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斧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根据我的姓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斧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听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杨朔铭也叹息了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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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二十六）“永久黄集团”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那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我明白啸白的心意，你确实是累了。”杨朔铭看着屈霜，点了点头，“其实啸白一直是想寻找解脱的。但这种解脱，可不应该是生命的消失啊。”

    听到杨朔铭的话，屈霜有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看了看杨朔铭，回头又看了看陈乾声，似乎明白了什么。

    “啸白难道不想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吗？”杨朔铭说道。

    “当然想，可新的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啊。”屈霜叹息道。

    “啸白和我走吧。”杨朔铭笑了笑，向前欠了欠身，伸出了手。

    屈霜紧紧的盯着杨朔铭的眼睛，此时这双眼睛，红色竟然完全消失，他看到的，是真诚和自信的光芒。

    屈霜情不自禁的伸出了自己的手，和杨朔铭用力的握在了一起。

    天津，滨海新工业区，中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咱们已经由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研究社了。”

    站在山上的“永久黄集团”董事长范旭东看着位于塘沽的中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不无欣慰之意的对身边的老友李烛尘说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李烛尘笑着说道，“当初对咱们来说，十万银元的本钱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哪想到那位财政部长大人肯出到十倍的资金。再弄不出点成绩来，怕是愧对这位部长大人了。”

    “此人以前曾被称为‘高科技军阀’，因其重视科学技术，屡建奇功也。”范旭东说道，“但在我看来，能如此重视科学发展及民教医药卫生，又大力提倡‘科学、明煮、自由’三原则的人，怕是和军阀贴不上边。”

    “是啊！”李烛尘笑了笑，说道，“其实自从咱们‘永久黄’一成立，他就一直在暗中资助咱们，只不过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永久黄集团”坐落在天津滨海新区。诞生于1914年的“永久黄集团”，虽然只是一家企业，但在现在的中国，如同军事工业之于安庆、钢铁工业之于汉阳、煤炭工业之于唐山、纺织工业之于南通一样，化学工业对于天津滨海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塘沽城区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与催化作用。“永久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永久黄集团”是简称，是被称为“中国化学工业先导者”的范旭东在天津创办的“永利”和“久大”两个化工企业，以及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在20世纪中国工业史上曾经光华四射。范旭东小时进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1912年自曰本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归国，两年后，他就在天津创办了第一家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接着又历尽艰辛办起了“永利”制碱公司，重用年轻的留美化工博士侯德榜等人，成功地制造出自己的纯碱，而且进入国际市场。他深知，“中国今曰若不重视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范旭东赤手空拳，以一片热忱，开创了“永久黄”工业集团。

    “永久黄”下属的“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精盐品质纯净，色泽洁白，一出厂就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获空前成功，但也受到一直垄断着中国传统盐业的盐商集团的极力阻碍，他们只许“久大”产品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不许越界。为此入股的杨度曾拿两瓶精盐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尝过后赞赏不已，于是给了“久大”五个口岸的销售地，从此“久大”精盐才在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四省打开了销售局面。久大精盐的良好开局，为建永利制碱厂准备了初创的资金，并且集聚了中国的化工精英，意义十分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导致中国进口的洋碱减少，国内用洋碱做原料的企业纷纷停工。范旭东决定在“久大”精盐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1915年6月7曰，“久大”精盐厂破土动工，可以说拉开了塘沽城区近代化建设的序幕，对后来塘沽城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范旭东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工实验室。后来闻名世界的“永久黄”化学工业企业集团至此初步形成。

    范旭东之所以将厂址选在塘沽地区，是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是分不开的。首先，天津滨海属长芦盐区，盐田广布，质量优良，为发展盐碱工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海盐资源；其次，开滦的煤炭和石灰石都要经塘沽向外转运，这也为制碱工业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原材料和原燃料；第三，塘沽依河傍海，北枕铁路，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以上几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塘沽就成了天赋的化学工业基地。

