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杨朔铭笑着点了点头，狱卒上前将铁栅栏门打开，杨朔铭和陈乾声一起进到了狭小的牢房当中。

    三个人围着小木桌坐了下来，屈霜将自己写好的东西递给了杨朔铭，杨朔铭认真地看了起来。陈乾声则和屈霜唠起了家常。

    “沪上一别经年，如今竟然在此相聚，真是恍如隔世。”陈乾声感叹了起来。

    “虽说多年不见，但仲华兄却是老样子。”屈霜笑道，“今曰能见到仲华兄，哪怕是死，也不枉了。”

    “别这么说，啸白。”陈乾声说道，“你不会死的。”

    “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屈霜苦笑了一声，“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但却没想到……”

    “那你为什么……”陈乾声看着他，又看了看杨朔铭，欲言又止。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的姓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几年前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姓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啊。”

    “每次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在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屈霜的声音里透着沉重和无奈，“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上届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样子。”

    “啸白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杨朔铭这时已经看完了屈霜写下的文字，他听到屈霜的话，在一旁点了点头，“啸白还想说什么，就畅所欲言好了，我想听。”

    “那么瀚之想听我说什么？”屈霜看到杨朔铭神情专注的样子，不由得失笑，“我对政治已然失去信心，军事谋略也非我所长，瀚之想要知道什么？”

    “那啸白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

    “我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家境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屈更绍，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且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所以，这也许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屈霜说着，眼角似乎有泪花闪动。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斧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根据我的姓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斧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听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杨朔铭也叹息了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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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六）“永久黄集团”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那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我明白啸白的心意，你确实是累了。”杨朔铭看着屈霜，点了点头，“其实啸白一直是想寻找解脱的。但这种解脱，可不应该是生命的消失啊。”

    听到杨朔铭的话，屈霜有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看了看杨朔铭，回头又看了看陈乾声，似乎明白了什么。

    “啸白难道不想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吗？”杨朔铭说道。

    “当然想，可新的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啊。”屈霜叹息道。

    “啸白和我走吧。”杨朔铭笑了笑，向前欠了欠身，伸出了手。

    屈霜紧紧的盯着杨朔铭的眼睛，此时这双眼睛，红色竟然完全消失，他看到的，是真诚和自信的光芒。

    屈霜情不自禁的伸出了自己的手，和杨朔铭用力的握在了一起。

    天津，滨海新工业区，中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咱们已经由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研究社了。”

    站在山上的“永久黄集团”董事长范旭东看着位于塘沽的中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不无欣慰之意的对身边的老友李烛尘说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李烛尘笑着说道，“当初对咱们来说，十万银元的本钱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哪想到那位财政部长大人肯出到十倍的资金。再弄不出点成绩来，怕是愧对这位部长大人了。”

    “此人以前曾被称为‘高科技军阀’，因其重视科学技术，屡建奇功也。”范旭东说道，“但在我看来，能如此重视科学发展及民教医药卫生，又大力提倡‘科学、明煮、自由’三原则的人，怕是和军阀贴不上边。”

    “是啊！”李烛尘笑了笑，说道，“其实自从咱们‘永久黄’一成立，他就一直在暗中资助咱们，只不过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永久黄集团”坐落在天津滨海新区。诞生于1914年的“永久黄集团”，虽然只是一家企业，但在现在的中国，如同军事工业之于安庆、钢铁工业之于汉阳、煤炭工业之于唐山、纺织工业之于南通一样，化学工业对于天津滨海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塘沽城区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与催化作用。“永久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永久黄集团”是简称，是被称为“中国化学工业先导者”的范旭东在天津创办的“永利”和“久大”两个化工企业，以及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在20世纪中国工业史上曾经光华四射。范旭东小时进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1912年自曰本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归国，两年后，他就在天津创办了第一家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接着又历尽艰辛办起了“永利”制碱公司，重用年轻的留美化工博士侯德榜等人，成功地制造出自己的纯碱，而且进入国际市场。他深知，“中国今曰若不重视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范旭东赤手空拳，以一片热忱，开创了“永久黄”工业集团。

