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计划是将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东路军在浙江展开进攻。东路均由两个部分组成，福建的何应钦率领的严重、陈继承、蒋鼎文等师沿温州、丽水一线向台州临海进攻；另一路是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顾祝同、卫立煌、徐源泉、刘峙共四个师以及周凤岐的二十六路军，从上饶出衢州、龙游，向杭州展开进攻。

    蒋介石的目的是以东路军的进攻吸引并掩护中路部队的集结和进攻，一旦东路军进攻得手，孙传芳从中路江苏向浙江调兵，集结在赣苏边界的第二军、第三军、第七军，以及江北的王天培等部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

    可蒋介石低估了孙传芳，在他看来，孙传芳所部精锐在江西战役中损失殆尽，整个浙江只有孟昭月部比较完整，其余部队就是从江西福建败退下来的周荫人和谢文柄等残部，另外北伐军还有已经接受北伐军十九军番号的陈仪所部为内应。因此两路进攻必将如犁庭扫穴，横扫整个浙江。蒋介石的部署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具体实行就不同了。

    连战连胜下，北伐军各部有些轻敌，作为前锋的周凤岐和徐源泉没等后续部队完成集结就展开了进攻，开始很顺利，连克衢州、龙游、兰溪等城，迅速逼近杭州，而后续的刘峙、卫立煌、顾祝同等还在浙赣边界。

    孟昭月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集中包括增援来的直鲁联军在内的主力部队，在富阳、桐庐先后击败周凤岐和徐源泉。在孟昭月的逼迫下，周凤岐和徐源泉站不住脚，连续放弃建德、兰溪、龙游，向衢州后退，浙西军事形势转而恶化。

    这时白崇禧率部赶到东路军前线，他的军事天赋得到一次完美表演，一举挽救了浙西战局。

    面对号称十万之众的孟昭月，只有六万兵力的白崇禧决定进攻，坚决的进攻。

    白崇禧以周凤岐所部在龙游附近吸引孟昭月主力，自己亲率刘峙、卫立煌、李明扬所部绕道安徽，在徽州附近击败谢炳文、陈修爵等粤军残部，然后折向严州地区（即今之淳安、建德地区）截断龙游、兰溪地区孙军主力的退路，而后部队自严州地区南下，从后方向龙游兰溪包抄过来。

    就在浙江战局曙光初露时，北伐军的策反再立新功，在安徽的陈调元第六师暗中接受国民政斧改编，此举消除了白崇禧侧翼威胁，使其能全力以赴进攻孟昭月。

    免除了侧翼威胁的白崇禧在龙游地区与孟昭月展开决战。此战双方均全力以赴，孟昭月湖镇以东的张峰建立主阵地，利用当地修筑的防洪大堤构筑防御工事。

    白崇禧兵分三路，采用围三阙一的方式向孙军发起进攻。此役卫立煌脱颖而出，他率部血战张峰，从中央突破孟昭月防线，迫使孙军全线溃退。

    龙游大捷，彻底扭转浙西战局，北伐军士气大振，连夜追击，如入无人之境，在桐庐再败孟昭月，随后直下杭州。

    前方捷报连传，后方的迁都之争也到了尾声。

    鉴于南昌武汉之间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武汉方面坚决要求迁都武汉，并设立联席会议行使最高决定权；蒋介石则把火力对准鲍罗廷，要求驱逐鲍罗廷；鲍罗廷则小心翼翼的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左派召开联席会议，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为了调解双方矛盾，也为了查明蒋介石的态度，共产国际派维辛斯基到九江与蒋介石面谈。蒋介石明确告诉维辛斯基，国民政斧可以迁往武汉，不过鲍罗廷必须离开。

    二月初在南昌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作出决定国民政斧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希望其能主动召回鲍罗廷。

    很显然这时一桩政治交易，蒋介石以同意迁都武汉为条件，换取与会代表同意撤换鲍罗廷。

    蒋介石的权势让徐谦、孙科、邓演达等人更感不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联名提出尽快召开三中全会。

    早在去年底强度之争刚开始徐谦等就提出召开三中全会来解决两地争端，当时被蒋介石拒绝了，现在重提旧事，得到大部分代表的拥护，于是在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三月初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的议案。

    二月底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武汉，但南昌的代表却毫无动静，蒋介石、谭延恺、张静江、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呆在南昌毫无动静。国民党内部裂痕更大了。

    邓演达、董b武等等人在报上连篇累赘揭露蒋介石企图以军权凌驾党权，要求一切权力收归中央。二月底，攻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张静江，武汉举行的国民党员大会上，徐谦进一步提出将[***]结合进国民党中央，要求张静江辞职，此举得到参加会议的党员的支持。

    三月七曰谭延恺、何香凝、陈果夫、李烈均等南昌方面的代表陆续来到武汉，但蒋介石和张静江却没有到，蒋介石希望三中全会推辞到十二号召开，但这个要求在预备会上遭到邓演达、徐谦、孙科、恽代英、毛z东等人的坚决反对，于是三月十曰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李烈均当场提出抗议，认为这么重要的会议，却没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参加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接受的。说完之后李烈均当场退场；第二天陈果夫也离开武汉，不辞而别。

    李烈均返回南昌后把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愤怒之极。他断定武汉方面已经完全落入鲍罗廷之手，落入[***]之手。

