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芗铭匍匐着挪动了一下身体，借着汽车车门的掩护，抬起头寻找着杨朔铭的身影，他看见杨朔铭正抱着一个哭叫的婴儿，而不远处躺着一名浑身是血的中年妇女，杨朔铭将婴儿搂在怀里，蜷伏在街角的一座石鼓后面，躲避着冲锋枪子弹的扫射。汤芗铭看到他的手里并没有任何武器，不由得暗暗焦急。

    此时躲在汽车里的枪手还在不停的射击，地上横七竖八的躺倒着好多中弹的巡警和行人，一些人可能是死了，伏在那里一动不动，而另一些人则大声的在地上翻滚哀号着。

    由于害怕伤到路人，杨朔铭的卫士们在用“头把撸子”手枪和“五十响”还击的时候，并没有象对方那样的使用连发射击，因而无法压制对方的火力，虽然又有不少巡警赶来，但他们只佩有长刀，在这种激烈的枪战面前，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汽车里的枪手在火力上占有优势，加上汽车的掩护，虽然被杨朔铭手下卫士和巡警们包围，但脱身应该根本不成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离去，而是决心完成这次暗杀。汤芗铭这时已经能够看清，汽车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人在开车，另外两人各拿着一支德国造“花机关”，在向外射击，他们的目光似乎是杨朔铭，因为尽管周围卫士们的还击非常猛烈，将汽车打得千疮百孔，但他们仍然努力的将汽车朝着杨朔铭所在的方位一点一点的接近。

    汤芗铭小心地探出了身子，举着手枪和卫士们一道向暗杀者开火，试图阻止他们接近杨朔铭。一名蒙着面的黑衣暗杀者似乎对这样的枪战感到有些不耐烦，他将打空了弹匣扯下，换上了新弹匣后，一把将车门踹开，跳出了车外，一边向周围扫射着，一边向杨朔铭藏身的石鼓方向大步流星的跑去。

    这名身材高大的暗杀者很快便接近了石鼓，他的“花机关”枪口不断的喷吐着火舌，尽管有两发卫士射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身体，汤芗铭也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臂，但他似乎毫不在意，仍然用一只右手保持着射击，看到对方如此凶悍，汤芗铭不由得暗自心惊。

    此时暗杀者已经跳上了石鼓，正当他打算用手中的冲锋枪向下射击时，汤芗铭看到从石鼓下面闪过一道红光，紧接着便是沉闷的“砰”的一声枪响，只见什么东西钻进了暗杀者的下巴，暗杀者的头顶随即绽放出一朵怪异的血花，他的身子一下子不动了，然后直挺挺地从石鼓上向后摔倒。

    汤芗铭知道，肯定是杨朔铭开枪打死了他，看到对方象死猪一样的倒在地面上，满地喋血的样子，汤芗铭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名暗杀者的突然被击毙显然对另外两名暗杀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打算开车冲出包围，但此时他们的汽车轮胎都已经被杨朔铭的卫士打爆，根本无法快速前进，两名暗杀者似乎变得狂躁起来，他们不再打算向杨朔铭攻击，而是对着周围一味的狂扫乱射，阻止卫士们靠近。

    此时激烈的枪战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一辆军用卡车呼啸着开了过来，大队的禁卫军士兵拿着步枪跳下了车，差不多同时，又有一辆军用卡车出现在街道的另一头，将街口全都堵住了，跳下车的士兵们迅速找好了射击阵位，开始向汽车猛烈开火，一时间到处都是刺耳的“砰砰！”枪声。

    两名暗杀者仍然负隅顽抗，但他们在先前的枪战中已经多处受伤，加上长时间连续不停的射击，他们冲锋枪的子弹很快便全部打光了，在士兵们的步枪齐射下，两名暗杀者很快便失去了抵抗能力。

    枪声一点点的沉寂了下来，汤芗铭从藏身处站起身来，他看到杨朔铭这时已经站了起来，正在安排卫士和巡警将受伤的中年妇女和她的孩子送医院。当汤芗铭看到杨朔铭将一卷钞票和他本人的名片交给一名巡警时，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

    几名士兵将步枪上了刺刀，然后小心地接近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福特汽车，伸手拉开了车门，将里面的两名暗杀者拖了出来，这两名暗杀者都身中数弹，浑身是伤，但竟然没死，一名暗杀者看到杨朔铭向这边走来，突然吼了一声，想要向他扑来，但一名士兵抢步上前，一刺刀捅在了他的肩膀上，将他的身子钉在了地上，他立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嗥叫，痛得晕厥了过去。

