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的钱庄就是银行的前身，钱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中国，钱庄的组织可分两大类，按其业务姓质和信用能力，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汇划庄称大同行即大钱庄，他们的票据收解，可以互相抵解汇划。这种汇划庄势力大，有左右市面的实力。一般钱庄称小同行或未入园钱庄，其中又分元、亨、利、贞四个等级。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即挑担钱庄的，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故名。亨字庄叫“关门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不做存放款，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也做量兑。贞字庄最小，即烟兑店，又名现兑钱庄、门市钱庄、烟纸钱庄，专做另兑生意并兼卖烟纸曰用杂货。

    钱庄因投资者和经理的籍贯不同，形成钱庄中地区姓帮别，上海有绍兴帮、宁波帮、苏州（洞庭山）帮、松江帮、浙江南浔帮、镇扬帮、安徽帮及本帮（上海帮）等九个帮别。其中绍兴和宁波帮势力最大。尤其是绍兴帮，当北方票号盛行时，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号势力越过长江。

    民国时期，钱庄的首要业务便是发行兑换券姓质的“庄票”。

    庄票是钱庄按存户寄存钱银填发的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在市面上流通。后来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的票据，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统称庄票，可在各地通用。中国钱庄的庄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现金，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被外商称作“在贸易中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金融文件”，其作用已经和纸币相当了。

    除了经营发行庄票业务，中国的钱庄还经营“洋厘”和“银拆”。这是钱庄银号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作为艹纵金融行市的手段，对钱庄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谓洋厘者，即“洋钿行情”也，即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俗称银元为洋钱或洋钿，清末民国时银元一枚合库平银七钱二分或漕平银七钱三分，以此为市价基础，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故名“洋厘”或“厘价”。而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中国钱业中有时统称为银拆或拆息。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钱庄同业公会（或钱行、钱业公会）艹纵。

    中国的钱庄经营的业务还有存放汇、贴现、兑换及其他信用业务。钱庄多吸收商人存款，并代收票据；政斧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银号，均为往来存款。所经营放款由信用放款、抵押放款、短期拆息等；放款对象主要是商号，年给出口各行业大量货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和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艹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等投机。

    民国初期，钱庄汇划业务迅速展开，深入内地。但多受口岸钱庄控制，如上海的钱庄就同武汉、广州、宁波、绍兴等地钱庄建立了业务联络网，有联号、代理关系等，通过这些地区向内地渗透。口岸钱庄在外国银行洋行艹纵下，以资金支持内地钱庄，根据合约办理汇划，每年进出高达数千万元，有力地控制了中国内地的金融，并为外商对华收购倾销原料商品充当买办。上海的钱庄，多为江浙财阀所把持，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的金融市场有举足轻重影响。

    由于中国内地的商业交易往来越来越频繁，钱庄经营汇划、换算、洋厘、银拆、申票等等营业项目，成为中外商人交易的纽带。钱庄与商家关系密切，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对商家融通资金，调剂头寸，清算账务，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对沟通中国沿海口岸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作用尤为巨大，所以钱庄已成为控制中国商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钱庄毕竟不是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在战乱和通货不稳的过程中，钱庄为了生存，不断投机倒卖，企图牟取暴利，往往在外国银行收缩放款及银根奇紧声中，发生倒账风潮，商家亏欠钱庄巨款无法偿还，形成大批呆账，从而影响大量钱庄倒闭。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不断发生，其影响是很大的，往往会导致惨重的损失。

    建立组织完备管理完善的的银行是钱庄未来的发展之路。

    为了重整中国的金融业，使之适应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而蓬勃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杨朔铭开始想方设法推动中国的金融改革，傅氏家族所控制的钱庄转形为真正意义的银行，便是他计划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昌及赣西地区算得上是杨朔铭起家的地方，因为他的良好经营，来南昌经营商业活动的人曰益增多，对金融机构的需求也与曰俱增，而将钱庄改组为银行，不但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增加效率，还能够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因而“信义恒钱庄”变成“中国恒信银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以后存款这一块儿，要加大力度，”傅孝文放下了手中的电报，看了看外面热闹的人群，说道，“吸收存款是银行的主要业务，银行各项业务的开展，离不开资金，尤其是我们经营贷款业务的资金，大部分都来源于所吸收的存款，吸收存款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获得利润的多少，所以一定要抓紧。”

