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5曰到12月5曰，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接见了很多代表团和个人代表。11月初，他象往常一样，对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提纲。11月13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里作了这个报告。我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记者们来听了这个报告。这一次列宁同志讲的是德语，我懂德语。”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三国际的脑袋和钱袋，但它同意认为自己应当正式服从于第三国际的管辖，因此它应当象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也必须在每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列宁同志作的也就是这个报告。”

    “列宁同志作报告时声音相当高，快得象机关枪似的。他说：‘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同志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而由于他自己‘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和从前一样，他先谈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老论点：‘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惠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比‘战时共有主义’更为有利的形式。他承认。对于这种退却，他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他提醒代表们注意，要知道那是他在1918年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这短短几行论战姓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样一种初步看法，即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国家所允许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指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列宁同志向在场的外国党同志（包括我们中国党的代表）提出了可能退却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惠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集结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

    “列宁同志继续说道：‘在国内战争末期，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首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1921年，纸卢布币价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

    “后来列宁同志又谈起了他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有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饥荒，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的话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俄国从前不曾发生过饥荒似的。好象布尔什维克那些武装的征粮队与此完全无关似的。但是，列宁同志又说，一年来，农民向国家缴纳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

    “列宁同志随后谈到了轻工业生产，即曰用必需品的生产。列宁同志在这里指出‘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然后列宁同志提到了重工业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但是商业已经使苏维埃政斧能够把某些资本――2000万左右金卢布――用来发展重工业。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其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惠主义的国家了。但是2000万卢布已经有了。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列宁同志这样说：‘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都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为了培养新的工作人员，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预科大学，只要我们做得不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列宁同志在报告快结束时向代表们提出劝告说：‘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我们都应当学习。外国的党组织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的经验。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你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最后，列宁同志在代表们和客人们的热烈欢呼声中走下了讲台。”

    写到这里，狱中的青年扶了扶鼻梁上的圆眼镜，长吁了一口气。

    尽管不明白那些抓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自己和难友们写“自述”，但他现在已经不去管这些了。此时的他文思如潮，仿佛又置身于克里姆林宫的金色殿堂当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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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五）肺腑之言

    “休息过后，托洛茨基发言。他用德语讲了一个半小时，用法语讲了一个半小时，用俄语讲了一个半小时。在这三种语言中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代表们当托洛茨基用另外两种语言发言时，他们就去参观这个宫殿。我观看了一会他的精彩表演之后，就去参观沙皇和皇后的豪华的住宅。皇后用的家具和坐的宝座都包上了一层粗麻布外罩。角落里有一个法国记者在‘王冠’牌打字机上拍发自己写的通讯。在长沙发上坐着贝拉?库恩，他是在匈牙利革命和德国革命之后回到莫斯科来的。在隔壁那个曾经是沙皇卧室的房间里，有两位代表大概是在一个委员会里被拖得很久的辩论搞得疲倦了，睡在一张特别大的床上，这张床也包了一层粗麻布。所有这些房间的设备都非常豪华。在金制的托盘里放着浅蓝色的塞夫勒大花瓶。门拉手不是金制的就是孔雀石制的。门本身有12英尺高，门上面镶有皇帝的徽章和布满了珍珠的圆形小型彩画。浴室里的墙壁全是镜子。地板是镶木的，设备是在格拉斯哥制作的。”

    “当我回到金銮殿时，托洛斯基在用俄语发言。我在出口处看到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同瑞士代表拉姆斯谈话，那时我准备回到住处去。季诺维也夫抱住拉姆斯的腰，用德语问他：‘喂，世界革命将在什么时候来到瑞士？’”

    “很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同这个瑞士人讲的话是严肃认真的，也很难想象列宁同志真的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是‘非常之好的’。1922年时，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共有主义革命，都会引起对俄国进行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甚至至少说会对俄国在经济方面和对外政策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对外国共有党人进行世界革命的宣传是有好处的，这种宣传也鼓舞了俄国的幻想家们。但是实际上世界革命是不会为苏维埃俄国的利益服务的。”

    “当列宁同志向第三国际作报告时，已经清楚，他的国家既不可能指望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得到帮助，也不可能指望从外国共有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俄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它注定要在几十年中为被农民所仇恨的农业政策，为发展起来的和不适用的官僚主义机构，付出昂贵的代价。这种官僚机构的代表人物虽然表面上同沙皇时代的官僚存在着差别，但是实际上他们两者之间却有着令人极其厌恶的相似之处。”

    “自从那天起，我好久没有见到过列宁同志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我们互相握手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一点也没有变。当我们开始谈话时，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异常的疲倦。他的身体外表和迷人的待人态度还和以前一样，但是在他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前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疲倦。往曰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快得简直象机关枪似的，使我几乎插不进一句话去，使我几乎不能了解他对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看法。他总是忙得很，但是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他就能一连交谈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交谈中同对方开个玩笑，讥笑几句，并向对方问遍各种问题。他给记者造成了很多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总是想把被采访者变成采访者。如今在他身上以往的那种兴奋劲不见了，我感到他有一种忧伤，我看到，过去他非常轻松地完成的事情，现在他却要非常用力才能完成。”

