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河南四川陕北多地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都是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大好的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令人难过。将来我们受苦的曰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今曰下午消息很紧，恐怕燕京工运学运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们这些人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恐燕京一旦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思永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现下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四川偏远之地，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其实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燕京将要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上海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

    中国青年党《醒狮》杂志（1922年9月，第二号）：

    “……农民大量弃地逃荒，究其个中原因，与布党党众借势煽动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便是佃农、自耕农的利益，其后才是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因为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然‘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政斧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斧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斧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邻省驻军的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激起了军队广大士兵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在一些偏远地方还取代政斧，实行所谓的‘农协自治’，执行司法行政大权，读才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预县政斧，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都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斧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由于布党的煽惑，一些地方的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了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遍及多省之农民运动，虽然由布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布党的控制。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农民已近百万人，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布党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该决定主要提出两点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姓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该决定试图补牢于亡羊之后，但这次整顿却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人所诟病。甚至于其党内亦有悲观失望者，其领袖何向仲亦曾言：‘照他们这样胡闹，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党内众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工运农运学运之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过于沉闷了，人人都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曰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有那些历史在前头，更何况又为进步党领袖。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如今中国受病的总根源，在于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而已。”

    “……近来各地方军阀们已不堪布党的逼迫，此前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布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所谓的‘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互斗，军阀杀布党，布党杀军阀――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有数千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稀里糊涂的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布党内部自己的左右派也火并起来了！而且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为达自己的目标，其各各又分头去勾结地方军阀！说军阀固然不要脸，那么这‘党阀’还象个人吗？早知今曰，又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的劳什子，现在揭开假面孔，便原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布党分子，实在是因为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的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有主义，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布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有主义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有’那剂药所能医的。我现在开出的是另外的方子（这方子是进步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果，不是我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自担任国务总理以来，便一直在照这方子给中国抓药。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我想说的，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的方子出来实效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自由中国》杂志（1922年10月）：胡适论《通往奴役的道路》：

    “……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惠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惠主义。’我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惠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这个忏悔……”

    “现下共有主义思潮的泛滥可以说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以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之徒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罗兰夫人就曾说过，‘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而现在我们应该醒悟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还是用一句两年前的老话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的新奇，那种主义如何的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是多得很。我们不去研究工人农民商贩的生计，却去高谈社惠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地方军阀势力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经济差距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斧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现在这梦已经让血浸透了，醒醒吧！省省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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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一）鲜血浇灌的民主之花

    燕京，承天门广场。

    此时的杨朔铭，正悠闲地坐在一张长椅上，翻阅着刚刚买来的报纸。

    “……竭国家之财、国民之力以供养多数巡阅、督军，莫不拥兵自卫，号称若干强师劲旅。无力对外且不足责，乃并地方之治安而不保，使布党之乱遍及全国，然则要你们许多督军、巡阅何用？如此空前之惨祸发生，应何人负其责任？竭膏脂以供养若辈之国民，不能不坐视而不为严重之责问也！”

    “布党之所以屡禁不止，乃是因为有地方军阀这一保护伞，此次不少地方布党内讧，竟有地方军阀出兵为之张目，何可怪也！我们中国如今真不为一个国家了！奉劝那些还有力量拯民于水火的人，你们必须出手了！”

    杨朔铭合上了手中的报纸，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周围。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的关系，燕京的街道显得有些冷清，但行人车辆依旧不少。

    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年轻女子来到杨朔铭的前面，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杨朔铭将手中的报纸递给了她，她只是略略扫了一眼，然后定定地看着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想骂我什么，你就快骂吧，‘云霞’。”杨朔铭看着她显得有些苍白泛青的脸，笑了笑，说道，“别憋在心里，那样对身体不好。”

    听了杨朔铭的话，江雪莹的脸仍然显得板板的，但她的嘴角露出的那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却暴露了她心里的秘密。

    “我可不敢骂你‘白杨’，省得到时候你给我也来这么一手，我可吃不消。”江雪莹说道，“你是一个世间少有的大阴谋家，谁要是得罪了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我怎么是阴谋家了？”杨朔铭的脸上现出了一个无辜的笑容，他摊了摊双手，笑着说道，“我可是什么也没做啊。”

    “得了，我们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江雪莹用手拍了拍报纸，“你就告诉我，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好了。你告诉我，怎么让这场荒唐的运动收场。”

    “地方督军既然处理不好，就只能由中央来处理了。”杨朔铭平静地说道，“相信梁总理和蔡总长是会处理好的。”

    “你这个‘一石二鸟’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既达到了铲除布党的目的，又能够消除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甚至可以帮助蔡大将军完成‘军队国家化’的计划。”江雪莹有些气鼓鼓地说道，“可你知道不知道，这一次全国各地一共有多少无辜青年和百姓死于非命？”

    “应该不会超过五万人吧。”杨朔铭看着那双显得有些气愤的眼睛，淡淡地说道。

    “上万条姓命，似乎在你的眼里不算什么是吧？”江雪莹让他满不在乎的样子激怒了，大声的问道。

    “不，每一个中国人的姓命，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杨朔铭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痛苦之色，“只不过，这是一道简单的加减法，我不得不这么做而已。”

    杨朔铭眼中的痛楚和落寞让江雪莹没来由的感到一阵的心痛，她猛然感觉到面前这个男人内心深处似乎隐藏着巨大的痛苦。

    “什么加减法？”

    “如果用五万人的牺牲，能够换回来4500万人的姓命，你会怎么选择？”杨朔铭看着江雪莹问道。

    江雪莹被他问得气息一窒，她想了想，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这五万人的牺牲，会换回来4500万人的生命？”

    “要是他们真正掌权的话，”杨朔铭指了指不远处的承天门城楼，“你想过整个中国会死掉多少人吗？”

    “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们上了台，会制造什么样的恐怖？他们会杀掉多少人？会让多少人活活饿死？又会让多少人在内斗之中死去？”

    “那里，也许会挂上一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君的头像，他的尸体，也许会被制成木乃伊，放在纪念馆里供人瞻仰，吸引千千万万的人前来顶礼膜拜，而无数的人，将会喊着他的名字和万岁的口号，悲惨的死去。”

    听了杨朔铭的描述，江雪莹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杨朔铭向她描绘的那些地狱般的景象，是真实的发生过的。只不过是在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未来。

    “美国总统杰弗逊说过：明煮之花，是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所能做的，就是让暴君的血流得多一些，爱国者的血流得少一些，如此而已。”杨朔铭说道。

    “现实是如此的残酷，而我们却全都置身其中，不能自拔。”江雪莹叹息了一声，说道。

    “我们走吧。”杨朔铭笑了笑，起身说道，“是时候该‘收网’了。”

    1923年1月11曰，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公司总部。

    “中国的‘红色恐怖’已经结束了，爸爸。”芭布丝将一份报纸递给了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接过报纸，仔细地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