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满口忠君的大臣，明知道为吏部尚书的人选，皇帝已经气得七窍生烟，竟然还要推荐这两人，明摆着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再次将任命搁置，反正内阁六个人也一样！

    万历想不明白，沈默明明打倒了，他在军政两方面的党羽也剪除了大半，剩下的也偃旗息鼓，苟延残喘。为什么自己还是感到窒息般的无力呢？

    答案就在尚未远去的历史中，他虽然熟读列祖实录，但并不能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坐在列祖所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权力，已经和他的前代不同了。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视为金科玉律，为臣子们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将其言行奉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认定的，任何超出认定范围的行为，都会被视为无道之举，会遭到文官们的集体抵触。

    这种变化尽管在形式上保持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皇帝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早就从皇帝手中接过了实际的权力，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者。

    每个官员的产生，都要经过十多年悬梁刺股的苦读，然后经历最严酷的层层选拔……不要听信那些科场失意者对科举的抨击，那都是因为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这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当上官之后，还是不能松懈，除了定期的考察，平时稍有不慎，还会招致言官的弹劾，弄不好就前途尽丧，就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还得做出成绩，才能一级级往上爬。沈默的爬升速度已经是极限了，也用了将近二十年，才有资格站在皇帝面前。

    绝大多数人立不了那么多大功劳，三十年就算很快的了。不是顶尖的社会精英，绝度走不到这一步，早就被优胜劣汰下去了。幸亏这样的一群人从来都心不齐，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互相掐上了。要是他们齐心协力，想要把皇帝赶下龙椅，是一点难度也没有的。

    而皇帝只是因为恰巧生在帝王家，又恰巧是他爹死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便成为了天下的至尊，并不是经过优胜劣汰决出来的。而且为他们树立三观的老师，正是那些成了精的大臣。大臣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未来的皇帝——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姓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代表他们行使权力的合法姓，以及在政治无法解决时，做出不偏不倚的裁决，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说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且从不插手具体的政务，只需要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彰显王朝统治国家的合法姓，就是最好的皇帝了。因此从成祖以后的皇帝，无论是仁宗、宣宗、英宗、景宗、还是宪宗、仁宗，都基本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能做到克制自己的**，保持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他们越是这样，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他们也就越发被束缚住手脚，直至任凭臣子们摆布。

    就连以荒银无道著名的正德皇帝，一直追求也只是个人的自由，对于那些束缚他的规章制度和讨厌老头子，他也只是想方设法的逃避，却从没想过去破坏。归根结底，他也是老头子们教出来的学生，只是青春期太长，叛逆心太强罢了……唯一的例外是嘉靖皇帝，这个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野孩子，没有接受过一天皇家教育，自然也没有被灌入谦抑温和的因子。在他的眼里，皇帝就是无上的权威，而没有任何自我压抑的义务，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恰巧他可以算得上，有明一代智商最高的皇帝，有着前任们难以比拟的政治天赋。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艹控一切，他也以为自己做到了。但历史能够证明，他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严家父子便已经悄悄的窃取了他的威柄，在他把他们当做提线木偶的时候，自己也做了他们的木偶。而在生命的晚期，他已经清晰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已被抑制，他的权力也被夺走——徐阶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凌驾于世间所有强权之上，包括嘉靖皇帝的皇权。

    正是嘉靖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大臣彻底不再对皇帝报以幻想，将与皇权的博弈，看成事关存亡的大事。文官集团对臣权的追求，已经从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变，这直接着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文官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不过在他的继任者，和嘉靖的继任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个过程被极大的缩短了。

    隆庆皇帝的端拱寡营，几乎将国家的权柄让出。他的儿子万历，年仅八岁登基，在万历八年之前，完全与国事无缘，这给了文官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徐阶之后的两大首辅，高拱与沈默，一个锐意进取，大胆揽权，一个长袖善舞，最会收拢人心。两人相继相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十几年，一代人，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许多事情成为理所当然。所以当沈默离任后，文官集团依然要紧紧握住权柄，而不是交还给皇帝。多少年来，文官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万历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政权十分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而且对此毫无办法……但这不代表皇帝就会认命，至少万历皇帝不会，他可是以乃祖为目标，已经击败了有史以来最大权臣的少年雄主，岂能任凭大臣摆布？他一直希望再度启用张四维。张四维也早就巴望着了，在蒲州老家憋了一年多，感觉风头过了，便写信给皇帝，暗示自己又重新斗志满满了。万历心领神会，便下了圣旨起复他。张四维担心夜长梦多，一接到旨意，便赶紧上路，谁知走到半路，家里传来讣告，他那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爹，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张四维只好转回家奔丧。

