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非常有钱，但承担的税赋不重，农耕的百姓生活困难，大部分赋税却要由他们来承担。

    以前杨逸就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担心增加商税会让大宋的工商业凝滞，因此一直没提出，而现在针对奢侈品征税，这应该是一项可行的办法。

    李南通告退之后，杨逸一个人回到书房，写写划划，把自己脑海中比较模糊零乱的想法加以归类整理，逐步拟出章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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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2章 影响大宋经济的因素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后杨逸的目光落到军事上。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从真宗天禧年间至仁宗庆历年间，是大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到庆历年初达到顶峰，商税岁入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大宋的军队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原来的四五十万人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

    庆历年初，由于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夏之间有长达数年的战争。

    军队本身以及战争都会使得朝廷的支出大大增加，而朝廷支出的这部分银钱，主要是向民间购买各种军需物资，这就形成了一种市场需求，对推动物资商品化、和活跃市场交易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大宋目前农业人口占据主体，广大农民的生活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有少部分生活必须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因军队的增加，战争的出现，大量支出银钱，就构成了市场消费的主体，其对大宋经济的影响就会突显出来。

    到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军事扩张，本来也应该促进市场的活跃，但这期间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商税岁入也增加不大；杨逸细细想来，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出在军事上。

    首先，王安石一上台，就开始裁军，把军队人数从一百多万裁减到了五十多万，实施保甲法，所供保甲之费用，才是养兵的十分之一二，这大大减少朝朝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市场萧条，经济萎缩。

    因此神宗虽然发动了熙河之役、伐夏之役，但由于军队人数缩減太多，对市场需求仍处于一种持平状态，这就使得大宋的经济在这段时间没有太大的发展。

    杨逸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军事是对大宋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

    甚至可以说，大宋空前繁荣的经济，大半是靠它每年高达六七千万贯的庞大军费开支拉动的。

    而这个结论使杨逸暗暗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