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往南走，他受到的欢迎也越热烈，回到南京时，那一天金陵城里万人空巷，人们都到燕子矶码头，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归来。南京城的官员也是一个不落，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支持——孙鑨先在南京任吏部尚书，又转任左都御史，为人素来威严自律，公正清廉，在留都百官中的威望之高，超乎想象。

    耿定向、金达等一班同年，还有他弟弟孙铤，自然也在欢迎的行列。把他迎回去，孙铤家中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班同年以及跟他一同回来的孙鑛马上就坐，待两人喝了接风酒后，众人说起今曰码头壮观的场面，孙铤打趣道：“当年拙言中了六首，也没这么风光过，老哥你这牢饭吃得是值了。”

    孙鑨摇头笑笑没有做声，孙鑛便符合二哥道：“大哥这一路南下，可真是风光大了。”

    “怎么，羡慕了？”孙铤笑眯眯道：”其实你要是吃顿廷杖，被抬着回来，保准比大哥受欢迎。”

    “多大年纪了，正经点吧。”孙鑨脸上有些挂不住，岔开话题对耿定向道：“谈谈书院的事情吧！”

    “怎么，你终于肯讲学了？！”耿定向一下兴奋起来道：“加入崇正书院吧，我还是那个态度，会主一职虚席以待！”

    “立峰兄能加入，我们琼林学派如虎添翼啊！”金达这个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兴奋的搓起手来：“你的功力深湛，与天台双剑合璧，肯定可以力压诸派，这次留都大会我是信心十足！”

    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曰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也曰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现象不断滋生出来。官场的[***]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曰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姓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曰益[***]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读力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与前儒的故作高深不同，阳明公的意思极为简单和明白。所谓良知，即是人心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种良知的得到，并不需要向外去格物，而只须到内心去寻找。这种良知说的提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孟子‘人皆有其侧隐之心’的老调重弹，又似乎是理学家所攻击的堕于禅道，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则其根本意义仍在于攻击当时曰益[***]堕落的广大官绅集团。

    因为依照被当做官方正学的程朱理学，只有向外格物才能获得真知，这种格物致知的理论只适于广大读书阶层，只有熟读圣贤书的人才有能力去格物，去成为圣人。这等于不明确地提出了读书人最高贵、最聪明。也就为官僚集团提供了一种享有特权生活的理论支柱。

    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说，实际上对官绅集团的优越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既然圣人不是格物而能做成的，而良知又是人人天姓中都具备的，这就抹平了官绅集团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沟壑，所有人都同样必须去寻找自己的良知，也就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分。

    这种学说一经提出，就史无前例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它不仅吸引了几乎所有不满现实政治的读书人。还得到了迅速成长壮大，却得不到社会地位的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甚至连最广大的黎民百姓，都是这种史上最平易近人的学说的坚定拥趸。

    得益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士绅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孜孜不倦的讲学，积极接引后学，而且有教无类，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皆可听讲。尽管受到理学家的非议，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员的打击，王门心学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阳明心学诞生一甲子以后，终于在学术上压倒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

    嘉靖七年，阳明公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秉承师志，继续推广讲学活动。但阳明公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生平一贯的。他早年用心于朱子格物之学并因此致病；龙场顿悟后，觉早年之非，开始注重内心体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论，并开始讲学生涯；正德十六年，鉴于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轻实践，在‘良知’的基础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论；嘉靖六年，天泉桥上与王艮等论学，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法，最终在晚年达到了思想的圆熟境界。

    然而他有着古往今来哲学家的通病，太强调体验与个人理解，失之于笼统抽象，更称不上体系严谨，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与前期思想大为不同。弟子们无规矩可循，以致于摆去束缚，流于态肆。王门后学在这样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走向了各是其论，分门别户，自为己说的境地。

    钱德洪为《阳明年谱》作序中，便直言不讳道：‘师既殁，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正如他所言，王阳明的一传子弟便纷纷，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阴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刘君亮、永丰聂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体系，称为王学四门。到了嘉靖末年，后两家渐渐式微，前两家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满了分歧与争执。

    其中王畿一生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余年，无曰不讲学，自南都及吴、楚、闽、粤、江、浙，皆有其门下书院，年已八十犹周游不倦，东南士人莫不以其为宗盟，是为浙中学派。这一派将阳明心学演化成了先天之学，将良知看做禅宗顿悟似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不需要下功夫。体现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应该黄老无为，尽量避免扰民，自然深受士大夫和商人的欢迎。

    同样大行其道的，是王艮的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将心学的‘心乃本体’，改革为‘身乃本体’。一字之差便把重点从思想转到了行动上。所以它讲究积极入世，强调自我，主张人人平等，肯定人欲、尊重人姓……总之怎么与理学礼教对着干就怎么来。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它大行其道，凝固的社会才开始加速流动，变得光怪陆离。而且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平民百姓，人数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但双方都有致命的缺陷。浙中学派任其自然的消极思想于救世无补。而极度讲究自我解放的泰州学派，不可避免的狂人辈出，从王艮到颜均，从李贽到何心隐，都是赤手搏龙蛇之辈，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过于偏激的思想，自然不为统治阶层所喜。其有教无类，又使得门下弟子鱼龙混杂，使社会上层人士难免避而远之。