    “下手轻些！要活的！”随后赶来的一位禁卫军军官大声的喝斥道，他看到杨朔铭面沉如水，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有些慌乱地扶了扶军帽。

    在燕京地面儿上发生这样的事，对这位军官来说，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杨朔铭来到另外一名被反剪双手铐了起来的暗杀者面前，打量了他一眼，一把扯掉了他的蒙巾。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张年轻还略带稚气的脸。

    “为什么要杀我？”杨朔铭平静地问道。

    “你们这些军阀……恶棍……刽子手……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我要为……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对方看着杨朔铭，一双眼睛满是怨毒之色，一张本来算是英俊的脸也因为扭曲而变得狰狞起来，他猛地向杨朔铭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因为力气微弹，唾沫没有喷到杨朔铭的脸上，而是落在了他自己的衣服上。

    杨朔铭面无表情的直起身来，涌上来的军警将两名暗杀者押了下去。

    汤芗铭来到了杨朔铭的身边，小心地问道：“怎么样？瀚之？没事吧？”

    杨朔铭摇了摇头，将手中的钢笔手枪检查了一下，放进了衣袋里，汤芗铭看着那支造型浑厚闪着乌光的钢笔手枪，明白了杨朔铭是用什么击毙暗杀者的了。

    他知道，杨朔铭今天是因为去女师大演讲，没有穿军服，因而也没有带平时佩在身上的手枪，而是拿了一支钢笔手枪防身。

    但此时的汤芗铭，并不知道，那支钢笔手枪，并没有他看到的那么简单。

    “走吧，陪我去看看松坡。”杨朔铭说道，“弄不好，他那边儿也是很热闹的。”

    汤芗铭听了杨朔铭的话先是一愣，然后马上明白了过来，他点了点头。杨朔铭随即叫过了一名卫士，要他去召集督办府里的卫队。

    直隶，保定。

    “行刺杨督办的凶手已经招认，是布党成员。”一位军官向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报告道，“当天同时遇刺的还有陆军部长蔡松坡将军，刺客一共五人，皆为蔡将军及卫士击毙。”

    “蔡将军受伤了没有？”曹锟点了点头，问道。

    “蔡将军安然无恙，只是听说蔡夫人和公子受了惊吓。”军官答道。

    “老蔡和小杨也都不是第一回碰到这事了。”坐在一旁的吴佩孚苦笑了一声，说道，“看样子这政治暗杀之风，真是该好好刹刹了。”

    也无怪乎吴佩孚感叹，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有成功有未遂，此伏彼起，接二连三。被暗杀的对象，有在朝也有在野，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政治领袖也有文化名流，还有手握兵权而叱咤风云的军人。由于暗杀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变也不算少。

    清末至民国的政治姓暗杀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当政者对异己的暗杀，二是在野的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暗杀，三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暗杀。而辛亥革命前，基本只有革命家从事的暗杀，清王朝似乎不怎么使用这样的手段，大概他们觉得判定有罪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捕要杀完全可以公开进行。反清排满的革命家们没有公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只好靠暗杀解决问题。象革命党谋杀封疆大吏恩铭和王之春、袭击当朝重臣铁良、谋炸考察宪政五大臣、行刺摄政王载沣，这一系列暗杀让当时的中国政坛惊骇不已。

    清末革命家所进行的暗杀，主其事者多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这与俄国近似，俄国贵族青年就是暗杀权贵的主力。象参与策划刺杀铁良俞大纯之父是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怀揣炸弹准备炸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后商。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还捐了个道员。参与谋杀铁良、亲身行刺王之春的万福华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后来也学医经商，还是个候补知县。

    清季的革命暗杀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意义好象比目的更为重要。除了恩铭被杀之外，其余因行事匆忙、准备草率、策划不足，全都未遂。事实上，当时的暗杀者并不在乎刺杀的对象是死是活，也不在乎自己能否脱身，他们比较看重的是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每次暗杀事件之后，壮怀激烈、一腔热血、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精神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暗杀者的“英雄形象”和自杀式的壮举，远比死一两个清廷官吏更有价值。如汪兆铭行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人，好象也无人在乎摄政王的生死和这样的行为能否取得成功，大家更钟情于“年少有为”的汪兆铭如何慷慨悲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汪在狱中与陈氏的那段情缘故事才是历史的兴奋点。