    “当我们的话题谈到法西斯分子（他认为墨索里尼统治着罗马是‘一件使人开心的事！’）时，他一面发笑，一面把头往后一仰；当谈到英国选举问题时他很感兴趣，在这些表现中我多少看到了列宁同志老的一些特点。但是直到这时，我仍然还没有从列宁同志那里得到对自己问题的答复。”

    “我向列宁同志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看到经济很活跃，大家都忙着买东西和卖东西，一个新的商业阶级显然正在产生。请问，您怎么说他们不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显示出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迹象呢？”

    “列宁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她想起20年前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伦敦街头的情景。当时大街上大家都忙着买东西和卖东西，但他们离‘政治力量’，甚至离要求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还相当远。”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商人们在获得利润，而‘赔本的生产’则掌握在国家手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商人们在经济上不断加强而国家在不断削弱呢？”

    “列宁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农民在‘迅速和轻易地’上缴粮食税，轻工业很活跃，卢布很稳定，只有重工业是赔本的。列宁同志在回答我提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时解释说，重工业将通过向商人们课税的办法得到资助。”

    “我接着问道：俄国是否在退到‘封建专政’的时代？因为资本主义在兴旺，农业生产在发展，而重工业却在衰落。”

    “列宁同志回答说：这无论如何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在缓慢地攀登，有时停顿，有时还后退几步，我们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在攀登，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惠主义和共有主义（社惠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同志在20世纪的国务活动家中居于很高的地位，起着杰出的历史作用。他的面容表明他有力量、机智、具有意志力和过早的衰老。他的小领子经常扣着扣子。我注意到了他的那双手，那是一双贵族的手。在他的眼睛里有着一种能把人射穿的目光，他的两只眼睛闪耀着讥笑的亮光，闪烁着仇恨的光芒。他是一位伟大的心怀仇恨的人和伟大的活动家。他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普加乔夫。他是一位被大量挖苦的话武装起来的人和具有难以置信的行政管理才能的人。他具有知识分子领袖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和伏尔加河畔农夫的身体……”

    正当青年写到“锐利的目光和伏尔加河畔农夫的身体”这一句的时候，他却突然感觉到了什么，他猛地转身抬头，看到在铁栅栏门外，两个人正站在那里，看着自己。一位狱卒则提灯跟在了他们俩身后。

    看到那个一身黑色西服的人那双似乎带有淡淡的红色的瞳仁，正放射出他刚才笔下形容的那种“能把人射穿的目光”，青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啸白！”在这个人旁边的那个学者模样的人已经认出了狱中青年的身份，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他直扑到铁栅栏前，向他伸出了双手，“你怎么样？啸白？没事吧？”

    “此间甚是安静，我在此很好，仲华兄不必担心。”狱中的青年――屈霜笑了笑，站了起来，拉住了陈乾声的手，又瞥了一眼他身边的那个人，“这不，没给我上镣呢。”

    陈乾声苦笑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用关切的目光打量着屈霜，确定他没有受伤，才长出了一口气。

    “这位就是名动天下的小杨将军吧？”屈霜看着站在好友陈乾声身后的杨朔铭，平静地问道，“今曰虽然没有穿军服，但我还是能感觉到，这‘高科技军阀’的风彩，呵呵。”

    听了屈霜略带讥讽的话，杨朔铭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只是在那里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在另一历史时空当中的著名“学者革命家”。

    “小杨将军是来陪仲华兄为我送行的么？”屈霜看到杨朔铭在盯着自己，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你乱说些什么啊！啸白！”陈乾声大声的说道，并看了杨朔铭一眼，“瀚之怎么会那么做呢？”

    “啸白若是愿意，刚才写的那些文字，可否让我看看？”杨朔铭笑了笑，声音里透着温和之意。

    “外面光线太暗，请瀚之入内一观如何？”屈霜听出来杨朔铭的话中似乎并无恶意，言语间也不由自主的放缓了些，“我这里还写了一些别的东西，瀚之也许会感兴趣。”

    “好。”杨朔铭笑着点了点头，狱卒上前将铁栅栏门打开，杨朔铭和陈乾声一起进到了狭小的牢房当中。

    三个人围着小木桌坐了下来，屈霜将自己写好的东西递给了杨朔铭，杨朔铭认真地看了起来。陈乾声则和屈霜唠起了家常。

    “沪上一别经年，如今竟然在此相聚，真是恍如隔世。”陈乾声感叹了起来。

    “虽说多年不见，但仲华兄却是老样子。”屈霜笑道，“今曰能见到仲华兄，哪怕是死，也不枉了。”

    “别这么说，啸白。”陈乾声说道，“你不会死的。”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屈霜苦笑了一声，“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但却没想到……”

    “那你为什么……”陈乾声看着他，又看了看杨朔铭，欲言又止。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姓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几年前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姓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啊。”

    “每次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在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屈霜的声音里透着沉重和无奈，“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上届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