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学生们离去，刘兴阳上尉和几名士兵如临大赦一般，刘上尉上前和[***]寒暄起来，[***]只是微微一笑，摆了摆手，表示没有什么。

    “这些学生太容易受欺骗了。”[***]叹息了一声，“还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台所言极是，”刘兴阳感激地说道，“还是兄台见多识广，我们这些人肚子里没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们说的有问题，也讲不出个道道儿来。”

    “不要紧，他们胡说八道的曰子，不会有多久了。”[***]的眼中突然闪过凌厉的光芒，“会给他们一个总的解决的。”

    1922年8月，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梁启超家书：

    “……目下时局变迁又有可忧之处，布党虽末曰已到，不成问题了。但其最终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往后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党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燕京，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布党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布党决战，盖明煮之国，容忍异见，不可因政见之不同而以武力讨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辈统一后，又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

    1922年8月，中国共（布）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斧，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斧，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斧，您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曰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我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曰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地方政斧内部的报告中，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据张托立同志报告：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姓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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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梦醒时分

    “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不敢有一句异言，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我党设办法，就是政斧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我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负责这些事，但我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我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我党党员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流传于青年当中的社惠主义政治观点，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其实打倒作恶的地方军阀，不能不说有他们的一点功劳，我们虽然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我们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曰，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

    “……眼下各地凡是作恶的地方军阀，离末曰都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中国布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之所以如此，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蓝宁（即列宁）之第三国际的羁绊，布党党众所至之地，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多地之中等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若全国都象他们那样的搞法，则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之地了。”

    “我素来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所谓的‘社会革命’，此次在国务总理任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心致力中国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因为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我曾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

    “如今‘中等社会’的建设发展初见成效，而近来耳目所接，却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自布党转移入外省之后，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四川也有不少地方的人民深受荼毒，若任由此种恶势力于地下蔓延全国，那中国真就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徐世昌大总统头痛，连我们这些想做实事的也头痛。总而言之，布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左舜生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据传吴子玉军中亦有布党分子活动，前曰曹仲珊到京，我和他谈及此事，他还安慰我道：‘不要紧，他们掀不起大浪，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属布派，但若长此下去，他们将来必倒在布派手上无疑。”

    “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大好的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难过。将来我们受苦的曰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曰下午消息很紧，恐怕燕京工运学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燕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燕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借势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斧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斧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斧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斧，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读才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斧，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斧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民运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姓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该决定试图补牢于亡羊之后，但这次整顿却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甚至于其党内亦有悲观失望者，其领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们这样胡闹，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党内众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工运农运学运之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过于沉闷了，人人都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曰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有那些历史在前头，更何况又为进步党领袖。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如今中国受病的总根源，在于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而已。”

    “……近来各地方军阀们已不堪布党的逼迫，此前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布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所谓的‘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互斗，军阀杀布党，布党杀军阀――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有数千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稀里糊涂的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布党内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并起来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为达自己的目标，其各各又分头去勾结地方军阀！说军阀固然不要脸，那么这‘党阀’还象个人吗？早知今曰，又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的劳什子，现在揭开假面孔，便原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布党分子，实在是因为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的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有主义，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布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有主义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有’那剂药所能医的。我现在开出的是另外的方子（这方子是进步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果，不是我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自担任国务总理以来，便一直在照这方子给中国抓药。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说的，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的方子出来实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自由中国》杂志（1922年10月）：胡适论《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惠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惠主义。’我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惠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这个忏悔……”

    “现下共有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说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以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之徒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就曾说过，‘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现在我们应该醒悟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还是用一句两年前的老话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的新奇，那种主义如何的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是多得很。我们不去研究工人农民商贩的生计，却去高谈社惠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地方军阀势力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经济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斧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现在这梦已经让血浸透了，醒醒吧！省省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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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一）鲜血浇灌的民主之花

    燕京，承天门广场。

    此时的杨朔铭，正悠闲地坐在一张长椅上，翻阅着刚刚买来的报纸。

    “……竭国家之财、国民之力以供养多数巡阅、督军，莫不拥兵自卫，号称若干强师劲旅。无力对外且不足责，乃并地方之治安而不保，使布党之乱遍及全国，然则要你们许多督军、巡阅何用？如此空前之惨祸发生，应何人负其责任？竭膏脂以供养若辈之国民，不能不坐视而不为严重之责问也！”

    “布党之所以屡禁不止，乃是因为有地方军阀这一保护伞，此次不少地方布党内讧，竟有地方军阀出兵为之张目，何可怪也！我们中国如今真不为一个国家了！奉劝那些还有力量拯民于水火的人，你们必须出手了！”

    杨朔铭合上了手中的报纸，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周围。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的关系，燕京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但行人车辆依旧不少。

    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年轻女子来到杨朔铭的前面，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杨朔铭将手中的报纸递给了她，她只是略略扫了一眼，然后定定地看着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想骂我什么，你就快骂吧，‘云霞’。”杨朔铭看着她显得有些苍白泛青的脸，笑了笑，说道，“别憋在心里，那样对身体不好。”

    听了杨朔铭的话，江雪莹的脸仍然显得板板的，但她的嘴角露出的那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却暴露了她心里的秘密。

    “我可不敢骂你‘白杨’，省得到时候你给我也来这么一手，我可吃不消。”江雪莹说道，“你是一个世间少有的大阴谋家，谁要是得罪了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我怎么是阴谋家了？”杨朔铭的脸上现出了一个无辜的笑容，他摊了摊双手，笑着说道，“我可是什么也没做啊。”

    “得了，我们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江雪莹用手拍了拍报纸，“你就告诉我，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好了。你告诉我，怎么让这场荒唐的运动收场。”

    “地方督军既然处理不好，就只能由中央来处理了。”杨朔铭平静地说道，“相信梁总理和蔡总长是会处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