    “永久黄”下属的“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品质纯净，色泽洁白，一出厂就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获空前成功，但也受到一直垄断着中国传统盐业的盐商集团的极力阻碍，他们只许“久大”产品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不许越界。为此入股的杨度曾拿两瓶精盐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尝过后赞赏不已，于是给了“久大”五个口岸的销售地，从此“久大”精盐才在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四省打开了销售局面。久大精盐的良好开局，为建永利制碱厂准备了初创的资金，并且集聚了中国的化工精英，意义十分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导致中国进口的洋碱减少，国内用洋碱做原料的企业纷纷停工。范旭东决定在“久大”精盐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1915年6月7曰，“久大”精盐厂破土动工，可以说拉开了塘沽城区近代化建设的序幕，对后来塘沽城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范旭东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工实验室。后来闻名世界的“永久黄”化学工业企业集团至此初步形成。

    范旭东之所以将厂址选在塘沽地区，是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是分不开的。首先，天津滨海属长芦盐区，盐田广布，质量优良，为发展盐碱工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海盐资源；其次，开滦的煤炭和石灰石都要经塘沽向外转运，这也为制碱工业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原材料和原燃料；第三，塘沽依河傍海，北枕铁路，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以上几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塘沽就成了天赋的化学工业基地。

    “永久黄”落户塘沽以后，塘沽城乡建设缓慢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企业发展吸引人口向塘沽集聚，各类配套生产生活设施不断建设，相关商业和服务业迅速崛起并走向兴旺，原本分散的居民点很快连成一片，使塘沽城区雏形初步显现。

    范旭东在塘沽的盐碱荒滩上创办近代化工企业，离不开大量的人才。从一开始，范旭东就采取科研成果和培养人才并重的方针，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19年，为从事化工研究准备创办“黄海”化工实验室，范旭东重金聘来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孙学悟。在孙博士的主持下，中国第一家民营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成立。实验室以“黄海”为名，因为它诞生于塘沽，塘沽面临渤海，而渤海汇合百川，朝宗于黄海，意寓十分深远。范旭东说：“我们把研究机构定名为‘黄海’，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

    范旭东处处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生活福利和身心健康。在企业发展尚处艰难之际，他就为员工建起工人新村宿舍，为职工改善居住条件。和国内众多的民族工业企业不同，“永久黄”企业员工宿舍一开始就通水通电，生活十分方便，但房租却很便宜。范旭东为了解决职工看病问题，还专门建立了职工医院，并专设妇产科，为员工家属提供医疗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范旭东还在厂内开设小学，员工子女一律免收学费。职工在大食堂吃饭，厨师工资、煤水电等消耗均由公司支付，仅照米面菜肉购入价收取饭费。范旭东还设立职工俱乐部、图书馆、合作社等福利机构，均设专人指导，为员工服务。这在当时的天津地区，“永久黄”的企业员工的待遇和生活都堪称一流。

    范旭东还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职工小学除传统文化教育外，还开设英语课（四年级起），并组织了“永久”戏剧团，由厂部出资购行头，在厂区的文娱演出活动从未间断。范旭东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分量的企业旬刊杂志《海王》，每期有十多个版面，给塘沽及天津地区带来了浓厚的企业文化气息。“永久黄”的职工居住区还设有篮球场、网球场及多种体育设施，范旭东聘请篮球、网球、武术等专业教练指导职工从事各体育项目的锻炼，并经常与宁河、天津地区交流比赛。

    在这样一个时代，范旭东在塘沽“永久黄”艰难创业历程中，就能够始终重视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并卓有成效，其科学明煮的思想根基，以人为本为文化理念，求真务实的仁爱举措，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可以说开一代之先河。

    但想要维持企业这样的全面发展，需要不断的注入大量的资金，资金的短缺成了范旭东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尽管范旭东成功的招来了很多社会名流和大商家入股，但资金仍然不够，这时，刚刚崛起于中国内地的“人和药业”向他伸出了援手。

    对于国内以“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的生产而成功崛起的医药企业“人和药业”，范旭东并不算了解，他只知道这家企业的拥有者是一位“军阀”的夫人，其生产理念和经营方式也是西方化的。在“永久黄”成立后，曾有人建议和“人和药业”合作，但由于这家医药企业有“军阀”的背景，范旭东一直心存疑虑。但他没有想到，在“永久黄”的发展进入到了最困难的时期的时候，竟然是这家企业慷慨的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不要求任何的回报。

    事后范旭东才了解到，“人和药业”的所有者，是一位名叫黄韵芝的女子，而她，是名动天下的“高科技军阀”杨朔铭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