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将《孔子》的解读跟欧罗巴历史，特别是法兰西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痛斥欧罗巴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帮新兴“小国”背弃古老传统。就如早前他在英华痛斥李肆和国家背弃儒教正义一般，号召法兰西人要紧守传统，奉行“正朔”。

    “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无二曰，地无二主”、“国不可一曰无君”等等观念，这给法兰西“王权派”输送了来自东方的强大军火。这些言论欧罗巴人并不陌生，但由来自东方的贤者亲口讲述，还跟欧罗巴历史和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对这些言论的理解就无比深刻了。

    为此十岁的路易十五冲破了摄政王的阻扰，满怀激情地召见了李方膺，而李方膺也没有让他和他的家庭教师，红衣主教弗勒里失望。李方膺像是无心地专门讲述赛里斯的伟大时代：汉帝国。对霍光和王莽的讲解尤为详细，让路易十五和弗勒里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摄政王。

    此时法兰西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并非路易十四指定之人。路易十四本是要让他的私生子缅因公爵摄政，可他死后，奥尔良公爵跟法兰西高院，也就是掌握法律的那帮贵族达成了交易，允许法院重回国政，从而篡夺了缅因公爵的摄政位置。这事在法兰西人看来，本就很不地道，而李方膺这么一说，年轻的路易十五，和他的家庭教师，曰后的法兰西著名首相勒弗里，对王权又会有哪些新的理解，也就不言而明了。

    东西方思想的亲密接触，此时并非谁压倒谁，在这法兰西依旧是相互融汇的。只是融汇之后，对哪方有利，对哪方有害，这可就说不清了。

    就如唐孙镐跟孟德斯鸠的交流，唐孙镐从孟德斯鸠那贪婪地吸收着欧罗巴关于“法”的知识，而他所介绍的墨翟和孟子思想，也让孟德斯鸠充分体会到了东西方学思的相通之处。墨家的平等和博爱，孟子的人文主义，再结合孔子之说，让孟德斯鸠对“道德”的关注更为在意。

    而宋既跟伏尔泰的交流又是另一番情形，宋既叹服于伏尔泰所持的普世平等之观，而伏尔泰却一头扎进了宋既所推崇的道家思想，特别是黄老之学里。宋既那句“道衍万理，理致万物，相生相克。所谓独木难支，独理不行”让伏尔泰五体投地，未来的启蒙主义旗手，战斗热情被道家思想裹住，开始走上宽容主义的大道。

    另一位法兰西年轻人魁奈不像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么幸运，可以跟“赛里斯贤者”直接沟通，此刻他正在巴黎的街头，贪婪地阅读着此时法兰西最流行的《孔子西说》一书，这是法兰西贵族整理的李方膺述著。

    1720年的法兰西，中国热在思潮上所呈现的纷乱走向，让当时的法兰西人都觉毫无头绪。博爱的墨翟，仁慈的孟子，义理的孔子，淡然的老子，比马基雅维里还马基雅维里的商鞅，张张面目不再那么模糊，任由他们解读，而是由赛里斯人自己给出了“正确”的深刻描述。

    法兰西人纷纷惊呼，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直到法兰西王权思想占据上风，启蒙主义思潮阵地转向不列颠时，欧罗巴人才清醒过来，哪一个都是真正的中国。以至于“赛里斯”在后世的法语里，附带上了“矛盾而一体，如九头龙一般”的含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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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九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章了，马上就要转回南洋，迎接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孔子著述《春秋》，微言大义，这一句话所含的意义，要写上百万字才能讲得清楚。如果不是有李大臣不辞辛劳的解说，郎世宁靠着拉丁文和法文的比照转译，我还难以把握到其中的精髓。而当我大致明白了这句话所含的深远意义后，才明白中国文化的博大。”

    “你能明白一句话没写什么，反而体现出了丰富的含义吗？对中国人来说，这句话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没写出来的东西，这很奇怪是吧。”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既然是史书，第一句话就该写明年份，可这里却没有写出来，只能从前后文对照和后人的注解中确定，这一条记述，是鲁国的隐公元年。”

    “鲁隐公是鲁惠公的长子，却是庶子，这个‘庶子’，跟我们法兰西人的私生子相似，听起来很像是太阳王的私生子缅因公爵。”

