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追回这些太便宜他们了，于是对这些罪臣的子孙展开了新一轮的审查，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第一个被纠了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中，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的句子。

    很好，当初蔡确写了句‘睡起莞然成独笑’，你们就问他笑什么？贬到了岭南去，玩文字的活计可不只是旧党才会，而且吕希纯这两句话把高滔滔捧得胜似舜尧，至高无上，抓他可没冤枉他。

    赵煦听了气啊，高滔滔在时你们阿谀奉承，把屁股对着我，死了你们还对她大肆鼓吹，眼里何曾有我这个皇帝？贬！贬得越远越好！

    除了吕希纯，大批旧党要员的后人也纷纷落马，朝野之中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新党以最猛烈的反击还以颜色，等于是重重地打了皇宫中某位老太太一个响亮的耳光。

    杨逸这回是积极加与了进去，韩忠彦的许多资料就是他搜集的，而且他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他在新党与赵煦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有他跟在赵煦身边，随时掌握赵煦的情绪，适时而动，打击的效果十分显著。

    天子近臣啊！有时候比首相还牛！这种一切掌握之中的感觉真的很爽！

    但爽过后呢？

    事情到了这份上，相信大家心里都发毛了，再这么搞下去，非把大宋搞残不可，这天杨逸主动找到章惇，希望他能出面能把新党要员招集起来，大家沟通一下，章惇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两眼，同意了！

    这次‘奸臣大会’不再是在章惇府上，而是在宝文阁，还是原来的那些‘奸臣’，而杨逸自己在经过这**清算之后，在旧党眼中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奸臣，只是参与的多了一位‘昏君’。

    把地点先在宝文阁是章惇的意思，事无不可对人言，现在各人都是朝中的梁柱，若是再避开赵煦时常私会，章惇不屑为之。

    众人的目光大多落在杨逸身上，杨逸明白大家都知道招开这次小朝会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了，现在的新党没人敢再小看他，虽然他的还只是个六品官。

    杨逸起身先给赵煦施了一礼，然后语气平静地说道：“臣一直很佩服王荆公的操守，王荆公为政，向来是以革新为目的，对待不同政见者极为温和；而司马光则反其道而行，以打击政敌为主旨，施政反而成了分辨政敌的手段；

    或许，正因为王荆公的温和，他失败了，新政被司马光等人践踏在地，所以臣认为这次对旧党的清算是必要的。

    但凡事皆需有个度，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丢失‘新政’这个主旨，咱们打击那些破坏新政的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施行新政。”

    杨逸说到这里，宝文阁里谁都没有人出声，九年来新党积下了太多的仇恨，而仇恨这东西最容易让人迷失自己，有时它能让你只为仇恨活着，而忘记了新政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没有新政，一次次的大清算就成了纯粹的寻仇报复，这样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永世难以化解。

    “只有重拾新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事实来说话，那些被打击的人才可能低头认错，才可能被同化，比如苏轼，一开始他是全盘否定新法的，但后来王荆公用事实证明，免役法是正确的，是切切实实能给百姓、给朝廷带来好处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到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站出来反对了。从苏轼的变化可以看出，对手也是可以同化的，关键是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到此仍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只要能从仇恨中挣脱出来，这些道理在坐诸人都明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此，其实施政也是如此，新政是完全没有失误之处吗？绝对不是，有些政策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才能确保它的正确性，因此当政者必须放宽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反对者，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的全部打倒，说难听点就是打一大棒给一甜枣；

    反对者中也有人才，为了新政，应该努力去同化他们，或者说分化他们也行，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反对者拧成一股绳，施行新政时也适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防止新政死于安乐！”

    终于有人出声了，赵煦淡淡地问道：“杨卿认为谁是值得同化的？”

    “苏轼与范纯仁！”

    “不行！”

    杨逸才说出苏轼与范纯仁的名字，张商英就第一个出声反对，还是赵煦阻止了他，示意先让杨逸把话说完；

    杨逸才得以继续：“范纯仁在政争方面比较温和，当初蔡相公贬谪岭南，范纯仁曾出言劝阻过吕大防等人；而且在政务上也比较务实，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同，范纯仁并不支持一概废除新法，而是提倡取长补短，因此元祐年间也曾一度被外放，到元祐八年才诏为尚书右仆射。

    而臣长在杭州，清楚地知道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勾通运河，疏浚西湖，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些德政，真论起来，苏轼算不上大奸大恶，不过士大夫气太重罢了！

    关键之处是，此二人如今对新政有了许多认同之处；而且在守旧派中名望极高，若能将他们同化，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争取到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其作用不可估量，再行新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将会大大减轻；陛下，各位大臣，一切为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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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6章 量身打造

    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第二点，对旧党区别对待，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范仁纯、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

    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

    原来的历史上，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苏轼没死，也是到赵佶登基后，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

    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分化、拉拢这一系列手段，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

    爱可以让人疯狂，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

    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且有理有据，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连章惇也沉默不语，凭心而论，若是以新政为主旨，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对新政有利得多！

    但显然，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杨逸说得再好，他们还是态度鲜明、强烈反对，或许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连本金都没收回，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

    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将心比心，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一朝翻身时，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其实杨逸明白，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必定是无比仇视，斥之为叛徒了！

    杨逸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

    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大家倒没什么异议，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旗帜不树起来，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

    第二天，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请复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解除王氏字说禁令。

    赵煦用宝，令行天下。

    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这不奇怪，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

    宝文阁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奸臣’在内，一众‘大奸臣’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而赵煦这个‘昏君’不顾病体未愈，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神宗实录》的编撰工作，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

    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将赋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限制苛扰，使赋税趋于稳定。

    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有感于赵煦与章惇、张商英等人的强悍，杨逸再次抛出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补充议案。可以说，这六个字才是核心，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

    这一条推出，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要想施行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行事彪悍的首相，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

    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绝对不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王安石则不够彪悍，他对政敌过于温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

    而赵煦、章惇、李清臣、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

    赵煦多年来被压抑、被忽视，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绝不原谅、绝不宽恕、也绝不妥协，无论对内或对外，始终如一。

    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他的坚毅胜于赵煦，他的忠诚从一而终，只要他认准了的事，虽千万人，必砍开一条血路，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