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钱多好办事，谁不想兜里钱多？于是各县就卯足了劲，给小作坊和墟市方便，大兴小工商，大修城镇，前者的业税市税都已无所谓，关键是引人入城，能多收屋税。没错，英华依旧如明清一般收屋税，但为公平起见，都开始照面积收，而不照门面窗户收。这是县里收的，朝廷定一个最高限，县里在这高限之下自己灵活处置。

    光只修订公司法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特别是各县差异巨大，穷富迥异。山沟里的县卯足了劲也吃不饱饭，县里的“片警”还踩着草鞋扛着梭镖，靠两条腿四下巡查。而南海、广州、佛山和东莞等县则是富得流油，“片警”们身上绸缎，脚下皮靴，腰间短铳，戴着墨镜，高居马上，比侍卫亲军还要威风。

    这个问题只向上推到府一级还不足以平衡差异，毕竟应天府（广州）、承天府（英德）和肇庆、泉州、福州、漳州、长沙等府本就是一省枢纽，各县都富，而其他府则差得太多。

    构建省级财政的时机就此成熟，省一级行政建制的主要职责是平衡一省地区差异，在一省内调剂穷富。未来将如县级建制一般，担负起英华地方架构的核心，因此将东西两院制引入省院，也就是范晋所说的，省级建制已初步成型的标志。

    朝堂将省级财政的根基挂在了土地上。设立省一级的地管局，管理全省所有的土地过契，契税归由一省支配，作为办公经费。

    此外一省还跟中央和县分享土地权，从法理上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主之地都是皇帝的。但李肆由《皇英君宪》，将一国变为万民之国，这无土之地也就变成了万民之土，他这皇帝不过是代管。

    不管是皇帝的，还是万民的，反正都是由朝廷，也就是中央支配。中央将军事重地和预留下来，以长远规划进行开发的空地划走，再将城镇用地以及预计未来会扩容的地留给县一级，剩下的就是省里掌握的。

    这些地的“产权”交给了县省，其实已推着县和省有了各自的发展轨道。县就重点保民生，扩展城镇。而省一级想要增收，就得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荒地”有所产出。在这方面，各省巡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各有活用。

    原本各省巡抚都打着小九九，想直接卖地，可如今英华不比往曰华夏，大家对地已不稀罕。地有的是，南洋大把大把的，还有根本望不到头的南州，不是有用处，有产出的地，买来做甚？

    巡抚们只好把目光放在实业上，湖南巡抚房与信将适于开垦之地分包农人，以三七收租，一方面有稳租可收，一方面也是扶稳湖南米仓，安定湖南民生。而广东巡抚巴旭起则广召投资公司，作精细规划，重点扶持高州、廉州等穷乡僻壤的发展。

    省县分土，因法司和计司还未太跟得上土地管制的步伐，在法令和财税规划上都有所欠缺，现在依旧是个半成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省级财政和省级建制的基本盘已经摸清楚了，眼下开始未雨绸缪，开始进行将县级财政提升到府级财政的规划。

    未来英华的成熟地方财政体系，是府、省、中央三级，最初放在县一级，是要先将财权划分填实到基层。原本近现代的地方财政体系，都是从下往上拼的，而英华则多走了一步，先从上往下划到县，再粗拼成省，接着再由县拼成府，这样才算走完上下对接的过程。

    总之，范晋所述的“江南攻略”第三步，非常人所能领悟，而第三步大致成型，加上英华政事堂和两院的架构已运转四年，此时再吃江南，就有现成的地方架构和财税制度。

    范晋语气虽平静，可“陛下”的称呼，却显出他内心的动荡，甚至是不满。

    “三步已走完，正是收下江南的好时机，陛下为何在这关头，把我调回国中？臣就是个独眼，看事只能看到一面，次辅一职，臣实难胜任。”

    李肆随着他的讲述，思绪也悠悠飘过这四年来跟朝廷谋划地方架构的幕幕情景，甚至还想到了已由南海知县升任潮州知府的郑板桥，那家伙在“知县曰常”里出镜率颇高，以一招抱腰扑压打遍周遭各县，官场人称郑提辖……被范晋这阴阳怪气的语气拉回心神，李肆叹道：“重矩，江南是华夏腹心，未来一国之翼，你就没想过，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到？有什么牌没出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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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五章 钱，金融以及我们

    【这两章是圣道九年，英华发展历程的总结，也许很枯燥，还请大家海涵。】

    范晋显然已经想过了，他点头道：“臣确实疏漏了一项，但这一项本就是循序渐进，跟江南事还隔着一层，臣不认为，非得待此项大成再取江南。”

    李肆摇头：“你说的该是金融，可这不是我要说的。”

    可单单金融，也是很大一篇文章。

    圣道五年起，李肆将内政权交给内阁后，虽还密切关注工业和地方政制，但更多精力却放在了金融一事上。计司依旧由他通过中廷直管，这个计司，其实就是李肆前世，寰宇膜拜，力量穿透位面，打个喷嚏就山摇地动掉飞机的发改委。

    英华的计司显然没那么大能耐，主要负责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监管，以及国家财政管理，而这四年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理顺金融体制。

    股市和债券仅仅只是金融领域浮在水面上，最活跃的那一部分，而背后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系尤为关键。英华自青田公司时代起，就以青田票行翻搅金融，金融也是李肆最终能立足广东，挟持广东工商跟他一起走上不归路的大杀器。

    而后李肆通过开放民间票行，引票行入农税环节，扶持民间金融一路壮大，在圣道三年后，英华的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不少还上市成为公众企业，英华的金融体制就此扎稳根基。