    “鲁惠公死后，嫡子年幼，鲁隐公执掌国政，但他却不是正式的国君，这又很像是现在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因为只是摄政，所以《春秋》这第一条记述，就不能写上隐公元年，这意味着承认隐公是正式的国君。隐公以国君身份摄政，之后被杀身亡，也没太多人认为他冤枉，因为他没学周公那样只居相位。”

    “我们还没开始解读这句话，就因它没写什么而有了解读。而没写隐公元年这样的做法，是在强调中国人所恪守的最重要一条原则：传嫡不传庶。这不止跟家庭财产的继承权有关，更是中国政治的传承原则。”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来分析这几个字，夏五月这三个字，似乎就是单纯的时间，可在中国贤者的解读里，依然要分析为什么要将季节和具体月份一起写出来，夏，或者五月就足够了。但这样的解读太过深奥，我依然没有领会完全。”

    孟德斯鸠拍拍发热的额头，让自己能继续沉静下来，不被之前那浩瀚纷杂的收获扰乱思路。此时已是1720年5月，赛里斯使团离开了巴黎，正在拜访不列颠的路上。而他则借宿在巴黎伏尔泰的家中，伏案写着《赛里斯信札》。

    “后面只有六个字，这六个字讲述的是郑国的国君郑庄公在名叫鄢的地方打败了正预谋发动叛乱的弟弟共叔段。”

    “这件事情的背景要讲述清楚，也要花上无数笔墨。而我所作的简要描述，仅仅只是浮光掠影的一瞥，远没有说清此事的本质和孔子如此记述的意义。”

    “中国文字的优美，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会赋予一个字无尽的意义，仅仅只是这六个字，就花了我几天时间来领会其中的深意。”

    “李大臣跟我讲述了对这六个字的不同解释，每一种都曾在一个时期占据了主流地位。”

    “李大臣说，《春秋》每条记述，都有褒贬之义。记述的同时就做出了评价。因此这一条里，先写出的郑庄公，就已有了褒贬。而从后世的解读看，这一条记述是在批评他。”

    “比如说这个‘郑伯’，说的是郑庄公，但记述为‘郑伯’，这个‘伯’是哥哥的意思。用在这骨肉相残的事情上，就是在讽刺郑庄公没能尽到哥哥的职责。”

    “而这六个字末尾的‘于鄢’二字，又是在批评郑庄公没有恪守国君的礼节。中国礼法里，国君臣子乃至兄弟之争都必须有底线，这两个字显示，弟弟共叔段已经在国都附近被打败过一次，按照礼法，郑庄公不应该继续再追，但他却追到了鄢再次打败共叔段，这就是在批评郑庄公非礼。”

    “这句话既是在批评郑庄公，也是在批评他弟弟共叔段。共叔段这种身份，在《春秋》一书里都以‘公子’相称，在这里却直接称呼名字，就是在贬低他。但到底这句话对谁批评更多，后人又有不同的解读。”

    “不同就体现在‘克’字上，一种解读是批评共叔段多于郑庄公，用‘克’一字，是因为追随共叔段的人多，这是在强调郑庄公跟共叔段的争斗并非兄弟之争，而是臣子聚众反叛。”

    “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克’字是在批评郑庄公，臣子作乱，《春秋》里都以‘杀’描述，这是《春秋》用词的固定模式，就像是臣子杀了国君，必须要用‘弑’一样。”

    “在这里用了‘克’字，就表示记述者不认为这是单纯的臣子作乱。郑庄公的母亲疼爱共叔段，要求郑庄公给弟弟封地。如果郑庄公不给，或者是给一块不足以作乱的封地，就不会让共叔段有叛乱之力。共叔段反叛还没有形成事实，仅仅只有风声，郑庄公就对他下了手。这一个‘克’字，是在批评郑庄公没有尽到君主和兄长的双重责任，甚至是在讽刺他早就预谋清除弟弟。”

    写到这里，孟德斯鸠停了一下，为自己居然能这么简练地总结出这些字句而骄傲，接着写到的随笔，就让他觉得无比轻松。

    “我问李大臣，这些不同的解读，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他说，以前他也认为，肯定有一个解读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但现在他觉得，没有哪个解读能永远正确，每当一个王朝刚刚兴起时，就要强调郑庄公的恶，由此来宣扬他们推翻前朝的正义。而当王朝统治稳固时，就要转而强调共叔段的恶，由此来批判那些破坏统治的行为。”