    就在三中全会还在召开之际，蒋介石开始采取行动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杀，倾向武汉的南昌市党部被军队捣毁，随后九江党部也被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人捣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在江西各地纷纷夺权。

    但蒋介石此刻还是没有公开清党，原因是他拿不准军队的态度，他的嫡系第一军长期受国共合作的教育，共c党在军中的影响始终存在，另外李宗仁、朱培德等人的态度也晦暗不明。因此他在公开场合依然表示听从武汉的命令，表示军队保持中立。

    武汉方面并没有被蒋介石迷惑，三中全会解除了蒋介石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外的其他职务。但蒋介石没有到会的后果却影响很多人，陈铭枢也赞同李烈均的态度，而且作为武汉卫戍司令，对武汉的工运非常不满，他试图说服谭延恺反对武汉，遭到拒绝。

    谭延恺本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在会议过程中他转变了态度。谭延恺不但拒绝了，而且为了防范他采取激烈举动还秘密抽调三十五军何健部返回武汉。

    三十五军的调防当然瞒不过陈铭枢，他随即将部队交给副军长蒋光鼐，自己却到南昌，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

    随后李宗仁在武汉也公开表态了，不过他很滑头，既不公开反蒋也不公开反对武汉，只是反复强调国民党的团结，不能重蹈太平军的覆辙，而应以和平方式处理，而且重申蒋介石对国民革命是有功的，是有巨大贡献的，因此不同意撤销其总司令的职务，相反建议武汉方面退让一步。但他不知道的是，武汉方面已经决定在必要时逮捕蒋介石，命令以密令的方式交给了程潜，由他相机执行。

    当然谁都也没这么天真，以为仅凭一纸命令就可以解除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要向解除他的职务就必须分化他的部军队，首先是第一军。

    庄继华千方百计想躲开的东西，随着邓演达的到来，他不得不正面面对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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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节 伤怀（二）

    “蒋介石要背叛革命，要当新军阀，”庄继华的挡驾可以挡住别人，但挡不住邓演达，他进门后开口就直奔主题：“文革，你应该站出来，号召黄埔同学反对他。”

    庄继华浑身直冒冷汗，邓演达的要求直接把他逼到死角上了，他关门闭户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藏起来，等伤一好就远走高飞，可事情就这么怪，心里越急伤好得越慢，到现在他还只能勉强下地，走上几步。

    “老师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做什么？”庄继华苦笑着推托，心里却打定主意准备耍赖。

    “你还有一双手，还可以写，写一篇文章，号召黄埔同学坚持革命，打倒新军阀。”邓演达直接提出要求。

    庄继华心里有些生气，老大你还是想拿我当枪使呀，这可不行。他眉头皱成一个川字，冷静的斟酌道：“让我这个学生去反对老师，这首先就站不住脚，这是其一；其二，校长的总司令职务还没有撤，理论上我还是他的部下，让部下反对上级，这违犯了国民革命军的军纪，也违犯了革命纪律；有这两点，我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适的。”

    庄继华认为他的理由不是勉强而是充足，蒋介石没有与武汉彻底决裂，只要他还是总司令，我就不能写这样的文章。

    但邓演达却不认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江西，他指使其党徒捣毁党部，杀害工会领导人，这不是背叛是什么？文革，你不能以师生之私谊，而忘记革命的大局！”

    庄继华沉默了，邓演达的话拨动了他心中的根弦，蒋介石动刀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历史将按照原来的轨迹运动，他以前煞费苦心的做得种种谋划，全部落空。

    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了。

    想到这些庄继华的情绪突然变得十分烦躁：“邓主任，我就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发展到如此地步，你们要削权，为什么不能等等呢？等北伐成功后再….，难道不行吗？”

    “当然不行，那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就更加强大了。”邓演达毫不犹豫的说，实际上他的担心几乎是武汉国共两党的普遍担心，北伐完成，担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声望必然高涨到一个无人能及的地步，必然让更多的人投靠他，再加上蒋必然大量提拔亲信，到那时，他的力量将无人可以制约。

    “哼，”庄继华鼻孔里重重喷出一股粗气：“战争年代，军功自然高于和平年代，这在各国都有，美国的华盛顿、格兰特，都是靠军功当上总统的，这很正常，相反，我认为战争胜负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想着削权，这不正常。”

    听到庄继华为蒋介石辩解的话，邓演达很是生气，他大声说：“你还在为他辩解，你受了伤，难道脑子也变糊涂了？自从3.20（即中山舰事件）以来，他那一步不是在破坏国共合作，整理党务案，要求[***]员退出一军，不准罢工，到处攻击两湖农运，攻击武汉工运，与西山会议派的腔调一模一样。”

    “对于限制工运和农运我是赞成的，当初国民政斧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法案，为什么现在各地大量存在随意抄家，随意没收私人财产的情况，这种明显违反国民政斧的法律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制止？”庄继华反问道。

    “这时革命初期的幼稚病，”邓演达的口气与蒋先云一模一样：“这种幼稚病是可以接受的，也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群众发动起来，革命成功了，一切就会走上正轨。”

    邓演达知道庄继华是这部法律的推动者，这个理由不可能说服他，因此又换了一个口气说：“文革，这种幼稚病应该很快就可以消除了，[***]和鲍罗廷也认识到两湖农运和工运中的不正常现象，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