    随后英华金融业就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货币制度。

    英华过去一直沿用传统的货币制度，白银方面采用库平银制，以英华银行库平制为白银货币标准。大宗商货的商业来往，均使用“库平两”计算。实银交割则由各家银行、票行所聘，获得英华银行“库师”资格的人员对各类银锭银块进行勘量估价。

    而民间货币则是五花八门，不仅满清时代的铜钱也在用，英华天王府时代所铸的“英华永历通宝”以及后来的“圣道通宝”也在用。

    在英华全面推行自有贵金属货币体系的呼声很早就有了，但李肆却迟迟没有推动，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核心一点是，李肆希望跨过多级贵金属货币体系，直接进入到单一贵金属货币体系，为下一步推动信用货币制打好基础。具体目标是，取消铜钱，使用白银主币和贱金属辅币。

    就货币制度而言，英华现在落后欧罗巴两个时代，多级贵金属货币，到单一贵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

    明清时代，中国的多级贵金属货币，也就是银铜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简单说，它体现的是两套经济形态。商贾官员的生意、交际，几乎都以白银来往，而乡野小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白银，只是铜钱。白银体现的是外向和上层经济，铜钱体现的是小农经济。两套货币制度并行，白银和铜钱之间的“汇率”也经常变化，给工商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极大不便。

    英华立国后，工商兴盛，老百姓接触银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这套并行的银铜货币制根深蒂固，光靠政斧强行推动，不可能顺利过渡到单一货币制上。

    核心问题就在信用上，“约定俗成”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信用，政斧信用远远小于这种社会信用，因此不得不依附社会信用。英华至今还在铸造一文和“当十”的圣道通宝，就是这个原因。

    李肆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还觉得这不是难事，寻常穿越文主角多牛逼啊，大手一挥，铸造大小银元，废止铜钱，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就乐呵呵地吹着银元到处用了。

    圣道五年前后，李肆曾将自行拟定的银元方案下发给计司和英华银行征求意见，核心是通行银元，“废两改元”，结果遭到汹汹反对。由此李肆才明白，这不是游戏，不是异界，是活生生的历史。

    除开诸多细节上的问题，其中一项意见让李肆如梦初醒。反对者都认为，皇帝这是让英华币制全面倒向“外洋”，“废两改元”就要丢掉库平银制，而丢掉库平银制的代价，是让本土票行银行利益受损，让经营外洋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服务的外洋票行获益。

    这还涉及到了两派利益纷争呢，李肆心中凛然，沉下心来研究，终于有所心得，由此也回想起前世民国时代，民国政斧推行“废两改元”的历史。

    “外洋”问题，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在华夏经济发达地区，包括粤闽、江南，甚至湖广，“外洋”在银铜制之间又撑起了一个经济形态。从墨西哥来的西班牙双柱洋、佛头洋，来自荷兰的马钱，来自葡萄牙的十字洋等等外洋，将外向型工商和相关民人卷了进去，其社会信用也有了两三百年的积累。

    清末的“龙洋”，以及民国的“袁大头”，基准单位都以双柱洋为标准，含库平银七钱三分或两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枚袁大头就跟库平银七钱三分等值，实际的流通价值，那就得看袁大头的信用好坏。当然，一枚袁大头肯定比七钱三分银子超值，到底超多少，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银元和白银的“汇率”一直都在变动。

    在清末民初，银元还只是流通货币，不是货币标准。不仅银两没在流通环节废止，在传统的金融帐目上，依旧用的是库平银制，即便是银元，也要折算为库平银的“两”。而新兴的银行，因为业务跟对外经济有关，都以银元为标准，帐目则以银元为基础。

    显然，银行基本为西方资本把控，跟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钱庄不是一个路数。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要以“元”为帐目标准，自此之后，中国货币从流通到帐目，整个环节都以“元”为基础，这个基础，这个“元”字，其实就是华夏自金融层面进一步丧失自我的历史写照。

    民国时推行“废两改元”，正是本土钱庄和新兴银行之间的角力。冲突最剧烈之处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因为银两制还未废止，而且为民间一般商业来往所沿用，由银元到银两的折算业务由钱庄把控，票据结算还因为涉及银两，不得不由钱庄把控，而从事银元业务的银行居于从属地位。

    民国政斧为主导金融，干掉钱庄，大力推动废两改元，最终得偿所愿。从当时来看，确实是便利了金融流动，降低了金融业务成本，有利于社会进步。可放宽视野再看，干掉了本土钱庄后，中国的金融业就此被西方资本把控。

    这其实就是一场标准之争，“两”和“元”无所谓先进落后，只是华夏被满清的儒法社会压制，以“两”为标准的本土金融，没有确立起自主统一的金融体系，没有产生出以“两”为单位的统一货币，在流通信用上弱于有统一流通标准的“元”而已，而“元”背后的历史，一路就追溯到了“外洋”身上。【1】

    当时为推动“废两改元”，连马寅初这样的人都批判“两”为计重单位，不适于先进金融，是落后的象征。可英镑的“镑”最早也是计重单位，后来转为信用货币，确立了“先进地位”，怎么就没批判这个“镑”呢？

    标准决定了食物链的地位，而标准的确立，又跟历史传承有关，一旦你接受了外来的标准，怎么也不可能再爬到食物链顶端。

    李肆真要“废两改元”，高兴的就是那些从事银元汇兑业务，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乃至其他洋人服务的票行。因为老外用银元，要跟国内市场折算汇兑，得靠他们中介。现在英华也改用银元为单位，内外一体，他们因为业务成熟，就能握到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