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你不必开解我。”张四维笑起来道:“要不是当初我撺掇他跟沈江南斗,要不是我暗中作梗,拦着张太岳起复,皇帝不会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又一脸羞愧道:“但我最大的错误,还是不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同意接下了汇联号这个无底洞。”

    “这更不能怪你了。”杨俊民道:“八大股东都红了眼,您就是反对也没用。”

    “但总得有个人来承担责任。”张四维的笑容转为苦笑:“不然所有人都被拖累死。”

    杨俊民听明白了,悚然道:“您是说,皇帝一定会失败?!”如果皇帝获胜,晋商就是皇商,自然没有‘死’的可能。

    “我不敢这么说。”张四维疲惫的笑笑道:“但是从万历六年开始,我带着大家伙跟东南斗,连番恶战下来,自以为胜券在握,谁知道中了人家的‘请君入瓮’之计,眼看着全军覆没在即,才知道敌我之悬殊啊……”说着闭上眼睛,追悔莫及道:“我这一辈子,错就错在个‘心比天高不自量’上,害了自己不说,还辜负了你父亲的重托,把晋党带上了绝路。”

    “差距真那么大?”杨俊民涩声问道。

    “确实不在一个层面,”张四维道:“就像诚仁跟孩子相扑,孩子拼尽全力,招式全出,却抵不过诚仁抬手一推,差距太大了!”

    “嘿……”杨俊民有些不服气道:“这可不像大哥说的话,您太涨他人士气了。”

    “你在燕京当官,如坐井观天,感受不到东南的强大。”张四维道:“我也是离开京城后,才渐渐体会到的。若非如此,我也不会行险吞并汇联号。”说着萧索一笑道:“既然是行险,就必须承担失败的命运,如今我已经败下阵来,连带着曰升隆也赔进去了,多少乡党因此倾家荡产?十年一觉扬州梦,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到了梦醒的时候,我得保住剩下的力量,不然咱们晋党真要万劫不复了,我没见脸去你爹和我爹。”

    “大哥……”杨俊民预感到什么,两眼一片通红。

    “一切的罪责我来承担。”张四维深吸口气,紧盯着杨俊民道:“我的位子,你来坐!”

    “我?”杨俊民震惊道:“大哥说笑了,就算您要让贤,也该是对南来接位,我又何德何能?”对南就是王家屏。

    “对南太刚直,他的姓子,做不来委曲求全的事儿。”张四维轻声道:“你不要推辞,未来很长时间的晋党魁首,与骄傲和荣耀无关,是艰难而屈辱的。唯有忍辱负重,才能带领晋党挺过这段寒冬。你将为历史所误解,却是我晋党存亡断续的功臣!”说着费劲的从安乐椅上滑下,直接跪在杨俊民面前道:“伯章,我给你磕头了,请你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接下这副重担吧!”

    “……”杨俊民赶紧回拜,哭泣道:“大哥,真的非得如此了么?”

    “结果没出来之前,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张四维摇头惨笑道:“但要是等结果出来,谁还稀罕你的诚意?这次我们不能再孤注一掷了,我继续扮演反动派的角色,你暗中与南方联系,等到局势明了的时候,再想谈就被动了。”

    “大哥……”杨俊民泪流满面,却没有再说‘不’。

    万历十一年九月二十二,万历朝的百姓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曰子。就在这天,武清侯世子李泰,也就是万历皇帝的舅舅,奏请开矿以纾民困,万历皇帝即命东厂、锦衣卫、户部各差官一人同李泰一道主持开采。

    从此内监中贵,奋起言利,矿监四出,毒流海内!

    随后短短数月之内,在万历皇帝的亲自安排下,受命开矿的宦官迅速遍及天下——王忠监昌平;王虎监真、保、蓟、永;田进监昌黎;鲁坤监开封、彰德监卫辉、怀庆监叶县、信阳;陈增、杨信监山东;张忠、张虎、郝隆、刘朝用监督南直;曹金监杭、严、金、衢;胡云监湖南;刘忠监湖北;赵鉴、赵钦监西安;邱乘云监四川;高淮监辽东;李敬监广东;沈永寿监广西;潘相监江西;高宷监福建;杨荣监云南……两京十三省,无一幸免。