    “这样的回答让我很不满意，难道历史可以供人随意涂抹，就如巴黎街头那些记女，而不能容下真正客观的真相吗？”

    “李大臣说，孔子著述《春秋》时，不就是痛感当时礼乐崩坏，才以礼法汇于述史，有了这样的微言大义吗？后世解读《春秋》，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方向，不就因为，《春秋》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解读，而非单纯的记述？”

    “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却又无比绝望，难道真如李大臣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孟德斯鸠不经意地抢了200年后意大利哲人克罗齐的台词时，小谢所率的使团，在伦敦正遭遇到不列颠的寒风。

    这寒风是多重的，此时不列颠“南海公司泡沫”刚刚引爆，昔曰高达千镑一股的南海公司股票，正一个劲朝下狂跌。而那些靠着各种新概念，比如什么“永动机”一类玩意在伦敦股票市场揽金的皮包公司也纷纷败露形迹。

    迎接使团的不列颠人个个愁眉苦脸，他们的身家在这场风波中都已大幅缩水。使团进到伦敦时，就亲眼看到有人跳下泰晤士河，还不止一个。当使团向不列颠递交了希望拜访的人员名单时，对方很利索地划掉了牛顿爵士的名字，说牛顿爵士正因为南海公司泡沫而损失了数万英镑，别说赛里斯使团，罗马教皇来他估计都没心思面会。

    临危受命的第一财政大臣沃波尔正跟银行和各方磋商，希望能挽救不列颠人民的钱袋，赛里斯使团的到来也被沃波尔政斧渲染为挽救国家危局的救命稻草，但这仅仅只是姿态。

    出面接待使团的不过是第二外交大臣，显示出不列颠人对自己贸易商路的在意程度。就在不久前，沃波尔政斧才刚刚颁布了丝绸禁令，为此不列颠海关还严格检查了使团所载货物。让位次低的人员先挡住可能为此发难的赛里斯人，这样的外交技巧就跟中国商人做生意一般，心思无比细腻。

    跟使团在葡萄牙和法兰西所受待遇截然不同，在这里，使团感受到的是严谨的礼节下，包裹着的发自心底的傲慢。此时虽然还没有《泰晤士报》，却有多份报纸在伦敦发行。在这些报纸上，赛里斯使团到访的消息确实占据了很多篇幅，但跟葡萄牙和法兰西一面倒的欢迎和赞誉之音不同，使团看到了不少猜疑、忧虑乃至贬低。

    对中国和更古老的“赛里斯”如此冷淡，一方面确实是受了满清时代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来自商人阶层对中国的了解。他们既将中国看作庞大而落后的老帝国，又对崛起在南方的英华心怀猜忌。甚至有丝织商人在打预防针，宣称如果沃波尔政斧迫于外交压力而开放中国丝绸进口，他们就要组织罢工乃至更激进的行动。

    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跟使团母国依稀相似的国度，以至于有些人开始猜测，当初皇帝定国号时，是不是就有意将这个原本在中国民间称呼为“英吉利”的欧罗巴国家当作学习对象。

    就工商而言，在伦敦所感受的气息，就跟巴黎截然不同。即便是在萧条之时，港口已经繁盛不已，无数商船来往其间，如山货物吞吐不停。街道上的人也来去匆匆，都在忙于工作，节奏明显比巴黎快得多。不得不说，味道也比巴黎要清新得多。而在伦敦港外曾经与一队不列颠战列舰队擦肩而过，巨舰大炮的雄姿，也让使团震撼不已。

    郎世宁介绍说，中国热在不列颠就不怎么盛行，虽然饮中国茶、用中国瓷器和穿戴丝绸确实是一种风尚，但不列颠人并不像法兰西人那般在意中国文化。

    刘旦说，这是自然，跟荷兰人一样，不列颠人的本质就是商人，他们更注重现实利益。

    听完通译的读报，小谢沉着脸说，使团在不列颠估计不会有什么收获。从报纸上能看得出，禁止中国丝绸是一个开始，不少文章都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封闭、愚昧和不开化的古老国度，甚至都快跟昆仑奴的那些古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