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加耗、漕项，加在一起，就是漕赋。

    清承明制，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八省征漕粮，经运河北输。总额为四百万石，算上加耗，征粮实际接近六百万石。还不止粮，漕赋也包括银子。对粮户来说，正赋一石额，就意味着两石乃至更多的负担。【1】

    收漕赋如收田赋，自然免不了杂项加派，成了陋规。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在漕赋上有过三次大的加赋，都是将杂派转为正赋，然后再生杂派，继续转正赋这个老套路。

    早在五年前，英华图谋江南时，就有无数人献策说，以水师断漕运，江南不战而下，满清也要失命脉而亡。

    这些意见都被李肆和朝堂以冷处理的方式压下了，这几年来，南北交锋，面上都没动过漕运，在一般人看来委实奇怪，甚至有人评判李肆目中无漕，见识还不如三岁小儿。

    面上没动，面下却是一篇既大又深的文章。李肆眼中怎么可能无漕？他不止眼中有漕，心中更有漕，还埋得特别深。在他前世历史里，鸦片战争时，道光为何那么俐落地就低头认输？就因为英军攻占镇江，封锁了漕运。

    但李肆更清楚漕运变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英华不是不列颠，只求通商卖鸦片，求的是再造华夏，而如何处置漕运，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需要全盘考虑。

    在李肆看来，漕运的变迁，是农业社会“官办经济”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

    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

    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成本低则二十两，高则四十两。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仅只是山东临清关，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直接征银买粮，耗费远远低于漕运。

    不管满清政斧如何看待漕运，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以政斧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

    满清政斧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粮食就是战略物资，所谓手里有粮，心头不慌。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用来赈灾，用来供应战事所需。李肆前世历史里，满清以“截漕”的方式，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

    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这些人没有田地，以船运、纤夫、河工、码头装卸为业。他们不稳，天下难安。李肆前世，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这些人口上岸，就脱离了满清政斧的掌控，扩散于城镇，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

    人口之外则是资本，照满清官员的算法，每年大运河沿线的“gdp”高达八千万到两亿两白银，造就了一个大运河经济带。在漕运变迁，改河为海后，大运河经济带就衰落下来，宁波、上海、天津这一条海上漕运线却兴盛起来。

    还因为海上漕运线的存在，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族资本的中坚，还能依赖这一项“政斧订单”降低营运成本，跟外国船运业竞争，留下诸多历史佳话。而当满清灭亡，南北分裂，同时技术变革，铁路兴起，这一条脆弱的经济链就此瓦解。

    漕运这条经济链不仅脆弱，还在于上端是愚昧守旧的统治阶级，下端是苦不堪言的草民，通过强行征税的方式连在一起，只能靠政权暴力维系。时势、自然、技术一变，不管怎么变手段，怎么变途径，就如大运河很快荒废一样，漕运经济也悄然消散。

    漕运经济的变迁，在李肆前世历史里走过了好几百年，而在这个位面，英华正朝着近代国家急速挺进，工商势力如初生牛犊，满亚洲倾泻。蒸汽机的轰鸣声已在海面试探着响起，铁路还不敢想，可海运碾压掉漕运经济的趋势已经明显可见。

    这个趋势也是李肆乐见其成的，可就像他不能坐视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段运河淤废，漕运才由河改海一样，他也不能坐视这条经济链的中间环节自行崩解。

    英华要动漕运，就得为那数百万人口的生存找到出路，运河沿线，至少是江南沿线因漕运在而盛，不能让其因漕运废而废。当英华以新的经济网取代之前单一而脆弱的漕运经济链后，必须将之前依附于漕运经济的人口和资本也吸纳到新的经济网里。如果让这么多人口、资本游离于英华体制外，这就是英华得江南的失败。

    这项工程太复杂，涉及面太广，因此自五年前开始，李肆和薛雪、陈万策、宋既等人就已定下基本方针，暂时不能大动漕运，多观察，多研究，分期分步骤地解决。

    定下这项方针，英华北进的步骤，得江南的策略，乃至逼和满清的手段，一般人就很难看明白了。他们也难以理解，满清在江南把漕赋由粮改银的过程，实际也有英华的推动。

    一般人，包括江南、湖北、江西等省的粮户们就明白一件事，他们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因改粮为银而加重了。虽然新朝又大幅降低了田亩税赋，但这帐总是算不清楚，还因吃皇粮的官员猛然压到了乡间而惶恐不安。

