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水监勾当公事李承宗一上来就提出，把今年裁下来的二十万厢军全部征调为河工，并在全国开征河役免夫钱。

    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例。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更是不可取，自绍圣元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例，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元祐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盟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那么还需不需要黄河作为军事屏障呢？

    杨逸个人认为：需要。

    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但有事，京城瞬间就失守，头头脑脑就被一窝端了，这还得了？因此京城还是有所凭借为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无险可守，就必须驻守重兵，百年耗费多少，谁能计数？

    现在主张北流的人，说主东流是“逆河之性”。当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几年又再次决口就是教训，所以应该顺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张东流的人，则认为凭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计，河北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很快便会变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后，下游河道等于是加长了一半，若只顾得眼前方便，今后防治起来更加困难。

    另外北流经过的都是适合耕作的平原地区，它直接侵占、和间接摧毁了无数良田，给河北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黄河北流之后，是抢占御河和葫芦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芦河失去了入海渠道，两河又相继淤塞泛滥。

    御河承担着北方沿边漕运军粮、物资的重要职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黄河抢道后，御河淤塞，漕运功能几乎丧失。

    对于“北流”和“东流”之争，杨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很少发言，大概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样，修修补补而了事。

    但事实上，在杨逸与章惇等人的计划中，这将是一次近似隋炀帝开挖运河一样的巨大工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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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7 谋夺河西

    朝堂上东流、北流的争论还没有最终得出结果，但没关系，你们可以慢慢争，咱们先干咱们的。

    今年首批被裁撤下来的五万厢军已经征调，由都水监统一指挥。沈清直罢司天监少监，提举都水监。

    有宋一代，常年组织大批民夫从事河防物料的筹集，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朝廷遣使会同地方治河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

    如今，朝廷一道诏令下去，这些物资正源源不断的向汴口（即汴河连接黄河的河口）一带起运。

    你们不是要争东流或北流吗？那现就先让黄河自己先选择着，它爱北也好，向东也好，都有河道在，随它。咱们先把汴口到濮阳（东、北分流口在濮阳小吴埽）这一段先加固再说，这一段没有争议。

    拱垂殿里，一场由政事堂执宰和各地征调进京的水利专家，一同参与的施工会议正式招开。

    会议上，治河的指导理念很快确定下来，那就是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

    根据这个理念，除了全面加高加固河堤之外，河道宽、水流平缓的地方，就要筑堤缩减河道宽度，使水流变得湍急，以减少泥沙淤积。

    另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比如颁布法令，禁止黄河中上游砍伐树木，破坏植被等等。

    具体筑堤办法也较以前所有不同，这次不再是单纯的筑一道堤坝，而是分主堤，副堤，遥堤，格堤四种。

    主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主堤以内又筑副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接冲击主堤，起保护主堤的作用。

    主堤之外，另筑遥堤，作为第二道防线；遥堤和主堤之间又筑格堤，即横堤，万一主堤发生事故，横流遇格堤而止，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另成河道。

    还在沿河底洼的地方，建造减水石坝，相当于后世的溢洪堰。使洪水涨到一定的高度时，通过减水坝适当的宣泄到分洪区以杀水势，同时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这套方案是一大群“治河专家”根据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总方针制定出来的，很快就得到了执宰们的通过。

    治河大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沈清直带着各地招募来的水利专家，以及都水监大部分吏员立即奔赴汴口以上二十里处的孤柏山，黄河下游河段的治理将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出海口。

    当然，孤柏岭到濮阳之间的河堤由于关系到东京安危，历年来都极为重视，主堤大部分是不需要再施工的；只是河面宽，水流缓慢的地方加筑束堤，把河面束小，另外就是加筑副堤、遥堤、格堤。

    与沈清直同行的，还有谢东升率领的二千禁军，这两千人马是用来应付突发事件的。

    五万人对于这么大的工程来说太少了，不过，这是由于杨逸与章惇他们另有考虑，一次征招数十万民夫的话，朝廷应付吃力，恐怕会动摇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