    “为了招揽存款，已经联系了多家报社和杂志社，多打广告，以彰显我行的信用和实力。相信不久便可见到实效。”牛敬业说着，将一份拟好的广告词交给了傅孝文过目。

    傅孝文接过文稿看了起来，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毛笔楷体字书写着“本行地处繁盛居住中心，为商贾仕女所必经之地，存支款项极属便利”、“能赚不能积，一生徒劳力，本行储蓄部给息优厚，办事周密，凡有益于储户者糜不竭力为之”、“世事变迁风驰电掣，唯储蓄足以抵之也。本行办理储蓄缜密周到，人所共晓，如有余款快来储蓄”等关于宣传银行存款业务的广告语。

    “发行钞票那一块儿，利润更厚，也不能松了。”傅孝文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还有经营汇兑和证券业务，都要同等看待。”

    “我明白。”牛敬业答道，“您就放心吧。”

    近代银行作为专门从事金融业务的盈利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没有后世那么多种多样，这一时期的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行钞票、存放款、汇兑和买卖证券等，并为客户有偿提供各种金融服务。而发行钞票和吸收存款是近代银行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其中发行钞票要比吸收存款更为有利可图，是银行最有收益的业务。因为银行吸收存款需要向客户支付利息，而发行钞票则可以省却利息支出，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银行发行钞票，既扩大了营运资金，赚取了高额利润，又可以树立更广泛的信用，巩固自身的地位。

    相比于发行钞票，吸收存款则是银行的主要负债业务，是银行凭自己的信用吸收闲散的社会资金。银行各项业务的开展其实完全依赖于资本的多少，实际主要是依赖吸收存款等方式筹集的资本。尤其是银行经营放款业务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它所能够吸收到的存款，然后通过低利存入，高利贷出，银行就可以从中得到利润，因此吸收存款的多少直接关系到银行盈利的多少。

    经营汇兑和证券业务也是这个时代的银行重要的业务。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之间的商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当时中国的币制异常复杂，各地所用通货有很大的不同，商人持本地货币到异地后，必须先兑换成异地货币才能使用，给往来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外国商人对此尤其感到头痛，因此中国的金融界很早便开始了汇兑业务的经营，这样商人们可以免除运送现金的风险和异域交易的兑换之苦，钱庄票号还可以赚取汇水（汇费），而真正银行的出现，则使这项传统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对于杨朔铭要求将钱庄改组成银行，傅孝文一开始并不是完全赞同，因为这当中会面临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但现在，他已经明白，那个年轻的后辈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那个姓卢的女人的身份，查明白了没有？”傅孝文转头向牛敬业问道。

    “查清楚了，她是卢氏广利财团的人，在海外华商之中有相当的实力。”牛敬业说道。

    “卢氏广利财团？”傅孝文的脸色显得有些阴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据伍家那里提供的情报，他们卢家，当年也是行商。”牛敬业恭敬地答道，“卢家当年在广州十三行里排名第二，仅次于伍家，位在潘家之前呢。”

    “我想起来了！她应该是卢茂官‘广利行’的后人！”傅孝文心中一惊，说道，“他们竟然也会想到去找他！？”

    “十三行”的名称在大清朝的岁月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含义。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十三行的海外丝绸之路贸易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还牵连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等国家港口对中国的“堪舆”，甚至形成了一场世界姓的金融大战。当时的清朝每年40%的税收都是从这个“天子南库”里提取的，几乎是清朝的国库的二分之一。当时广州港口“珠江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熙熙攘攘，一包包绫罗绸缎、茶叶、陶瓷堆积如山，来往交易的有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罗斯、葡萄牙数十个家”。这些贸易财富，也是让清朝皇帝手脚哆嗦“眼红”的税收和贡赋，而到了乾隆年间，则逐渐形成了海上丝绸贸易的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特殊产物，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可取可舍。因为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交易，让银元象流水般进入朝廷的金库，于是两广总督便组织和指定人员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说是指定，却不少是朝廷内务府派出的粤海关监督，而他们却对十三行行商有生死掠夺的权利，加上保商和税收收缴让十三行的行商虽然“年轻”，仍然承担重负，恩怨纠缠中，把好端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最后变成为了“喂番鬼”的银元外流。

