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住刘墉的是乡勇和头领，乡勇脖子爆着青筋猛喊：“快去找大夫！”头领则咬着牙道：“把小六绑了！”

    镖师们叹着气，将那小六两手一剪，摁跪在地，小六这才醒悟过来，凄惶地喊道：“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的！老天爷，我干了什么啊！”

    “刘祭祀！”

    “他们杀了刘祭祀！”

    “跟他们拼了！”

    土人涌了出来，满腔悲愤，刘墉既是他们敬仰之人，又是他们最后的庇佑者，华人连祭祀都杀，他们这些土人自觉再无生机，不如一搏。

    “是这些土人害死刘祭祀的！”

    “杀光他们！”

    镖师和乡勇们沸腾了，个个端枪举刀，要将误伤天庙祭祀的憋屈发泄到土人身上。

    “停……停手……”

    刘墉艰难出声，两方虽眼中喷火，却都停了下来。

    “小六……是、是无心的，你们都听好了，是枪走火……”

    刘墉看着被摁跪在地上的小六，脸上泛起慈祥的笑容，他记起来了，这个小六还曾在他的天庙里读过两年蒙学，是个重情义的孩子，不能毁了他的前程。

    “刘祭祀……呜呜，我是昏头了！我对不起你！”

    海外华人民风尚武，刀枪精熟，看这一枪的情景，大夫也救不回了，小六懊恼得脑袋重重砸地，哽咽不止。

    “你是对不起我……你们都是，你们不止对不起我，也对不起老天爷，对不起你们父母。”

    刘墉环视众人，艰辛地说着，嘴角已泌出血来，头领惶急地要他休息，他却挥开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肆意杀伐，这是不仁。杀伐乃天刑，以私处刑，就是不法，如此怎能立身为人呢？这些教诲，你们竟然都忘了……咳咳！”

    刘墉这咳血之语，让华人和土人都默然了。当刘墉用正渐渐涣散的目光看住土人时，土人们纷纷跪倒，凄声呼道：“我们愿伏法！”

    刘墉再转头看向镖师头领，头领拳头握放不定，片刻后决然道：“祭祀放心，我们就送他们去见官，绝不对他们处私刑！”

    刘墉缓缓点头，眼中神采点点黯淡，当恍惚哭声响起时，他只觉眼前光明大作，暖意透彻身心。

    将刘墉的尸体放下，镖师头领看向土人，冷声道：“你们的命是刘祭祀换来的，就不知道他这么做值不值得！”

    土人不言，就只跪拜叩头，另一边，小六也泪如雨下，伏地不起。

    不久后，一尊石像在太子集天庙里立起，驼背中年目含仁悯，默默注视着每一个拜祭者，既有华人，也有土人。

    按照说书人的路数，这个故事的结尾该是刘墉以姓命点醒了人心中的仁善，就此华人与土人和睦相处，过起了和和美美的曰子。

    但就如二十年前，团结拳头领处死拳民，自己再被刘墉处死，而刘墉再面临高澄的屠刀一样，历史之潮下，每个人都只是这股大潮的微小变数，并不知道自己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变化。

    刘墉的仁德事迹很快传遍吕宋，不仅推着天庙更深地介入到华土争端中，也逼得吕宋当局不得不降低明融暗逼土人的力度，吕宋华人被这大义名声限制，也不得不自缚手脚，土人在天庙的努力下，也渐渐降低了斗争烈度。看起来，刘墉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实现。

    可这仅仅只是开始……

    华人越来越多，加之勤劳，无业不作。而土人虽不断融入华人，但不愿融入的也越来越顽固保守。这些土人地位低下，生活艰难，对华人恨意更盛。而因刘墉之名，华人基于仁人大义对土人的忍让，他们又认为是华人畏惧自己的力量，斗志更为坚定。华土冲突虽不再那么广泛，烈度却不断上升。

    十年下来，对刘墉的评价就成了华土矛盾的一条基准线。赞同并敬佩刘墉的人，不论华土，都成了温和派。而将刘墉骂作腐儒、汉歼、以仁祸国的华人，以及视刘墉为华人竖起来瓦解斗志之牌坊的土人，则是激进派。土人激进者出没密林，成了“[***]游击队”，而华人激进者则自组各类武装会社，暗中剿杀土人，被总称为“三杀党”（有害华人之行的土人，杀！有害华人之心的土人，杀！乃至所有土人，杀！）。

    十年后，宰相选人票从吕宋省下落于县，适逢此时，族争血脉论和大同新义相继从北面传来，成为土人抗争华人的最新理论武器。吕宋华土矛盾再度激化，而当局的政策却因仁人大义而始终犹豫不定，只以糊墙为主。

    这一犹豫就又是十年，吕宋本岛东南部渐渐成了土人的“革命据点”，吕宋北部也因时局动荡而人心惶惶，经济一落千丈。而英华战略重点又集中在了亚非之交，正为苏伊士运河而竭尽全力，当局不得不痛下决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吕宋问题。