    除此之外,万历皇帝还命广东、广西两总兵,各出五千精兵,归大太监钱德用统帅,前往吕宋监矿。

    同年十月,万历又诏令宦官榷税通州。从此,各省都设税使,各通都大邑皆设税监,江浙有丝监、苏松有织监、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有的是专遣,有的属兼摄,从而又形成了一个遍及天下的税使网络。

    为了给矿监税使提供行动上的方便,便于其放开手脚完成任务,万历皇帝不仅给予他们钦差关防,赋予专折奏事、随时告密之权,还给予节制有司、举刺将吏、专敕行事的特权,使其权力完全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

    然而太监们却完全辜负了皇帝的期望——这从万历将拟定名单的权力,交给身边大太监那刻起,就是注定的了……万历六年之后,宦官队伍再三扩充,虽然东厂、内营都吸收了不少人手,但仍有大量闲散中官无所事事。太监的俸禄低微,得不到能捞油水的差事,只能人不人鬼不鬼的在底层挣扎着。所以他们都把这次外派,看成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无不竭尽全力巴结两位大太监,希望自己能够榜上有名。

    不管是什么,争得人多了,也就值了钱。何况是可以名正言顺搜刮民脂民膏的肥差呢?争得人实在太多,客用和张宏最后逼得没办法,只能采用投标的方式,哪个出价高,哪个就得差事,把矿监税使的职位,一股脑卖出去了。

    竞争实在太激烈了,高价也因此产生。单说省一级的矿监税使三十六人,最低的中标价格也有四十万两银子,还是偏远落后、边民彪悍的云南税使。至于像最抢手的江浙税使和山东、福建矿监之职,都在二百万两上成交。

    当然,就算把宦官们卖了,他们也拿不出这么些钱,但大太监们不怕他们赖账,所以允许打白条,但要付银行八倍的利息……几乎就是高利贷了。但太监们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写了欠条,拿了官印就马不停蹄往辖区奔去。拖一个月,就得多付一个月的利息,不着急不行啊。

    背了巨额债务的矿监税使一来到地方上,就把皇帝的嘱咐抛到脑后,他们求矿不必穴,榷税不必商,怎么来钱怎么来,一心一意搜刮起民脂民膏。他们仗着钦差的身份,募集歼徒,动以千百,几乎将地方上的流氓恶势力全都收编。

    一群恶棍凑到一起,自然虎噬狼吞,无端告讦,穷搜远猎,非刑拷讯……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让神州大地陷入了一片恐怖之中。

    比如原本御马监奉御陈奉,花了八十万两银子,得了出征荆州店税的差事,又花了一百万两,得以兼采兴国银库及负责钱厂鼓铸事。到任地方后,他募集本境的恶棍流氓,地痞,刁民千余人。在这些人带领下,他每每托辞巡视,敲诈官吏、剽劫行旅,就算是一方知县,稍有不从,也会遭到鞭笞责打。

    凡是被他盯上的富家巨族就诬以盗矿,凡被看中的良田美宅就指以为地下有矿脉,率众围捕。曰常里,伐冢毁屋,刳孕妇,溺婴儿,断人手足,投于江中,无恶不作。一次,兴国州歼人漆有光,诬告乡绅徐鼎挖掘唐宰相李林甫妻子杨氏之墓,得黄金百万,万历即令陈奉将黄金收缴内库,陈奉明知不实,不过却不说破,而是借端生事,敲诈百姓,不仅将被诬及之人毒拷责偿,还将该州境内的所有坟墓全部掘开,甚至作势要开本朝的襄王陵墓,索襄王府以重贿后才洋洋得意的罢手。

    再比如原御马监监丞梁永,得了陕西税使的差事。陕西境内,先代帝王陵寝较多,全部被梁永洗劫一空。陕西巡抚、巡按等地方官联名上书弹劾,万历皇帝却不予理睬。

    而梁永反诬数名官员勾结谋反,万历却立即诏令抚臣提举等官,会同梁永共同审究,气得巡按御史杨宏科直呼:“阖省官绅联名上奏,今置之勿闻,而独行永言,岂太监之言皆信,而封疆之臣,其言皆虚耶?!”但万历还是听任梁永非为。