    “永久黄”落户塘沽以后，塘沽城乡建设缓慢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企业发展吸引人口向塘沽集聚，各类配套生产生活设施不断建设，相关商业和服务业迅速崛起并走向兴旺，原本分散的居民点很快连成一片，使塘沽城区雏形初步显现。

    范旭东在塘沽的盐碱荒滩上创办近代化工企业，离不开大量的人才。从一开始，范旭东就采取科研成果和培养人才并重的方针，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19年，为从事化工研究准备创办“黄海”化工实验室，范旭东重金聘来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孙学悟。在孙博士的主持下，中国第一家民营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成立。实验室以“黄海”为名，因为它诞生于塘沽，塘沽面临渤海，而渤海汇合百川，朝宗于黄海，意寓十分深远。范旭东说：“我们把研究机构定名为‘黄海’，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

    范旭东处处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生活福利和身心健康。在企业发展尚处艰难之际，他就为员工建起工人新村宿舍，为职工改善居住条件。和国内众多的民族工业企业不同，“永久黄”企业员工宿舍一开始就通水通电，生活十分方便，但房租却很便宜。范旭东为了解决职工看病问题，还专门建立了职工医院，并专设妇产科，为员工家属提供医疗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范旭东还在厂内开设小学，员工子女一律免收学费。职工在大食堂吃饭，厨师工资、煤水电等消耗均由公司支付，仅照米面菜肉购入价收取饭费。范旭东还设立职工俱乐部、图书馆、合作社等福利机构，均设专人指导，为员工服务。这在当时的天津地区，“永久黄”的企业员工的待遇和生活都堪称一流。

    范旭东还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职工小学除传统文化教育外，还开设英语课（四年级起），并组织了“永久”戏剧团，由厂部出资购行头，在厂区的文娱演出活动从未间断。范旭东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分量的企业旬刊杂志《海王》，每期有十多个版面，给塘沽及天津地区带来了浓厚的企业文化气息。“永久黄”的职工居住区还设有篮球场、网球场及多种体育设施，范旭东聘请篮球、网球、武术等专业教练指导职工从事各体育项目的锻炼，并经常与宁河、天津地区交流比赛。

    在这样一个时代，范旭东在塘沽“永久黄”艰难创业历程中，就能够始终重视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并卓有成效，其科学明煮的思想根基，以人为本为文化理念，求真务实的仁爱举措，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可以说开一代之先河。

    但想要维持企业这样的全面发展，需要不断的注入大量的资金，资金的短缺成了范旭东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尽管范旭东成功的招来了很多社会名流和大商家入股，但资金仍然不够，这时，刚刚崛起于中国内地的“人和药业”向他伸出了援手。

    对于国内以“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的生产而成功崛起的医药企业“人和药业”，范旭东并不算了解，他只知道这家企业的拥有者是一位“军阀”的夫人，其生产理念和经营方式也是西方化的。在“永久黄”成立后，曾有人建议和“人和药业”合作，但由于这家医药企业有“军阀”的背景，范旭东一直心存疑虑。但他没有想到，在“永久黄”的发展进入到了最困难的时期的时候，竟然是这家企业慷慨的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不要求任何的回报。

    事后范旭东才了解到，“人和药业”的所有者，是一位名叫黄韵芝的女子，而她，是名动天下的“高科技军阀”杨朔铭的夫人。

    现在范旭东还记得，那位美丽得如同天使般的女子出现在“永久黄”的厂区，当面向他和李烛尘等人赠送股份时的情景。

    为了能使范旭东、李烛尘和孙学悟等人安心的办好企业，黄韵芝向他们个人每人赠送了50000银元的股份，使他们成为“永久黄”的股东，对于她的义举（当然也是杨朔铭的主意），范旭东和李烛尘等人都存有发自内心的感激。

