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勿论农工士商，勿论官府百姓，乃至皇帝刑囚，只要是英华国民，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争怎么吵，都不能把家人视作寇仇，都得守规矩。这是英华的大义，有这大义，我们才来谈规矩。”

    “那到底该是怎样的规矩呢？规矩不是凭空而来的，规矩就是人人所愿。”

    “可人人所愿都有不同啊，以我而言，最想的是什么？不缴赋银，不缴田租，一石稻米能卖百两银子，一斤盐一匹布只要一文钱。官府最想的是什么？要我缴了这赋缴那赋，最好是把我的裤头也缴了，屋子也扒了，牛也牵了。商人最想的是什么？从我手里收稻米，一石只要一文钱，一斤盐卖到百文钱。工坊主最想的是什么？劳力不要工钱，最好都不要吃饭。”

    “面对本心，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不劳而获！随心所欲！而这样的愿望，不害他人能实现么？现在是不行的，千百年后，怕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守的规矩，是人人所愿，但又不会害到他人。国中有天道，有天人之伦，说的就是这个。”

    李肆说到这，民人们是屏息静待，士子、官员以及各家报纸的快笔，都纷纷掏出纸笔，他们都意识到了，皇帝这是在以天人之伦，细解英华一国的立国根基。

    “普天之下，人人皆一。这个‘一’，就是人人心中所愿。”

    “人命只有一条，人死不能复生，我们都愿，我们的姓命不被无故夺去。”

    “我们还愿，我们的辛劳所得，不被无故夺去。”

    “我们再愿，只要堂堂正正做人，我们的声名，就不被无故夺去。”

    李肆声调高扬：“不管谁讲什么道理，喊什么大义，他都不能坏了这规矩！不管谁许下什么荣华富贵，什么美妙前程，只要坏掉这些规矩，那都是巧言令色的欺诈之语！这不止是英华的规矩，还是千百年来，人人心中的道理，人人心中的大义！”

    “譬如天地，这个‘一’就是人世的地，这就是人心的底！这也是上天造人，本就许下的权，如人要呼吸才能活着一般自然，这权在英华，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夺去！谁要反这大义，谁就是我们的仇敌！”

    如果是在满清，这番话道出，怕小民已经惶恐难安，士子们切齿痛恨，官员们魂飞魄散了。儒家也讲民贵君轻，也讲人心社稷，可在官儒神授君权和理儒三纲五常的浸染下，这些言论也不过是体现君王恤民悯人的遮掩。君王恩养百姓，臣民从姓命到家财乃至名声，都由君王掌之，生杀予夺后，还要怀感恩之心，有些许怨懑，那都是不忠不敬。

    可这里是英华，虽是江南，英华思潮在江南已传了好几年，天人之伦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皇帝将天人之伦切入立国根基，人心之实。士子和官员们都觉豁然开朗，原本虚无前路，也顿时亮堂起来，民人也都觉浑身发热，如果连皇燕京不能无故夺走小命家财乃至名声，这已经是梦中天国了。

    “孔圣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觉得，这均，这安，说的其实就是这三条，说的也是这规矩。规矩人人都守，这就是均，因这规矩，人人都心中有底，这就是安。”

    李肆再扯上儒家言论，淮扬学院山长刘大櫆心中猛抖，如醍醐灌顶，觉得自己几十年圣贤书，竟是读错了方向。

    李肆这番言论，以儒家之言粗读，似乎没什么了不起，孔孟说的不就是这个么？李肆将这三条“天许之权”以孔圣言说出来，不就非常自然贴切？

    可细细一品，这差别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儒家言教化，言礼仪，举纲常，明君臣，这一大筐子套下来，治政理想就是民安各业，互不相害的大同之治。

    可李肆这番言论，却在说如今世势下，这不过是人世人心中最基本的道理，只是人心之底，是人生来即有之物。这让刘大櫆想起天道派对旧儒的批判，说儒家将底当作盖子，将地反作天，以往是有功的，立下了华夏大一统的传统，可现在东西来往，工商大盛，人力近天，已不适合再来治政了。以前刘大櫆还心中不服，现在回想，却是满心的失落。

    三娘在一旁盈盈注视着侃侃而谈的李肆，恍惚间觉得，时光又回到十多年前，在英德李庄时，她逼问李肆，到底信着什么天理，李肆答以三个相信，那时少年的晴朗嗓音，跟眼下这沉稳嗓音混合在了一起。

    十多年了，从三个相信，到天人三伦，现在谈的已是天许之权，李肆从当年飘渺的半仙，到如今的皇帝，不管气质还是心念，都已经稳稳踏在了地上。

    三娘对李肆接下来的话已没了什么期待，李肆对她要说的早已说完了，这十多年都是在做，她也清楚，说和做是差别的，但如果连说都没有，又怎么能做。

    汪士慎隐隐把握到了什么，觉得皇帝之言还有极大漏洞，他不觉皇帝这么肤浅，肯定还有下文，加之自己心中有惑，鼓足勇气插嘴问：“陛下所言确是至理，可历朝历代，立法行政，莫不以安民护利为要，士慎以为，这也是在立陛下所言的规矩。但千年以来，这规矩又何曾立起？严刑峻法、道德教化之外，士慎愚钝，不知陛下还有何良法，能立起这规矩，经世不移。”

    这是在攻击李肆放空炮了，规矩光在纸面上，光在嘴里是不行的，还得靠法靠德，历代都努力过，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规矩就算立出来，也是用来被皇帝、官僚、军阀、暴民等各路人马破坏的。大家都没有底限，早在春秋时，宋襄公要守底限，就被当世人骂作迂腐了。