    那时的暗杀，只有徐锡麟杀恩铭案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恩铭死了，徐锡麟被捕后处以极刑，而其他的暗杀，其对象活着不说，行刺者也没有受到本应受到的严重惩处，株连瓜蔓就更少。象吴樾是自毁，事件过后，仅有介绍他住进桐城试馆的户部主事金寿民被革除功名，其余人等均无牵涉。汪兆铭尽管入狱，但发落不算很重。依照当时人的说法，“大抵清廷末造，恇怯成风，不敢滥兴大狱，以耸中外视听”。

    清末暗杀之所以蔚成风气，既是受欧洲革命、俄罗斯党人的影响，也是那时革命党对时代的认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曰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按当时的说法，是为了“杀一儆百”之效。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辛亥革命后及清室逊位前，还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革命暗杀推向了顶峰。一次是三位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弼，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后惨死。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气氛。

    但在民国建立后，中国的政治暗杀出现了重大转变。

    民国肇建之时，总统、内阁、议会、政党、宪法这些近代政治制度的诸多要素均呈现出来。政党团体有大小六百多家，而且是自由组合，各具主张，基本没什么限制。内阁是联合组阁，而且还是经国会正式通过。如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施肇基等内阁成员，除个别人外，多是应一时之选，不论放在什么样的明煮国家，其学养、背景、历练、素质都算优秀。议会分参、众两院，尽管不出自选民，但依据的是1912年8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也是自由选举，各党各派各省均有代表。

    由于民国完全不同于清廷[***]，公开肆意捕杀异己为社会所不容。因此一些人只能靠暗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无论是革命党内部，还是执政者，均热衷于使用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因为革命者和执政者一样，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即便是同道，照样不能容忍。而行刺的方式和目的，也转变为单纯杀人，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是否英雄壮举。他们不再是响当当的热血青年，而是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他们的刺杀任务常常被一层层布置下来，其间环节之繁复为的是避免幕后主谋暴露于天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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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六）真正意义的总统选举

    “冰冻三尺非一曰之寒，想要杜绝此等恶行，没那么容易。”曹锟叹息了一声，“哪怕他小杨本事再大，在现在的体制下，也怕是难办啊！”

    听了老上司的感叹，吴佩孕也不由得连连点头。

    “若是一味以强力制止，就会被人指为读才[***]了，真是两难哪！”

    吴佩孚的话可以说道出了个中的真谛。

    民国前期（后世史书称之为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的政制一直颇受后人诟病，认为其明煮政治徒有其表，但事后诸葛亮的他们并不明白，其实，表面上的明煮要比**裸的[***]读才强。后世的人们特别喜欢批判表面明煮、虚伪明煮，其实，表面上承认明煮，外壳上形成明煮，恰恰说明明煮是社会公认的政治形式，是各方势力认可的社会制度，表面上的明煮氛围之下，起码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明煮知识，让整个社会逐渐了解明煮内容，一步步促进真正的明煮。而里里外外的读才[***]，连介绍明煮、促动明煮甚至表演明煮的可能姓都没有。

    和后世的人们一样，曹锟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暗杀，也是特别的愤恨，也非常敏感。后世的人们一听什么人在某某治下被暗杀，无论某某是否知情，一律都当作一种特大的罪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好象这是一种[***]读才的象征。其实，暗杀在宽松的社会、不那么读才的社会甚至是明煮的社会，更为流行。因为暗杀恰恰证明社会不认可这种杀害，朝野上下都否定这样的举动，舆论谴责如此行径，所以，只能采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如果放在公开[***]读才的社会，想杀想捕听凭统治者一句话，御用舆论还会跟着制造伪证，谁敢说个不字！事后也无须劳神费力地追查、审判、讲好听的，在那里装模作样。对异己力量采用暗杀的方式，也注定死于这种方式的受害者只能是极少数，假如是绝对的[***]读才，完全可以用任何一种罪名或者无需罪名就将异己公开铲除干净，比如政治清洗及搞各种荒唐运动，比如血腥大屠杀，那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生命。

    杨朔铭遭到数次暗杀，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是[***]读才，而是表明，这时的中国社会比较自由宽松，政坛也正散发着明煮法治的微热。

    杨朔铭和蔡锷频繁遇刺的这个时代，当然离真正的明煮法治还有很远的距离，尽管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很可能昙花一现，但起码社会表面上认同了明煮法治的形式，表明统治者和反对者都不允许妄为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