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要耳提面命，“教诲”曾静和张熙，让其忏悔改过，连张廷玉都表示了反对。

    “他不过是受江南吕留良之说蛊惑，罪不在他嘛。而且岳钟琪为套张熙的话，以身家姓命保他们师徒无碍，朕怎么能让岳钟琪背信呢？”

    雍正胡乱找着理由，真正的理由却沉在他心底。曾静背后可还牵连着王公宗亲，乃至重臣里，对他篡位一事的反攻倒算暗流。让曾静师徒低头认罪，在确立大清正朔的同时，就能洗掉他得位不正的嫌疑，如此好事，他怎能放过？

    “曾静师徒还是湖南人，就在南蛮治下，若是他们能洗心革面，更能撼动南蛮人心。”

    觉得刚才的理由着实扯蛋，雍正再找来一条，张廷玉微微动容，这倒是真的理由。

    “但是……”

    “够了！此事朕决意要办！再多荆棘，朕也要一路走下去！”

    他还不死心，雍正冷声止住。

    张廷玉无奈地叹气，但是万岁啊，你以护华夏道统为大旗，斩尽读书人风骨，却又不将曾静这个刺头砍掉，这又是在烧举起的这面大旗啊。

    张廷玉都这态度了，各地督抚和朝堂大臣们更是情绪激昂，个个痛斥吕留良和曾静，同时要求斩掉曾静。如张廷玉所想那般，雍正举起的道统大旗，实质就是忠君。而曾静这样的弥天重犯，居然不凌迟分尸，再挫骨扬灰，又怎么能体现这忠君大旗的成色呢？

    没多少人能理解到雍正的真正用心，却因为雍正这自相矛盾的行动而反应激烈。此时在他们心中，雍正就该是一个理想之君，生杀予夺，都该顺应他雍正的龙椅所需。

    臣子们开始跳腾起来，无关之人群情激愤地上书，有关的刑部和御史台等部门，则是千方百计地阻扰雍正处置曾静的行动，等到允祥带着刑部一干判官“请杀曾静以谢天下”的折子，找到雍正时，雍正觉得，必须发动一场力度更为猛烈的诛心之战。

    不止是因铁杆兄弟允祥都在反对，各地州县对他之前那一份驳斥之言的反应也都得了回馈。

    让雍正意外加恼怒的是，之前他驳斥曾静吕留良言论，不得不对曾静案和吕留良著述有所涉及，这两件事传播到地方上，很多反应却都着落在吕留良的言论，而非他的驳斥上。

    例如安徽总督兼理巡抚事满保就奏报说，桐城知县方临思看了邸报特寄的吕留良言论后，竟然“张口痛骂，语不成声”。他还写折子说吕留良除开华夷论之言有些“不因时”外，学问足以被尊为文宗。曾静自己人面兽心，没能读透吕子著述，竟还要拥立吕子之后为帝，这就是个缪狂之人。吕子所言，本就是道统正论，要严家处置的该是曾静，而不是吕家之后。

    小小知县自然不能直达天听，他的折子被知府扣住，知府又转给了满保，满保赶紧将此人下狱，同时急报御前。

    “不可让此人言论传外，你可秘秘行事，将伊暗中处置了，对外就称病亡，切记切记！”

    这个方临思是官员，可跟曾静不同，雍正一声令下，方临思就此消失。在李肆那个时空，享受这个待遇的是唐孙镐，那时唐孙镐在某位县令身边当师爷，听闻此事，“狂状大发”，愤然而就一封上疏，要给吕留良讨公道，然后被雍正密谕处死。而在这个时空，唐孙镐却因早早醒悟，投了英华，已成就了一番功业。

    不止是官场中人开始接触吕留良的著述，李卫在江南，以吕家谋逆案大肆杀人加搜缴书籍，事情传开，也开始翻搅起本已沉滞的人心。

    江南人被杀怕了，没人再为吕家喊冤，可其他地方的文人，开始纷纷说话，认为吕家的事要一分为二。吕家之后谋反南逃，跟吕留良的著述，这是不相关的两件事，朝廷不应全盘否定吕留良。

    事情有些变质了……雍正再度细细翻阅吕留良的著述，平心静气地读，终于发现，确实如读书人所说，除开华夷论外，吕留良所著，就是标准的程朱理学一脉，跟康熙朝时所倡的文治并无抵触。

    这也是很自然的，吕留良的文名是怎么来的？是评点八股文来的，而他著的《四书讲义》，完全就是为科举服务，迎合朝廷取士所需。不然他怎么可能在康熙朝时没遗下文祸，反而广受江南士子乃至官场的尊崇。

    原来朕的敌人，是这般腐儒……可恨你们这些腐儒，还要讲那么多门道做什么？学着张廷玉那般，以朕为君父，无所不从就好？

    雍正深呼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早前他推行新政，绝大阻力也都归结到以腐儒为底的汉人之心上，这个敌人很强大。