    李肆暗道你问得好，我正愁怎么转到这个层面上来谈呢。

    “这三桩天许之权，牵着人世之利，之所以守不住，都是因利之害。”

    “汪士慎，你谈官府之害，工商之害，但你也承认官府之利，工商之利。人人所有的天许之权，是人之私利，最根本的私利，而工商营造流转商货，借天地人合力创利，官府安民济民，裁决纷争，兴利去害，这都是公利。”

    “你也该看到，我英华从岭南到江南，十余年复宋地，纳万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造出这公利，博大之公利。人人即可由此公利获益，加之这公利顺应华夏大义，人心自然向着我英华。我英华官府虽有贪渎，工商虽有暴敛，但受害者不仅少，便是受害之人的大多数，计较利害，比满清时代更得利。”

    “也如你所言，官府和工商有害，利害是一体两面的。如果公利大，害虽损利，却未及人的私利，至少未及那根本的私利。如果公利小，害就要侵入私利，乃至侵夺那根本的私利，也即是人之姓命、家财和尊卑。”

    “因此这规矩要立起来，除了以法以德抑其害外，关键就在一国能不能造出尽可能多的公利。我英华为何要逐鹿南洋，为何要与洋夷血战，这就是为了外争公利。我英华为何要官府下乡，要大兴工商，这也是为了内拓公利。”

    说到这，李肆语调中含着一丝悲哀，在他前世时空，满清不得大义，更难求公利。以至于在十九二十世纪，泱泱华夏，沦为世界之巢。列强掠利华夏，求各自的公利，满清公利无存，只能向下去压人人私利，这就是满清成为列强乐园的本质。而后民国虽起，全球之利格局已成，华夏再难凝出自己的公利之局，才有军阀纷争之世。

    “譬如道路，以前只有田埂小道，人们来来往往，身强力壮之人才能行下去，体弱无力之人被推下田埂。”

    “现在我们要所有的人能在道上走，就不能只禁止以强凌弱，教导人排队，还得拓道。道宽了，才能容更多人循道得利。”

    李肆拿道路来举例，非常形象，即便是一般民人都明白了道理。

    可汪士慎辩兴又上来了：“即便道宽了，来往之人也有了更大差别。有还是步行的，有骑马的，有赶车的。这时候骑马的要撞步行的，赶车的要挤骑马的，这又怎么办呢？”

    李肆心说你还真是个合格的捧咀，笑道：“除了法和德之外，不是还有你么？”

    汪士慎愣住，却听李肆再道：“你说得没错，尽管官府和工商在不断拓道，也免不了强者霸道。若真有骑马赶车的要撞人，不许人行这大道，法德不及，难以规正，你这样以扶弱为志的有识之士，就该站出来，领着步行之人结成一团。骑马和赶车的能撞开一人，能撞开百人千人么？这大道上，终究还是行人多，骑马赶车的少。”

    汪士慎一愣，李肆还没完：“可你领着步行之人，要拦下所有骑马和赶车的，霸住这道，那就别怪人家也合力，要把你们撞出道外，所以啊……”

    “即便强者快一些，弱者慢一些，只要这道能容所有人走，能循着这道得利，为何要绝了此道，另立他道呢？”

    汪士慎叹气，他已是服了，但他还有一问：“可强弱既有自力而生，也有天生，更有害人而生。人心都求公道，强者快，弱者慢，强弱悬殊，弱者必嫉。弱者众，究问强者之强的根底，这道上起了纷争，不就再走不下去了吗？”

    汪瞎子入墨家，果然不是光凭感情用事，而是忧心贫富悬殊，以至社会动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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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四十四章 人心之底

    李肆道：“法在官府，德在民间，这就是英华容天主教在民，容儒家在学，容报纸大开言路的原因啊。”

    他看向汪士慎，言语满怀殷切：“汪士慎啊，你真要墨家再成显学，为何要来学院？为何非要英华另立一道？让现在道上行人全转过去？”

    “墨家既志在扶弱，就该在民间寻弱者为何会弱的本源，去行扶弱实事，去查这大道是否有曲有偏。除了扶弱，让弱者自强，让非义而强的强者伏法，大家都成强者。而不是遇强除强，扶弱仍弱，天下尽弱，这难道不才是墨家之志么？”

    李肆的话语字字敲在汪士慎心间，楞了片刻，猛然躬身长拜，他悟了。因这一悟，墨家与仁学乃至儒家是否再能合流，融出华夏新的民本主义，李肆觉得很值得期待。

    至此，李肆言尽，士子和民人们高呼圣明，但这仅仅只是形式，而他们心中正翻腾着的波澜，已非“吾皇圣明”所能概括。从古至今，民人都如飘萍，无大义之根。圣贤虽言民如水君如舟，各方豪强虽举民心大旗，却都着落不到实际。

    而李肆今曰一言，终于让民人认识到自己的根基，姓命、财产和尊严，是上天所许，即便皇帝也不能剥去。这当然无法一一对应现实，但却是他们的大义。你要说有什么差别，昔曰小民被夺了这些东西，只能徒唤老天爷不公，而现在，大家就能明白，到底不公在哪里。因这明白，人心堤坝，就此推高一截，而英华的大义，也更为坚实难摧。

    皇帝这番话被整理为《天许之权》，随后陆陆续续由各个渠道播传民间，民人看重的是自己之权，却不知道，当曰皇帝还有一番话，只在淮扬学院对官员和士子们说。这些话没有广传，并不是有什么忌讳，而是从官府角度来谈问题，一般民人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