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但有事,京城瞬间就失守,头头脑脑就被一窝端了,这还得了?因此京城还是有所凭借为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无险可守,就必须驻守重兵,百年耗费多少,谁能计数?
现在主张北流的人,说主东流是“逆河之性”。当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几年又再次决口就是教训,所以应该顺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张东流的人,则认为凭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计,河北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很快便会变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后,下游河道等于是加长了一半,若只顾得眼前方便,今后防治起来更加困难。
另外北流经过的都是适合耕作的平原地区,它直接侵占、和间接摧毁了无数良田,给河北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黄河北流之后,是抢占御河和葫芦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芦河失去了入海渠道,两河又相继淤塞泛滥。
御河承担着北方沿边漕运军粮、物资的重要职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黄河抢道后,御河淤塞,漕运功能几乎丧失。
对于“北流”和“东流”之争,杨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很少发言,大概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样,修修补补而了事。
但事实上,在杨逸与章惇等人的计划中,这将是一次近似隋炀帝开挖运河一样的巨大工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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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7 谋夺河西
朝堂上东流、北流的争论还没有最终得出结果,但没关系,你们可以慢慢争,咱们先干咱们的。
今年首批被裁撤下来的五万厢军已经征调,由都水监统一指挥。沈清直罢司天监少监,提举都水监。
有宋一代,常年组织大批民夫从事河防物料的筹集,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朝廷遣使会同地方治河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
如今,朝廷一道诏令下去,这些物资正源源不断的向汴口(即汴河连接黄河的河口)一带起运。
你们不是要争东流或北流吗?那现就先让黄河自己先选择着,它爱北也好,向东也好,都有河道在,随它。咱们先把汴口到濮阳(东、北分流口在濮阳小吴埽)这一段先加固再说,这一段没有争议。
拱垂殿里,一场由政事堂执宰和各地征调进京的水利专家,一同参与的施工会议正式招开。
会议上,治河的指导理念很快确定下来,那就是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
根据这个理念,除了全面加高加固河堤之外,河道宽、水流平缓的地方,就要筑堤缩减河道宽度,使水流变得湍急,以减少泥沙淤积。
另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比如颁布法令,禁止黄河中上游砍伐树木,破坏植被等等。
具体筑堤办法也较以前所有不同,这次不再是单纯的筑一道堤坝,而是分主堤,副堤,遥堤,格堤四种。
主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主堤以内又筑副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接冲击主堤,起保护主堤的作用。
主堤之外,另筑遥堤,作为第二道防线;遥堤和主堤之间又筑格堤,即横堤,万一主堤发生事故,横流遇格堤而止,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另成河道。
还在沿河底洼的地方,建造减水石坝,相当于后世的溢洪堰。使洪水涨到一定的高度时,通过减水坝适当的宣泄到分洪区以杀水势,同时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这套方案是一大群“治河专家”根据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总方针制定出来的,很快就得到了执宰们的通过。
治河大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沈清直带着各地招募来的水利专家,以及都水监大部分吏员立即奔赴汴口以上二十里处的孤柏山,黄河下游河段的治理将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出海口。
当然,孤柏岭到濮阳之间的河堤由于关系到东京安危,历年来都极为重视,主堤大部分是不需要再施工的;只是河面宽,水流缓慢的地方加筑束堤,把河面束小,另外就是加筑副堤、遥堤、格堤。
与沈清直同行的,还有谢东升率领的二千禁军,这两千人马是用来应付突发事件的。
五万人对于这么大的工程来说太少了,不过,这是由于杨逸与章惇他们另有考虑,一次征招数十万民夫的话,朝廷应付吃力,恐怕会动摇国本。
这不,枢密院里,刘太后、章惇、杨逸、蔡京、林希、李清臣、苏颂、许将等人正在商议此事。
蔡京管钱袋子,他的账是一分钱一分钱的算,只听他说道:“五万裁撤下来的厢军,平均每人每天工钱一百二文,加是口粮衣被等折耗,第人每天约为一百五十文,五万人一天耗费七千五百贯;算上楗橛,料石,茭索这些修堤物资,每天费用不下两万费,一年就是七百万贯,动用五万人国库还可以支撑,再多恐怕就要影响朝廷正常收支了。”
一年七百万贯其实对大宋来说不算什么,相对于岁入一亿三千万贯的数字来说,七百万贯只占岁入的半成。
但是,现在还不是掏光国库来治河的时候,而且即便是雇工,不是强令百姓服劳役,雇用来筑堤的百姓多了,对国内生产也会造成巨大影响。
但若是只动用五万人治河,进度又太慢,不知要什么猴年马月才能真正把黄河治理好。
那么,在不影响大宋国内生产的情况下,从什么地方找些廉价的劳力,这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枢密里主要讨论的议题。
巨大的地图打开,不管别人是什么反应,杨逸和章惇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西夏的那片地域上。
章扒皮不是什么善类,杨逸更不是。
杨逸作为枢密院都承旨,首先开言道:“自环州大败之后,西夏民不聊生,元气大伤,接着梁家对党项八部的清洗,更加剧了西夏内部的分/裂;仁多保忠和嵬名阿吴出任我大宋骑兵主将,进一步促使横山一带的羌族大量内附我朝,西夏的横山防线事实上已经极其虚弱。
这几年我大宋关闭与西夏的边境榷场,及杨志和阮二郎他们率领的“贺兰义军”,对庆兴府、灵州一带的破坏,使得西夏雪上加霜。
卓啰和南都统军乞力刚率众归附,使得河套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这个战略节点形成了防御空白。此时正是我朝夺取河西走廊最好的时机。”
去年大宋裁去了二十一万禁军老弱,光这一项,今年就给大宋节省至少一千五百万贯军费开支。
而目前治河也只是调动五万厢军,耗费不算很大,大宋完全有能力在今年再进行一场战争。
夺取河西走廊,一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为大宋的商贸开辟出一条大动脉来,增加朝廷的岁入。
二嘛,便是要解决治河劳力问题。可以说,这场战争无论从长远利益看,还是从短期效益计算,都绝对打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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