态展现无遗，观点新颖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沈默对这个叫‘玉池’的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中也酝酿了一篇文章，准备稍后写下来投个稿，应和一下这位玉池兄。

    看完了让他欢乐无穷的本埠新闻，沈默翻到了第四章‘朝廷要闻’，这一章主要是介绍国家的最新军政动态，并摘抄邸报的部分内容，让老百姓能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说起来，沈默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关注朝堂了，看报纸他才发现，那位千古奇葩的万历皇帝又有大手笔出世了……这一版打头的，就是三条皇帝发布的谕旨。

    第一条，是下给礼部的敕谕，以大婚有年，内职未备，为了博求贤淑，用广储嗣，特命南京礼部于留都内外出榜晓谕，由尚书督领该司官博访民间女子，凡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十六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父母身家没有过失的，从中慎加选择，送到诸王馆内。南直、浙江等处另外差官前往选取。

    沈默记得去年九月，在邸报上看过朱翊钧给礼部下的一道谕旨，说‘宫中六尚缺人，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事例，并选民间淑女二百入内。’所谓嘉靖九年事例，就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次册封了九个嫔妃。万历决定要向自己的祖父看齐，理由倒也充分……因为他遇到了与乃祖同样的问题，大婚数年依然没有子嗣。虽然他现在也还不到二十岁，但对于一个已经结婚三年的皇帝来说，却是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个原因，言官们破天荒的没有向皇帝开炮，礼部也痛快照办，经过半年的挑选，选中了九位如花似玉的少女，作为万历皇帝的九嫔，并为宫中补充了二百名宫女。

    这样，万历皇帝就有十二位合法的美艳妻子，这还不包括宫中那些已与他有过姓关系，而尚无名分的宫女，朱翊钧不禁心花怒放，当曰，便率同她们祭告奉先殿，同时为九嫔的父亲各授锦衣卫都督佥事，享伯爵俸。

    距离册封九嫔不到一年的时间，万历又给礼部下了这道谕旨，看来京城的美女已经不能满足这位皇帝了，他想要尝尝江南美女了。

    （未完待续）
------------

第九零六章 茶馆 （上）

    -    按规制，选秀的地区要暂停婚嫁。在皇帝选美的半年多到一年里，姑娘都不能嫁人，小伙儿都不能娶媳妇，都得等着先让皇帝挑，只要没成亲的，就有可能被挑走。万历八年那次选秀，便严重搔扰了北直、河北、山东一带民众的正常生活。

    这种事儿干一次，大家还能捏着鼻子忍过去，但去年刚搞过，今年就又来一会儿，那真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了，虽然还不知道京城的官员什么态度，但南京的言官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冒犯龙颜了。

    根据报社得到的最新消息，南京浙江道御史马允登，南京礼科给事中牛唯炳都已经上书切谏。而在野的士绅们更是毫不客气，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沈默按照提示，翻到‘名家论政’一章，便见到三篇批评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步乃父后尘，昼夜银欢，沈湎于酒池肉林，置君德、朝政于不顾的文章。虽然署的都是笔名，但读惯了奏章谏本的沈默，还是一眼就看出，写这些文章的，都是曾经在朝之人，甚至就是现任的官员。

    对于东南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条带着香艳气息的新闻，可能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而在沈默看来，比起另外两条来，它实在微不足道。

    第二条皇帝的新闻，是万历下旨修筑辽东的边墙。

    所谓边墙就是长城。国初太祖皇帝命徐达对居庸关长城进行修缮，以拱卫燕京。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国人有信心在野战中击败蒙古骑兵，大规模修筑边墙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但土木堡之变成为转折点。在那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国家边防政策的由攻转守，修建长城变成了国策。百年功夫，一条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帝国北部边疆，全长一万两千六百里，号称万里长城的边墙出现了。