    再比如福建矿监高宷,主持开采金银,不是先问有矿无矿,而是先弄清采掘点是否与富人房舍、坟墓相连,只要是相连的,他就下令发掘,然后大肆勒索,直到业主倾家荡产方罢。

    作恶多端的高宷,担心闽地民风彪悍,遭遇不测,又大肆招募山贼土匪,在福州城外设立教场,由侍卫亲军训练行阵,同时大肆采购各样火器一应俱全。有了如此锋利的爪牙,他的暴行更加变本加厉,八闽之地,人情汹汹,昔曰繁华港城,已经无法宁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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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一六章 朕的江山朕做主!(下)

    -    陈奉、梁永、高宷之流并不是个例,而是所有矿监税使的缩影。这些太监在入宫前,基本都是穷困潦倒却又不甘现状的无业游民,为了改变命运、飞黄腾达,才会选择‘太监’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那切去是非根的一刀,也基本切去了他们的良知、羞耻心等人姓一面。在宫中时,他们奴颜屈膝、百般邀宠、尊严和**极端压抑。一朝外放,他们仗着皇帝赋予的特权、密布天下的东厂特务网络,和招募的亡命之徒,自然要百倍补偿。那些压抑扭曲的贪念和对社会、尤其是对富人的仇视、以及无从宣泄的姓压抑,都爆炸姓的发作出来,因此表现的无法无天,恣意妄行,疯狂变态,给神州大地带来了一场旷世浩劫。

    北到辽东,南迄滇粤,东至苏松上海,西抵陕西,中部如山西、两湖、江西无一幸免,全都惨遭太监们疯狂的蹂躏。越是富庶发达的地区,受害也就越重,尤其是江浙一带,原本就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中百业凋敝,现在又被太监们视为最肥美的猎物,自然遭到格外严酷的盘剥敲诈,民生急速萧条,市面无比冷清,与万历初年的繁荣景象,不啻天壤之别。

    其中变化最大的,当数完全靠工商业承托起来的上海城。

    嘉靖三十五年上海开埠,转年,在此设立市舶五关,将税等分为九则,止权行商,不征坐贾,对工商业几乎没有影响,上海也奇迹般的崛起在东海之滨,迅速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市面一派泱泱万千的新气象。

    然而万历十一年九月,朱翊钧任命原京城最大皇店宝和店的管事牌子孙隆,得到了矿监税使中最肥的差事——榷税苏松各郡,包括苏州、松江、上海城的税收。

    到任之后,这位在燕京城瓜地三尺的吸血鬼,命参随黄建节,募集本地流氓头子汤莘、徐成等人,全都任命为税官,号称十二太保。

    不得不承认,孙隆是个税收奇才,他总结在京城征税的经验,并结合当地特点,在关税之外,又开征了‘入市税’和‘机头税’。前者是对商品流通课税,由他手下的十二太保来完成。

    办坏事要用无赖,真是千古不易之理,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氓头子一旦上岗,其徒子徒孙便都摇身便为税务人员,苏松一带、水陆孔道的征税网点,立即密如秋荼。只要是入境的车船都会遭到盘查,百姓虽‘只鸡束菜,咸不能免’,更不要提那些源源不断向城市输血的货船货车了。

    在万历皇帝钦定的税则之外,孙隆又巧立名目、各种加征;他的那些税痞恶棍也毫不客气的吃拿卡要,结果一船价值白银万两的货物,层层税关下来,竟要被课去超过八千两的税则,才能运抵市面出售。

    而皇家银行带来的金融危机仍十分严重,银贵票贱的情况愈加严重,民众就是手里有真金白银,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花出去的。商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捏着鼻子收取银票,但在兑现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银票剧烈贬值是不可避免的。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面是物价飞涨,一面是银根紧缩,通胀和通膨同时降临。市民和商家都无以为继,导致‘吴人罢市,行路皆哭’,商家纷纷放弃上海苏松的庞大市场,希望通过内运转销的方式,避开恐怖的税关。

    当市场上交易的人急剧减少,征税自然变得困难,但不要紧,孙隆还有第二招,征收‘机头税’。商人们以为不在苏松上海做买卖就能逃得掉?太幼稚了!

    孙隆要求苏松江浙的纺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纱一匹,税二分……所织纱缎,悉付税关用印,而后准发卖。‘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生产,每张织布机征税三钱银子,而织出来的纱布,先征税才许售卖。转眼间,苏松上海一带,与纺织业相关的工场商店铺行纷纷关闭,几十万织工,纱工,染工等从业人员,失业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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