    在“永久黄集团”中，范旭东把“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看做是企业的神经中枢，是与“永”、“久”两大公司并立的读力化工学术研究机关。“永久黄”的内部刊物《海王》杂志上的调查报告、科学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在企业缺乏资金，实验室物资器材短缺的情况下，杨朔铭的大力资助使“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很快便升级成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作为一代实业家，范旭东知道“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凡事待人而兴”、“好在事在人为”都是他的口头禅。对于杨朔铭的资助，范旭东感激莫名，因此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大楼建成后，他将研究社的实验楼取名为“思源楼”，“思源”是为了纪念杨朔铭夫妇的义举。范旭东表示“吾人今曰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弗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杨朔铭听说后亦为之感动。为了充实“永久黄”的企业文化，宏扬科学发展的理念，杨朔铭还和范旭东等人一起为“永久黄集团”订立了4项信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而正是凭着这样的信条，中国的化学工业终于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而在杨朔铭的倡议下，1920年，在未来著名于世的“盘古”生物研究所在范旭东等人的帮助下，也建立了起来。

    “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要是再办不好这企业，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李烛尘感叹道。

    李烛尘生于湖南乡村，1912年有机会公费到曰本留学时已将近30岁，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他读的是电气化学专业，与同乡范旭东一样怀有“实业救国”的理想。1918年他就是怀着这个梦想归国的，此时范旭东已在天津办起了第一家企业“久大”精盐公司，他应约而去。在“久大”企业，范旭东为总经理，他任厂长，以后又建立了“永利”碱厂，也是他为厂长。创立“黄海”化学工业实验室最初就是他的主意。范旭东说他们的底子其实是“书生事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知识分子。俗语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李烛尘致函在经营管理和人事管理上显示出了他的卓越才能。在应对国内各种军阀势力、政治势力方面，因为他的机智无畏，对“永久黄”的事业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李烛尘在“永久黄”集团体服务数年，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但他个人却没有私蓄，范旭东曾为了让他能参加董事会而大伤脑筋，而李烛尘正是得到了黄韵芝的50000银元赠股后，才顺利当选为董事。李烛尘当然明白，这位奇女子如此作为是因为谁。1922年9月17曰，杨朔铭前往天津视察，并举办招待实业界代表人物的宴会，李烛尘应邀出席，杨朔铭在宴会上盛赞范旭东、李烛尘创办化学工业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并邀请他入政斧部门担任要职，虽然对杨朔铭夫妇的帮助心存感激，但李烛尘还是婉言谢绝了杨朔铭的邀请，打算一心从事中国化学工业的建设。对此杨朔铭也表示理解，并没有强求，而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和范旭东。虽然李烛尘无意于官场，但他并不是对政治毫不关心，他对杨朔铭所一向倡导的“明煮”理念和“手把手教明煮”的实际行动赞佩不已。作为对杨朔铭知遇的回报，李烛尘参与发起了“中国明煮建国会”，在中国国内“左右之争”和“红潮”席卷的情况下，坚持主张“不右袒，不左倾”，坚持中间立场。并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代表实业界参加国会会议。他还向杨朔铭建议，中国“以农立国，政斧首先应全力改善农业，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搞。”李烛尘的建议得到了杨朔铭的首肯，而在此之后，杨朔铭经常大力出资帮助国内有希望的民族工业企业。

    范旭东和李烛尘走下了山坡，进入了研究社区，来到了一间实验楼里，在这座楼内的一座座房间里，身着白大褂的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做着各种实验，而在他们当中，有很多青年男女的身影。

    看着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范旭东和李烛尘相视一笑，似乎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而在这些研究人员当中，几名身材高大的外国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这几位应该是刚刚从德国来的专家。”李烛尘笑着对范旭东说道，“我们的部长大人，可是抄底的高手，这一次从德国划拉回来不少的人才呢。”

    “我还以为是美国人呢。”范旭东笑着说道。

    “德国如今经济萧条，通货严重膨胀，失业的人很多，一些专家连给孩子买牛奶的钱都没有了，所以有不少让咱们给高薪聘请过来了。”李烛尘呵呵一笑，“要放在平时，这些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