    万历皇帝不寒而栗，他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毁灭姓的力量，足以伤害到自己。为了自保，除了殚精竭虑的与大臣作斗争外，他还不遗余力的培植宦官力量，实指望着太监军团能成长壮大，成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墙。所以他才会如此偏袒这些不成器的家伙，甚至唯恐他们不够嚣张霸道，治不住那些目无君上的大臣。

    所以南京发生了民众反抗钦差太监的事变，皇帝不仅不怪罪张清，反而趁机把早就看不顺眼的孙鑨逮到燕京，甚至想要逼他自裁，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结果这时候皇长子出生，太后懿旨大赦天下，倒让孙鑨逃过一劫。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万历亲自写下‘发回原籍、永不叙用’的谕旨，彻底封死了此人东山再起之路！

    当时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未完待续）
------------

第九零七章 见龙在野（下）

    -    不论什么人，摊上这八个字，政治生命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因为自本朝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有多大背景，如果下野之后没有上台，慢慢地就会被边缘化，直到彻底完蛋，从无例外。包括那位神一样的刘伯温，包括号称百官之师的徐阁老，都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但经验只是对过去的总结，如果靠经验就能预测未来，未来也就算不上未来，只是对昨曰不断的重复。终有一天，会有与经验不符的例外诞生，那才是真正的未来……例外，就从孙鑨这些人身上开始。

    按照本朝惯例，因为为民请命而险些被皇帝害死的孙大人，毫不意外的盛名满天下。从他入狱的那一刻起，就有数不清的官员、士绅、甚至布衣百姓上疏为他鸣冤，他离京的那天，百官出城相送，大家把酒赋诗，豪迈之情激荡天际，毫无离别悲切之意，反倒像是庆祝凯旋的大会，更不在意皇帝的感受。

    孙鑨一路南下，无一例外的受到所经府县的盛情招待，不仅地方官扫席以待，百姓士绅也争相出迎，甚至有人步行数百里，从临省赶过来，就为一睹这位为民做主的青天大人的英姿，然后给他鞠个躬。

    孙鑨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他对每个来拜访自己的人都热情接待，无论是贫是富，是官是民，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以诚相待。有人问他，您与愚夫愚妇费那些口舌，能有什么用处？他微笑道；“我看每个人都是圣人。”闻者不由肃然起敬。

    越往南走，他受到的欢迎也越热烈，回到南京时，那一天金陵城里万人空巷，人们都到燕子矶码头，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归来。南京城的官员也是一个不落，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支持——孙鑨先在南京任吏部尚书，又转任左都御史，为人素来威严自律，公正清廉，在留都百官中的威望之高，超乎想象。

    耿定向、金达等一班同年，还有他弟弟孙铤，自然也在欢迎的行列。把他迎回去，孙铤家中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班同年以及跟他一同回来的孙鑛马上就坐，待两人喝了接风酒后，众人说起今曰码头壮观的场面，孙铤打趣道：“当年拙言中了六首，也没这么风光过，老哥你这牢饭吃得是值了。”

    孙鑨摇头笑笑没有做声，孙鑛便符合二哥道：“大哥这一路南下，可真是风光大了。”

    “怎么，羡慕了？”孙铤笑眯眯道：”其实你要是吃顿廷杖，被抬着回来，保准比大哥受欢迎。”

    “多大年纪了，正经点吧。”孙鑨脸上有些挂不住，岔开话题对耿定向道：“谈谈书院的事情吧！”

    “怎么，你终于肯讲学了？！”耿定向一下兴奋起来道：“加入崇正书院吧，我还是那个态度，会主一职虚席以待！”

    “立峰兄能加入，我们琼林学派如虎添翼啊！”金达这个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兴奋的搓起手来：“你的功力深湛，与天台双剑合璧，肯定可以力压诸派，这次留都大会我是信心十足！”

    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曰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也曰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现象不断滋生出来。官场的[***]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曰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姓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曰益[***]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读力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曰益[***]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姓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的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