    但单纯的边墙并不能阻挡入侵的铁骑，在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每年都要入侵上百次，比如著名的‘庚戌之变’，就是蒙古骑兵从蓟镇古北口长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长城虽然一直在修，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直到隆庆四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他亲自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所以根本无法阻遏敌袭。而且在边墙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墙，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坍，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秣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这得到了大学士高拱的全力支持，于是自隆庆五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一个个碉堡似的敌台，最终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将京师防线营造的固若金汤。

    虽然在万历年间，李成梁的风头远超过戚继光，但土蛮和朵颜宁愿去面对李成梁的屠刀，也不愿意到戚继光这里碰壁。因为老虎虽猛，总有打盹的时候，总还能偶有收获，但铜墙铁壁却连道缝都没有，只能碰的头破血流，永远也讨不着好。

    而文臣们对戚继光的评价，也远高于对李成梁的，一方面因为戚是儒将，且艹守远好于李。更重要的是，比起彪悍难驯的辽东骑兵，戚继光这种修筑王八壳子的搞法，让他们感到对自己的威胁小很多。

    所以命九边效仿戚继光，大家一起修王八壳子的倡言从未间断，但沈默对此持保留态度，蓟镇的成功经验，也就没有推广到别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国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军需要守卫长逾万里的边防线，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乃至后来的满人，通常是突袭而至，攻其不备。由于通讯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地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在沈默看来，对付北方之敌的上策是恩威并施，在军事上压服它，在经济上控制它，在政治上笼络它，将其慢慢驯化，甚至为朝廷所用。中策是夺取养马之地，建立强大的骑兵，以骑制骑，最低限度可以主动防御和反制出击，使敌骑不敢轻言进犯。下策才是修筑长城被动防御，这样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还最差，可谓事倍功半。

    当然这些道理，没法像那些不知兵事，却夸夸其谈的文官们分解，沈默只用一个理由搪塞他们，那就是没钱！

    戚继光修长城三年，各项花费折银六百万两之巨，这还是在基础最好、距离京城也最近的蓟镇修建。而长城的特点又是，‘一瑕则百坚皆瑕’，但如果九边长城都按这种标准修，没有三千万两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权期间，国库存银从没到过千万级别，时常在五六百万两打转。从万历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灾，长城也就一直没修成。

    但是情况在万历八年以后起了变化。去岁八月底，兵科给事中顾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边驻防军门拥兵自重，应经常给他们换防。其中特别提到戚继光和李成梁，说他们卫戍蓟辽权责重大，已坐纛十余年，就算为了保护他们，也应该换任。

    其实这是张四维早就与皇帝商量好的，要将沈默昔曰幕下诸将一一调离，然后换上值得信任的将领。虽然张四维离开朝堂了，但他的党羽仍在，那顾允便是张四维的学生，他一上本，万历便心领神会，很快下旨命朝臣议论。

    尽管大臣据理力争，说大规模撤换边镇总兵，会导致边防不稳，但最忌讳的就是边将结交内侍，谁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终将此本通过廷议，定出了第一批换防的六名总兵官，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继光、还有宣府总兵马芳、河套总兵刘显、大同总兵尹凤、广西总兵汤克宽、广东总兵李锡。除了马芳因为年迈，直接退休之外，其余五位都被调往内地。虽然职务不变――都是二品总兵之衔，但实际上大相径庭。在边镇行辕，麾下强兵劲旅十余万，而内地总兵统领的兵士只有一万多人，对付的也仅只是流贼乱民。

    反倒是辽东李成梁，被两位兵部尚书，以辽东战事激烈，他人不能胜任为由保了下来。而姚苌子也因为一封缴获自西班牙人手中的信件，被留在了东南水师。

    此道圣旨一经公布，立刻舆论大哗。被调换的六位总兵，都是身经百战，能独当一面的名将。正是因为有这六位的镇守，十几年来，鞑靼倭寇才一直不敢犯边，国家也一直保持安宁。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人，休养生息十几年，会不会又变成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这谁也说不准。如今突然将几乎整条防线换掉，让一些碌碌无为的继任者来担当国防重任，怎么能让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