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要不要把这宪法草案给小杨将军一份，让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个通电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学者忽然提议道。

    “是啊，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单凭湘军之力，是打不掉张敬尧和唐天喜这两个祸害的。”有人表示了赞同。

    “这是应该的。”梁启超想起了那次蔡锷做东“喝花酒”时酒宴上那位俊雅谦和的少年将军，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要是不赞同怎么办？”李剑农笑问道。

    “我猜他一定会赞同的，而且还会想办法保证这部省宪的落实。”蒋百里突然说道。

    “哦？百里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位学者好奇的问道。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为军人，却充满了学者儒雅之风的蒋百里自信地说道，“这部省宪如能顺利实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劳。”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在客厅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瀚之可否告诉我，所谓的‘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新教育具体是什么，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习科学，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之类了。”

    “其实这个分别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社会能够支配个人，而个人却不能够支配社会？这我怕是不能赞同，简言之，我中华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伽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而欧罗巴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能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而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

    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姓影响，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

    “瀚之果然博学，能够一针见血。”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伽牟尼、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

    “我对此所知不多，还请仲华明示。”

    “那我就来告诉瀚之，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姓质，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实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伽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稣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伽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我明白了，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殉夫为道德，象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对，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公共卫生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的效果方面，总是很小的。现在的南宁，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曰后哪怕是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轿了。”

    “是这样，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而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完全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听了对方的话，杨朔铭不由得默然。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人大，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其一，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许多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其二，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其三，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德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却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段，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象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民族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旧教育的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随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脱不了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的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般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馆，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听仲华一席话，方知我国现今教育之弊端。”杨朔铭感叹地点了点头，眼中竟然闪过一丝浓重的悲哀之色。

    此时的杨朔铭，想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历史时空中的教育现状，只感到揪心的痛楚。

    刚才他听到的这些话，竟然出自于后世教科书的“反面典型”之口！而这些话所阐明的道理，哪怕放到所世，也绝没有过时！

    “我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的根本不同及其好歹。如今的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起来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对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解说，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

    “不错！这就好比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的病状、病源才能开药方，服药后的经过和状况也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象，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呢。”杨朔铭说道，“哺育婴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众的意思来哺养婴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婴儿的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的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下学得许多实际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育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婴儿一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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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九）隐忧

    “正是，以往的旧教育只是一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术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以儿童教育为例，这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的。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的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诚如仲华所言。”杨朔铭回想着自己幼时的经历，心底再次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也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答案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其实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国家或时代的不同。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曰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曰本的教育制度已经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

    “仲华这是在说我了。”杨朔铭明白对方说的“中国主持教育的人”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微微一笑。

    在湖南战事还在进行之际，杨朔铭就已经准备开始在两广及云贵地区实施普及教育，而眼前侃侃而谈的中年人，就是陈炯明给他请来的帮手。

    此时，受了杨朔铭赞许的激励，这位前燕京大学文科学长（地位相当于副校长）显得有些兴奋，更是不住的侃侃而谈起来。

    “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第一便是伦理。伦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的教育的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人冷了才知道穿衣的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的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艹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是真实的伦理教育。”

    “第二个要改革的是历史教育，以往的小学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第三个要改革的，是地理。在课堂上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燕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的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的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的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的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要好得多，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也要有用得多。”

    “第四个要改革的，是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使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是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两广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象广西足足有二十多年没下雪，乡间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象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学生？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第五个需要改革的，是图画手工。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的成绩品，装潢学校的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应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的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者，所以不用教伦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使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艹、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艹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的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的。因为手工图画的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喜欢画什么便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的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鸭式的’教育。瀚之也去过燕京，知道填鸭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填鸭教育都是以限制受教育者的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害人类最可贵炎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所以这样的教育是最要不得的，应予除去。”

    “第六个需要改革的，是歌唱。歌唱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而合唱比单唱要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花鸟，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的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的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