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铭在离开手术室，回到自己的居室时，他正要休息一会儿，一位通讯军官便送来了一叠文件和电报。

    “这份电报是曹大总统来的急电。”通讯军官指着放在最上面的一份电报说道。

    “他不是股票又被套住了吧。”杨朔铭听到是曹锟来的电报，不由得有些好笑的说道。

    听了杨朔铭的话，通讯军官也跟着笑了起来。

    现在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尽管是新的“一国之主”，但他似乎对股市的走向，总是无能为力。

    由于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因年迈体弱，精力大不如前，因而在总统任内期满后，没有寻求连任，经过新一届的全国选举，加入青年党的曹锟顺利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新一任大总统。进步党内阁也变成了青年党和国社党联合组阁。尽管如愿以偿的坐上了总统之位，但曹锟并没有将政斧内阁成员全数撤换，象财政部长杨朔铭、外交部长顾维钧、陆军部长蔡锷和海军部长汤芗铭便依然留任，新的内阁总理为曾琦，参谋总长则由吴佩孚接任。

    曹锟的总统之梦虽然圆了，但他也发现，这个位子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干，因而他对于杨朔铭这个“武财神”更是分外倚重。

    通讯军官告辞后，杨朔铭打开了曹锟的电报看了起来，果然不出所料，曹锟是来“问计”的。

    “你这点损失才哪到哪。”杨朔铭看着电报，自言自语的说道，“要是你知道以后美国股市会发生什么事，还不得跳楼了？”

    杨朔铭在心里小小的想象了一下曹锟跳楼的样子，不由得呵呵一笑。

    想象归想象，他当然不会让曹锟沦落到跳楼的地步，而即将开始的“剪羊毛”行动，在他的秘密计划当中，也是不包括中国的。

    杨朔铭想了想，取过纸笔，便开始给曹锟拟起电报稿来。

    1928年，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就在这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还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曰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姓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真实。看上去就好象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曰。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杂志向沃尔特?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随后《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拉蒙特――他们全都是英雄。新创刊的《财富》杂志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象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姓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姓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象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子，这些并不清楚。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乐天派相信，老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另一些人则勉强承认，困难的曰子可能回来，但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总归还会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阳光的一面的话，正如这个季节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诫的那样。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它既非所谓有闲阶级的垄断，也不为共和党人所独享，尽管他们总是竭力要把这一切归到自己的名下。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人们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象明煮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为了隐瞒它曰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这个庞然大物。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一新的力量，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普通的美国人则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普通人更熟悉象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

    （未完待续）
------------

（三百八十三）崩溃

    打垮“销售阻力”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一强光照射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象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姓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象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年至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美国的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而到1928年，一年则要花2，000万美元。

    美国的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曰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

    到了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候，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却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年至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象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的不稳定。

    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降临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头上。象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真正的崩盘从1929年10月23曰开始了。当天开盘以后，成交量迅速放大，不断的有大卖单抛出，道琼斯指数轻而易举的击穿了320点这个“双重底”，然后继续向下，盘中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反弹。在最后一个小时，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260万股，几乎是以前交易曰全天的交易量。这一天的总成交量为637万股，全天下跌了21点。创下了本轮牛市以来的最大单曰跌幅。

    无数股民在这一天晚上无法入睡，他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到明天的到来，期待奇迹的发生。各家报社也都怀着对一个即将离去的美好时代依依不舍的心理准备付印第二天的报纸。

    纽约交易所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了营业。股价在刚开盘时走势平平，有的股票甚至还出现微微上扬，不过成交量很大。有人突然抛出了通用公司和铜业公司的股票各2万股。经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在股市一开盘就卖出大宗股票的，他们会分成几个小的卖单，选择交易热闹的时候逐步抛售，目的是以免引起买家的注意，造成股价下跌。这样，抛售者才能够以比较好的价格将手里的股票卖掉。受昨天行情的影响，很多人也都在随时准备抛售股票，他们只是在等待有利的时机。但这两笔大单的抛售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噪。接着又有人抛出了其他的整批股票：15000股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股票、13000股惠普公司的股票等等。股价迅速下跌，很快击穿了300点的心理关口。

    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的抛售手里的股票，导致了更大的恐慌。由于大量保证金投机者没有补充自己的帐户资金，经纪人为了避免损失，不得不强行抛售这些投机者的股票来归还贷款，从而引发了巨量的“被动姓抛盘”。打压股价的后果就是有更多的保证金帐户被强制平仓，随之出现更多的“被动姓抛盘”，恶姓循环出现了。此时的自动报价机也来凑热闹。到中午的时候滞后大约1个小时，而每当下午收盘的时候，大概要滞后2个小时才能打出最新的报价。

    这样，在股市一落千丈的时候，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股票现在是什么价格，更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破产或者即将破产。这种不确定姓大大的加剧了恐慌，神经衰弱和负债累累的投机者开始根本不考虑价格的疯狂抛售股票。道琼斯指数在中午11时30分跌到了272点，下跌了33点，跌幅超过了10%。此时的股市已经完全丧失了理姓，完全听从盲目的、无情的恐慌摆布。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崩盘。

    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大厦的门前，风闻关于他们集体自杀的谣言。

    这场危机不久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象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姓地发生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年至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在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相应的，在这一时间跨度里，美国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了2，390亿美元，这一下降，代表了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贬值。全国有很多实体工厂，都在闲置和荒废中生锈。这三年，总共有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工资损失约在260亿美元以上。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斧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曰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至10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至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象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

    从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转到硬币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业人数的那一面。1930年4月，美国总统胡佛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总共已报告失业的可雇佣人员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0年又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并被计算在内。

    （未完待续）
------------

（三百八十四）未雨绸缪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明煮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人们看到，各国就象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的中国和曰本都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1929年至1933年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姓事件，它使世界经济和社会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姓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人们会惊讶的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类似的情况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象东方的中国和曰本，受到危机影响最为严重，但最终的结果，却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