    但跟英华，跟李肆不同，他雍正一手有刀，一手有笔，屁股下还有龙椅，怎么也要解决掉……不，解决不掉，天下终须要靠汉人，靠读书人来治，但读书人，就得是张廷玉那样的读书人。

    雍正定下心来，再作决定，他要天下大议，要尽诛人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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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九十四章 君臣大义，奴才觉迷

    雍正要诛腐儒之心，就面临着一桩绝大难题，那就是“道统”。他立起“变局卫道说”这杆大旗，号称大清和自己是卫护道统，如果这道统还是腐儒心中所想，嘴里所说的道统，那就跟他所行之事发生了冲突。

    腐儒，也就是明清以来的理儒，他们所言的道统，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但别忘了，儒家还讲一个权变用来作缓冲。所谓“小杖受、大杖走”，所谓“无道当伐”，这些圣贤言，还横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前。理儒还更借天意，借民心，借一张嘴和一杆笔，握着限君之权。不管能不能变现，但这权依旧立在他们心中，是他们天生该得的。

    满清入关是窃占华夏，不仅得靠汉人打天下，还得靠汉人里的读书人治天下，不敢也不能将理儒尽数摧折。剃发易服一举，最核心的需求还在于从形式上握住汉人对满人的恭顺。

    之下的统治实质，满人没有根底，不像元朝，靠自己的武功得天下，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治理天下。不管怎么糟糕，那都是蒙古人吸收阿拉伯和华夏各方思想融出来的大杂烩，对汉人怎么想不是很在意，因此元朝的“文治”很是粗疏。

    而满清是驱策汉人得的天下，怎么治理，也只能靠汉人，对汉人文治格外注重。就如寄生体，它仍要所寄生的这个人能活下去，反抗和自我意识得割掉，但还得容这个人能有人的基本意识，可以自行找食。

    理儒就是这个人的基本意识，它能维持着这个肌体存活下去，给满人寄生体供应营养。这也是康熙大力推行“仁治”的原因。平心而论，不管是庄家《明史》案，还是《南山集》案，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烈，毕竟那时的理儒，亡国剃发之后，本就自律了许多。

    但理儒根底里的一些东西，还保留着这个人的一丝自我意识，有意无意地在排斥寄生体，这就是理儒所坚持的道统。

    这个道统向下的部分，满清寄生体无意干涉，包括官僚、科举、宗族和道德治国。但向上的部分，明朝时被用来限君权，在满清寄生体看来，就是不好的东西。其中的华夷之辨，更是华夏大义，与寄生体安稳吸血格外犯冲。

    还好，理儒所托之儒家，本就是融汇了诸子百家所论，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化下来的，并非一个浑然无懈的体系，其中关于“大义”这部分的内容，自身就存着一桩矛盾。

    那就是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伦，到底谁该服从谁。

    华夷之辨有地域论、民族论和文化论的区分，到理儒时，已基本定为文化论，也就是只要守“道统”，那就是华夏，废道统，就是夷狄。因此满清尽管剃发易服，但讲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也就是守住了道统，此时北面理儒都觉得，满清能算华夏。

    或者说，就算不是华夏，但是满清摆出文治架势，理儒觉得能将满清变为华夏。

    可雍正觉得，自家老子康熙在位时，演戏演得过火，把这帮理儒宠坏了。让他们觉得能循着与康熙演戏的这个套路，可以伸张他们理儒的治政理想。瞧，从吕留良牵出的读书人之心再明显不过，他们还觉得读书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

    “真是会丢烂摊子的父亲……”

    想到自己花了三四年，才将康熙朝丢下的钱粮窟窿补全，雍正就是一肚子气。

    理儒之势，不能再这般蔓延下去，而要理儒转变为听话的犬儒，就得对“道统”的内涵作一番调整。

    大清所要的道统是什么？什么华夷之辨，滚蛋！君臣才是至高大义，君臣大义高于一切，这就是大清和我雍正所守的道统。

    这本来也是你们理儒所倡的嘛，你们讲亲亲尊尊，血脉之道。由父子、夫妻、兄弟之礼推及到君臣之伦。现在就得从君臣往下推，没有君臣大义，就没有父子、夫妻和兄弟之伦，三纲不存，五常何在？所以这君臣大义，是道统里最重要的东西。

    华夷之辨，是跟君臣大义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有了君臣大义，以及君臣大义之下的人伦，这才是华夏。没有这一套，就是夷狄。

    这可不是他雍正的新倡，自董仲舒而下，汉人帝王，都将这一桩事作为至极之求，遗憾的是，汉人之君实现不了，异族之君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他这个满人之君，能真正立起君臣大义，那么守这君臣大义的臣，就不再可能是理儒，而是犬儒，奴儒。

    想到这两个经常在南蛮报纸上见到的名词，特别是“犬儒”一词，雍正心说用得真是妙，大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读书人。一国不一心，怎能行得大事？而这一心，自然是应在他这个皇帝身上。其他的人，以君心为唯一，就如犬奴一般，乖顺办事，自能比那人心纷杂的南面雷厉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