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包括现在的满清，都没真正认识到银钱的本质。过去是条件不足，现在是堪堪差一线，但若我们小心调理，这一线也是补得上的……”

    李肆的回答让大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李肆的话，就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桩涉及太广的工作，过程也将很是漫长，不过一旦开始，可是历朝历代都难匹敌的伟业。

    “旧时各朝，都想让天下是一个停滞僵化的天下，不然他们难以把握。可当银钱深入天下诸事后，如果能把握住银钱，就能大致把握住一个变化的天下。为此我们需要作很多工作，现在要做到第一步就是……”

    李肆说出了让众人抽口凉气的举措。

    第一，官府下乡……调整广东全省行政架构，去掉直隶州厅的编制，全以县代之。每县按地域和人口密度分划若干个乡镇，散而广之地为乡，密而聚之地为镇。而像广州府这样的城市，则分设几个区。

    乡镇区只是称呼，并无其他不同，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公所”的衙门，经办具体事项。

    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

    最大的问题是，钱粮怎么来？

    钱粮怎么来？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由中央财政供养。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都是靠着“杂派”，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

    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包括文档籍册，民间事务管制，这都要人来管，但又不解决经费，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可基于大一统、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

    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

    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

    李肆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

    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

    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李肆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斧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斧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动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薄，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此外还有农正和商正，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李肆规划的公所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主薄、巡检和农商正，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主薄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正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正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主薄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所，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李肆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李肆关于公所的设置，天王府参议和三厅六科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怎么感觉有些像是把之前青田工商的公关部、商关部，白城学院里蒙学和医学那一套架子摊出去了？

    李肆早前弄的青田公司，其实就隐隐有了“潜官府”的味道，有那么一段时期，青田公司的任务就是将满清官府跟民众之间的联系切掉，只剩下官老爷那一层表面的皮。在工作做得已经很到位的韶州、清远、新安、佛山、东莞等地，这一套公所的架子，其实已经铺成型了，只需要进一步按到更下一层即可。李肆正是在青田公司的探索和试验中获得了经验，这套设计，并非他拍脑袋生创出来的。

    将青田模式推行到县以下的基层，李肆就是要将原本满清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李肆。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李肆终于绕了回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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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八章 无公局不纳税

    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英华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广东一地在满清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这官员是原广东巡抚衙门的吏员，当然是从大面上看问题，没等李肆说话，苏文采就反驳了他。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广东一省民人每年要纳接近三百万两银子的钱粮，这还不够分？

    这事李肆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像钟上位赖一品那样的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李肆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李肆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导到近现代国家的地方自治上。【1】

    “许每乡镇区民人自设公局，由当地有产之户自己推选公局议员。摊丁入亩后，除开按田亩征收之正税，其他杂派我们定下具体名目，分摊到每县乡镇区，由公局议员们自己商定其中细节。”

    李肆淡淡地将摊丁入亩的实际艹作也说了出来，之前说了官府下乡，官吏一体，看似动作大，变革却不如这一条大，这才是颠覆过往儒法社会的决定姓一步。

    众人初时不觉得太过惊诧，一来之前这过程是隐于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乡绅吏员之手征税，过程的实质也是如此，二来这跟之前粤商总会的行事手法一般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