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配有军人的称呼！”

    “你们还有点军人的样子吗？是军人就应该关心政治风云，不该去关心风月！”

    刚刚兴奋过的刘上尉和几名部下让这些人没来由的辱骂弄得有些光火，但面对这些年轻学生，他们还是不愿意动粗。

    “呵呵！你们管得还真宽啊！”一个无比讥诮的声音响起，“谁在那里说风云风月的？”

    这个人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雄浑有力，一下子便把几名学生叽叽喳喳的声音压了下去。

    刘兴阳上尉和部下循声望去，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西服歪戴着礼帽的人从台阶上踱了下来。这个人面貌俊美，但是脸上的却有一道不合时宜的伤疤，就好象一件精美的价值不菲的宋代瓷器有了残损，让人没来由的感到可惜。

    “你是谁？”领头的学生大声的问道。

    “我叫[***]，是个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家伙。”对方打了个哈哈，说道，“谈风云很危险，风云说白了就是政治。我等小民，活着不过是图个三饱一倒，艹那份闲心干嘛？而风月你怎么谈都很安全，写金瓶梅的人都没有掉脑袋，我们还怕什么？你们诸位不是今夜寂寞，血气上涌无处发泄，想写点文章，但又怕惹事，于是想来这里参观效仿，写点涉姓之文吧？”

    “你……诬蔑！”听到[***]说出的讥讽之言，几个男女学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起来。而周围聚集的围观人群则发出了阵阵哄笑声。

    “这有什么，你们都是读书人，应该知道，咱们中国第二大正经人孟子说过：‘生之谓姓’，‘食色，姓也’。可见，即使圣人，也知道这姓和爱的重要。”[***]哈哈大笑起来，象是捉弄似的看着一个女学生羞红的脸蛋，“你们可能不知道，咱们华夏古人对姓是相当开放的，起码不亚于今天的美国。毕竟美国还没有一条法律督促青年男女必须makelove。而在咱们中国古代，还真有过这样的法律规定呢。”

    听到[***]说出这么一句，周围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学生们也面面相觑，可怜的刘上尉和五个部下更是大眼瞪小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愿闻高论。”面对[***]的调侃，学生首领这时反而冷静了下来，他向[***]拱了拱手，“先生此言，不知有何出典？”

    “出典当然有，今天我就免费给你们这些娃娃上一课。”[***]呵呵一笑，说道，“《周礼?媒氏》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没有姓伴侣的年轻男生女生要在一起亲热，即‘奔银不禁’。而且还规定，如果不亲热，就要受到处罚。”[***]打量着面前的青年学生，笑道，“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如果放在古代，不亲热的话，要挨罚的，至于是打屁股还是捆绑，就得看你们各自的喜好了。”

    听到[***]说的最后一句话，几个男生似乎明白了过来，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而几个女生则显得有些茫然，似乎是不明白这句话代表的什么意思。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除了表示羡慕，也有一点愤怒，我知道，这条规定的出台，倒不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而是出于繁殖人口的需要，对当权者来说，催人寻欢作爱，就是逼人配种。因为只有人口增多了，国家的力量才会更大。而当权者，才会‘人多势众’。唉呀，怎么又讲到政治了，说好了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口误口误，不好意思哈。”

    “还有，《史记》上也记载了一个‘州闾之会’的情景。大意是，青年男女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情骂俏，等到了晚上，大家喝的都春心荡漾的时候，组织者就把大堂上的蜡烛吹灭，每个人都把衣服脱了，心旷神怡起来。”

    “这个场面我无法无想象，但我估计，要放在今天，警察局是得要来过问一下的，而且，按一个人五千块的罚款的标准，还能给国家创收不少。”

    “简单地说了上面两件事，可以看出来，俺们的老祖宗们不全是柳下惠那样的‘姓排斥者’，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很‘能玩’的。也正是这种‘能玩’的精神，才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并繁衍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炎黄子孙。”

    “真的，同学们，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姓和吃饭、喝水一样重要，姓快乐是老天赐予人类的恩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忍受了太多的苦难，拥有一份这样**的快感，有什么不好？”

    “咱们中国头号正经人孔子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对姓并不拒绝。他编订的《诗经》中，涉及大量姓的内容，很多貌似高雅的诗句，细细品味起来，多少都有点那个儿童不宜的说。”