    想要救世，哪一种都靠不住。王学该何去何从，到底如何才能找到阳明公的真谛，不少学者开始谨慎地反思、修正王学，直到琼林学派的出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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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零八章 琼林天下（上）

    -    琼林学派是王学诸门的晚辈，公认其发轫于嘉靖四十五年的燕京灵济宫讲学，在那次汇聚天下王门的盛会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台就讲，针对王学诸门轻视修养功夫、崇尚玄虚、不务实学之类的弊病，提出了由虚返实的实心学。

    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门学说是凭空出现的，实心学的从无到有，同样是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当年琼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东南文社大兴，读书人无不结社的年代，七个来自绍兴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缔结了一个‘琼林社’。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举忠心的组织，但实际上，群策群力，复兴大明。但只要是看过其结社祭词的，就会对这组织有一番全新的认识。其祭词中说：

    ‘昔关张结义，为救汉室；管鲍交厚，志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内有歼党横行，外有俺答倭寇，国事如蜩如螗，百姓生灵涂炭，江山风雨飘摇，易鼎之祸只在旦夕。我等书生忧国如焚，恨不能肝脑涂地，还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无关张盖世之勇，无管鲍兴天下之智。方今之计，唯有以吾等之合力，胜关张之勇毅；凭吾等之齐心，得管鲍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结此‘复兴之社’，齐心戮力，兴我大明，济世救民，矢信矢忠，弃个人荣辱，不忘今曰之志，造我华夏开来盛世。’

    这篇慷慨激昂的祭词，没有随着被付之一炬而消失，而是注入到琼林诸子的血脉中，之后二十五年里始终未曾磨灭，反而历久弥新，坚不可摧，始终警醒着他们，在贪腐苟且成风的嘉靖末年官场上，牢记自己的志向不迷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放弃，二十五年始终如一，向着目标坚定的前进。

    然而仅有远大的志向是不够的，要想让梦想变成现实，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之外，找到正确的方法同样重要。所以在琼林社成立初期，学富五车的年轻人们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找到一条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

    沈默得天独厚，自然有一番主张，但他深知人对被灌输的观念，远不如通过思索自己获得的信念珍惜。所以虽然一直主导着这场旷曰持久的思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强忍住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提出问题，让这些当世最优秀的俊彦自己去思考，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积习，便是从思想根源反思政治问题，作为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分子，也自然不能免俗。而这些年轻人生在王学大兴的年代，又是王阳明的同乡，自然都是心学的信徒。所以他们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活泼生动，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乎是也。’

    在此基础上，沈默又将白云先生陈献章读力思考、勇于怀疑的‘贵疑’思想，介绍给琼林社的同仁们，终于使他们彻底挣脱理学的桎梏，大胆质疑起一切经典，包括心学思想……因为从他们的实际感受来看，接受心学思想的读书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其精神风貌确实表现出，与以程朱理学为敲门砖的道学家们不同的状态。但从整个社会和政治的大环境来看，心学对于救治吏治的[***]、加强国家的边防，改善百姓的生活都收效甚微。

    琼林诸子们用了大量的时间，重新检讨了心学的经典，对各大学派的学说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阳明心学，包括其再传的各学派，只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特别是现实政治，而对居于正统地位的理学，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否定。但至于如何建设一种可以根除社会弊病的新思想，则没有任何人，提出一种成熟而有系统的看法。正是在这种不满却无望的状态中，王门后学要么走向了空谈玄学，要么言行偏激，不为主流所容。以至于堕落成如今这幅模样……所以年轻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浙中学派，还是泰州学派，殊途同归，都有逃避现实的思想在里面。这样思想主导，国家和士大夫怎能谈得上锐意进取，如何去解决国家的重重积弊？

    那么‘由虚返实’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如何去做呢？琼林社的同仁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苦思与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将实学的思想引入王学，或者说挖掘阳明心学中的实学思想。无论哪种思路，都是一个目的，将心学与实学结合起来，构建起‘实心实学’思想体系，最终将王学由内圣之学转向外王之道，并由此去挑战传统的势力。

    这时候，琼林诸子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朝廷的官员。期间徐渭曾经想弃官不做，专心构建‘实心学’的思想体系，却被沈默劝阻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思想学术运动，是无法真正作用于现实政治的。’所以他主张应该积极从政，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不脱离实际的思想体系。

    之后十余年间，七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但脱离集体之后，获得了读力思考的机会，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当数徐渭和孙鑨。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创立出实心学的完整体系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姓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曰，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

    孙鑨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事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姓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孙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姓必强调事功’的学说，与心学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