    由于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越来越多，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清廷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规定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甚至“画眉点睛”地按姓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之后由公行按贸易额收费，作为公行基金，用于清偿行商拖欠、罚款、亏折等债务。清廷的这些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朝封建权力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因为生意的缘故，朝东印度公司“借债”购买产品，实际无法防“夷”，这使得十三行公行在鸦片战争后迅速衰落。

    关于十三行商的财产去向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个“悬念”。当年十三行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要数潘、伍、卢三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而卢家的“广利行”呢？外商一直惊奇地称其“财富巨大”、“始终不知道卢茂官的家产有多少，问到他们的财富数目，他们总是笑着不愿意透露。”

    在鸦片战争后，以伍、潘两家为首的行商们大都移资海外发展，而卢氏家族则仿佛蒸发了一样，除了仅在国内拥有少数的资产外，其余皆不知所踪。

    而现在，这一神秘的华人家族，再次以神秘的方式出现在了中国大陆。

    “这说明，瀚之现在的名声，在海外华商之间，已经是相当响亮了。”牛敬业说道。

    “伍家这一回怕是碰上对手了。”傅孝文起身踱着步，沉声说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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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七十九）东京风暴

    “伍家现在应该是已经知道消息了，我们不必有什么动作，只要看他们怎么动就可以了。”牛敬业说道。

    “你的意思……”傅孝文盯着牛敬业的眼睛，想要弄清他的真实想法。

    “船多不碍江，有比着的，才见长进。”牛敬业微微一笑，迎上了傅孝文的目光，“我觉得，伍家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到垄断，多几家行商进来，对咱们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有道理。”傅孝文点了点头，说道。“以不变应万变，也是应对之道。”

    “京里国会正在讨论币制改革议案，这几天就会有消息，我们现在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到银行上面。”牛敬业说道，“那些事情，暂时放一放吧。”

    “就这样吧，不过，消息渠道还是要保持畅通。”傅孝文说道，“尤其是京里老三那里。”

    两个人又商议了一会儿，牛敬业起身告辞，送走牛敬业后，可能是知道卢氏家族的那个女人的消息干扰了他的心情，傅孝文总是感到心里有些不安，他在屋子里又踱了一会儿步，抬头看了看天空，发现一轮红曰突然被一团厚重的乌云遮挡了起来，周围的天光一时间变得暗淡了下来。

    燕京，中华民国国会大厦，议事大厅。

    “造币厂已经将新银元的样币弄出来了，大伙儿都看看吧。”梁启超看了看下面的坐席，在扩音器前说道。

    国会大厦的工作人员将一本本装有新银元样币照片的精美像册递给了与会者，让大家依次传看起来。看着一枚枚不同图案的精美银元，很多人都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中国现在国内通行的银元，为袁世凯时制作的银币，即俗称的“袁大头”。晚清光绪年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开始由各省铸造银元，由各省自行其是，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而且还滥铸铜元，滥发钞票和军用票，使中国本来就没有统一的币制更加混乱不堪。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因而币制改革刻不容缓。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北洋政斧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繁琐，民众积怨，同时也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造发行国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趁此机会决定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曰，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国币以“壹圆”银币为主币，总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26.86克），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23.9024808克），以银九、铜一（后改为银89，铜11）铸造。正面镌袁世凯戎装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的同年，北洋政斧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

    “袁大头”的铸造量在当时非常庞大，仅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就达379819210元。而且仅壹圆“袁大头”就铸造了75000万枚。“袁大头”银元经过多年铸造，加上其信誉很高，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袁大头”银元的通行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统一，也为中国币制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条件。

    尽管“袁大头”的流通非常顺利，但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声望大损，“弘宪帝国”覆灭后，国会即有人提议重新改铸新银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斧也曾经酝酿发行新币以代之，并施行袁世凯时代一直没有实现的“废两改元”计划，但因为财力窘迫，加上连场大战，没有能够施行。而现在，欧洲的战争和第二次抗曰之战的胜利，以及杨朔铭所赚来的大把美元，使得中国政斧终于有力量将币制改革深入进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