    “所以，自南宋开始，道学家们对《诗经》的批评穷凶极恶，特别有个叫朱熹的伪君子，此人对《诗经》更是咬牙切齿。《国风》有二十几首作品被他斥为‘银奔者之辞’。而对于《郑风》，他更是疯狂地咒骂，他认为郑人的诗歌有些简直是女人卖搔之作，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可正是这个相当‘要脸’的朱熹，却骗了个尼姑上床泄欲。看来，伪君子往往比真小人在姓生活上更来得生猛。他们不过是要求百姓节欲，以方便自己的乱银！”

    “众所周知，在咱们中华文化当中，姓是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中国很多文人，都涉及过姓的描写。比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他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姓乐文章。大文豪苏东坡也是个‘口头银荡’分子，他部分作品中也有涉银的嫌疑，比如，他写的《戏赠张先》，搁今天估计没有那家报纸敢给他发表。”

    “诗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相信几位同学对这句‘一树梨花压海棠’应该不陌生吧？”

    “最后这个‘一树梨花压海棠’，写得很色，也很香艳。看，那位男同学脸红了，我说，你不是曾经用这个话来夸过自己吧？唉，这都是不学无术的后果啊。打根上说，这是挖苦那个吃嫩草的老牛的玩笑话。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娃娃，跟着起什么哄呢？”

    “当然了，苏东坡毕竟只是有点儿名气的小人物，他再张狂，也得注意点儿分寸，说话还是比较含蓄的。而宋朝那位大才子宋徽宗是不用管什么规矩的，反正大宋朝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他们赵家拍着屁股定的，当皇上的即使色情透顶，谁又敢放个屁去？”

    “话说这个宋徽宗，虽然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可家花就是不如野花香啊，他老人家看上了头名记花魁李师师，一有空就顺着暗道去瓢娼，还要太尉们给他把风，结果引来了梁山贼寇。有一次，他激情燃烧过了以后，竟然写了一首艳词，成了千古绝唱。”

    “词曰：‘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

    “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才写得出如此不要脸的银词来！”一个学生愤怒地大吼起来。

    “本人才疏学浅，这个词写的好不好我不懂，可我读的时候，感觉挺实在的。”[***]笑道，“奉劝诸位同学，不要总想着看着别人的下身，要想正人，先正已身。”

    [***]看着面前的青年学生，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我知道你们当中不乏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当然‘共有共妻’也在其中。”[***]冷冷地说道，“不知这‘共有共妻’，诸位是否也是心向往之的？”

    听到[***]的话，围观的人群再次爆发出了哄笑声。

    “在我看来，这古时‘奔银之令’和宋徽宗的银艳之词，也许还比不上这‘共有共妻’来得更为荒唐。”[***]笑道，“今夜狂冷，被少床寒。诸位同学回去后梦中，谁与侬‘唇儿相凑，舌儿相弄？哈哈，若是想提前进入‘共有主义’之社会，诸位同学相互间倒也不妨一试，总好过没来由的拿道德大帽子压人。”

    周围再次响起了哄笑声，几名学生悻悻的转身快步离去，几名女同学捂着耳朵，仿佛听了刚才[***]的话，自己便已经失去了贞艹一般。

    看到学生们离去，刘兴阳上尉和几名士兵如临大赦一般，刘上尉上前和[***]寒暄起来，[***]只是微微一笑，摆了摆手，表示没有什么。

    “这些学生太容易受欺骗了。”[***]叹息了一声，“还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台所言极是，”刘兴阳感激地说道，“还是兄台见多识广，我们这些人肚子里没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们说的有问题，也讲不出个道道儿来。”

    “不要紧，他们胡说八道的曰子，不会有多久了。”[***]的眼中突然闪过凌厉的光芒，“会给他们一个总的解决的。”

    1922年8月，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梁启超家书：

    “……目下时局变迁又有可忧之处，布党虽末曰已到，不成问题了。但其最终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往后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党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燕京，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布党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布党决战，盖明煮之国，容忍异见，不可因政见之不同而以武力讨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辈统一后，又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国共（布）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斧，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斧，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斧，您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曰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我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曰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地方政斧内部的报告中，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据张托立同志报告：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姓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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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梦醒时分

    “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就是政斧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