    宋既道：“由江南现状能见，漕赋之策的分寸有偏差，臣以为，原本一些待议的举措，应该先行。”

    施政最难在哪里？就在分寸……

    李肆也微微叹气，这可是精细活，他忽然很想念他的小帐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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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二十六章 神展开

    李方膺追问：“偏差在哪里？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刘兴纯一直都在龙门，关于江南诸事，平曰该已沟通足足，现在还要作此问，显然是对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见，包括漕赋，因此要在李肆面前开口辩难。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龙门，就是要统合各方意见。

    “这就要从漕赋改粮为银说起……”

    宋既也不动气，开始回顾英华插手江南后，漕赋的变迁过程。

    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南，漕额为179万4400石，几乎占漕粮一半。明时是官办民运，清时是官办官运，而且具体经办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运。

    明清虽都设有漕运总督，总掌漕事，但跟明时设置粮长，将漕运事务以徭役方式摊派到民间的手段不同，满清漕运的官办体系非常完善。从漕运总督到粮道，再到州县粮厅（即县丞），再到总书，也称漕总，构成一整套漕运管理体系。

    州县漕总负责赋额摊派，进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图的粮差具体执行。粮差为大差头，征粮时招收临时工为小差头，再跟粮柜粮仓的书办仓役三位一体，李肆当年在广东英德所遭遇的里排勒索，跟江南粮户所受的盘剥比起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毕竟他只交银钱，这里粮食银钱都要交。

    州县粮仓收足了漕粮，就向各漕口汇聚。漕运衙门的粮丁押运，一路北运。而粮丁多是旗丁，收粮时索贿卡拿，形成惯例，这些耗费自然又转嫁到粮户身上，成为杂派。

    雍正上台后，大刀阔斧搞“费转税”，也就是火耗归公，这政策也落实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县和漕事经办人身上的杂派陋规收归中央，再酌情朝下返点。

    当然，杂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轮杂派又顶着其他名目出现了，粮户负担又重了一层。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满清不是重兵压境，就是统治稳固，没起什么大乱。可在江南，英华自龙门而入，这重压有了出气口，开始有掀满清桌子的迹象。

    《浒墅和约》后，英华粮商进入江南，经过一番较量后，李绂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溃，粮价由暴涨转为一路下跌。同时英华粮代异常活跃，侵蚀漕事各个环节。州县漕总粮仓乃至一省粮道卖掉漕粮，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购买粮食充抵漕粮，由此赚取运费差价，此事已成风潮。

    基于此难逆现实，李绂只好上奏朝廷，建议不再征漕粮，而是直接征收银，在江南各个漕口买粮北运。当然，英华粮商跟江南粮商合流推动此策的背景就隐在后面，为李绂建言改粮为银的钱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粮商的银子。

    考虑到丢掉江南已是时间问题，直接征银还能有所积存，雍正很俐落地点了头。雍正八年，满清漕运在江南由征粮改为征银。而征收额度却并不随粮价而变，而是以雍正三年，一两一石梗米为基准线上下浮动。征来的银子也不是全部买粮，三成直接拨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间，南北大势已经明朗，满清的漕运体系也轰然崩塌。漕运总督衙门裁撤，漕运旗丁北归。但崩塌的只是官运体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银的官办体系被英华官府接收下来，实际经办运输的漕船人户被英华资本接收下来。江南行营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管理漕事，漕运在表面上并无大变，但内里的运转机制却已完全不同。

    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按照旧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有三四钱，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废待新，漕银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旧额都不改，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摇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英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粮户的负担不止漕赋，还有摊分到田亩上的丁银。江南八府在圣道五年时，漕田两赋总额是七百万两【1】，这还是雍正为争人心，同时在江南办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后才减下来的。”

    “江南今明两年仍照旧制征赋，官家将田赋普免三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六七成，八府田赋依旧有三百万两，而八府漕银正额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相较之下，重点自然在田赋而非漕银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乡刚刚推行，重清田亩还未展开，所用胥吏还是当地旧人，偏帮士绅富户，这减免更实惠了他们，一般民人受益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