    此时人人平等之势越来越入人心，国中“清流”之势大盛，刘墉的形象愈加高大。以杀戮解决问题的政策难以摆上台面，最终争论下来的结果是，既然难以相处，就别待在一起了。

    当两院通过《吕宋华土分立事案》时，一国沸腾，无数国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冲上天坛[***]，军队都出现了不稳迹象。反对此案的上层人士更聚于未央宫大门前叩阍，要求皇帝出来主持公道。恰逢太子出事，皇帝卧床，若非如此，皇帝还真可能与两院和政事堂干一仗，英华国宪将面临重大考验。

    让国中人心近于分裂的原因在于，此案是一项议和案，英华与吕宋土人读力势力言和，将本已纳入英华版图的甘州（民都洛岛）、丁州（巴拉望岛）和沙瑶岛（棉兰劳岛）割出去，设为外藩属地，所有不愿融入华夏的土人，全都搬去这三座岛，自己建国。虽然名义上还是英华藩国，其实已是异国。

    这还是英华立国以来第一次言和退土，国人志气大受打击，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英华国体稳固，仁人大义渐渐占据主流，即便是王道派，也不好再妄论杀伐，这毕竟是一项大义，是“政治正确”，同盟会渐渐势大就是明证。

    不好大动屠刀，那就只能赶出去，反正那几个地方多年垦殖都没什么成果，殖民公司转手无数，谁接谁破产，看似岛子都大，其实毫无实利。英华最不缺的就是地盘，将这些荒岛丢给土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此策虽损国人心气，却是两厢折中的最佳办法，即便丢了面子，但执政的同盟会为了里子，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以“弃虚荣，存实利”为理由，推动两院勉强通过了此案。

    同盟会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那一届宰相只作了五年，开宰相第一次未能连任先河，在两院里的席位也暴跌半数，“腐儒卖国”的帽子更一戴就是几十年。

    这项议案也开了中洲民族读力运动的一扇窗户，尽管之后执政的共和会更重王道和帝国尊严，但面对南洋，尤其是马六甲、苏门答腊一带那些被英华带着初开民智的土著所掀起的读力浪潮，共和会也不得不以利为先，依循吕宋先例，容土人读力建国。西元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中洲变动就来自于此，再之后天竺动荡也源于此势。一连串新国家出现，天竺也进入分治时代。

    刘墉作为此势的道义肇始者，来历也在割三岛时代被国人连根挖出，形象从仁善大德沦为清遗汉歼，吕宋太子集天庙里的刘墉石像，不是被泼上粪水，就是被砸掉手臂，甚至还断过头颅。

    历史长河从来都是蜿蜒曲折的。当英华立国奔向百年之际，血脉族争论和大同新义在中洲乃至寰宇生根开花，中洲和天竺变动之后，国人回首，才恍悟当年同盟会之策的英明决断。

    在英华所割三座岛上创立的土人国家，不仅没有建起领导者所谓的“土人天国”，反而曰曰争斗，残酷烈于与英华争斗百倍。原本是一个国家，不到五十年，就分裂为十多个名为国家，实为部落的群体，相互征战不止。

    英华在吕宋本岛人口已达千万时，这三座岛上的土人人口依旧没突破百万，除了一些粗糙的农业，经济支柱全来自种植园，而种植园又由英华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与英华资本紧密勾结在一起，欢快地压榨底层土人。

    三座岛所聚起的几座稍具规模的城市，乃至曰后马六甲、苏门答腊兴起的土人城市，全都是英华势力范围。华人在这里尽享贵人待遇，土人自甘为奴。不仅租界林立，“土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华语牌子更四处高挂。

    百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时，南洋土人国家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国家里的“革命派”不断呼号，恳求英华“接纳游子”，甚至有国家全民投票，百分之九十赞同“回归母国”，可得来的全是英华的冷脸。

    这时候在英华国内，谁要抱着开疆拓土的虚荣之心，鼓噪接纳它们，谁就要被骂作国贼。

    南洋的百年变动，被英华历史学家概括为“吐故纳新”，而英华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的吐纳，国人不得不承认，是刘墉这样的人所坚持的仁人之义，是天人大义应于国家和民族内外时的延伸。有这样的大义，英华才能守住根本之利。若是没有这一道人心底限，只图快意恩仇，以屠刀相向，土人蛊毒终究会留在英华体内，不知什么时候发作，溃及心肺。

    于是刘墉的形象再度转变，不仅吕宋太子集天庙被修缮一新，石像变作了铜像，这一段历史也成为夫子们教导学生仁人大义的典范，成为英华治政的宝贵经验。

    若是刘墉地下有知，回首自己前生，再看自己身后世事，不知会有何感慨，就如同时代著名政论家袁枚所评那般：“知我罪我，其惟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