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联系上了袍哥会的人，他们有很多高手，和我们一起行动，如果飞艇被击落时他跳伞，我们就在密林里等着他。”

    “很好！同志们！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北洋军阀政斧的幕后黑手干掉！”

    “同志们！让我们喊几句口号吧！”

    “共有主义万岁！”

    “中国共有党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

    在会议结束，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散去之后，只剩下了一个留着“农村会计头”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前沉思。

    “你不会想到，是我要杀了你。”他艹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自言自语的说着。

    “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动手干掉你了。”

    “你再聪明绝顶，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他好容易才从兴奋状态当中恢复了过来，他站起身，取过厚厚的一叠纸，一张一张的用打火机点燃后，放进了一个铁筒里。

    红红的火光中，映衬出一张因为得意而变得狰狞的脸。

    此时的他，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了自己的“光辉历程”。

    记得那是1911年的春天，他来到了长沙，那时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17岁的他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象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艹，准备打仗！”

    10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第一天成立。2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而在袁世凯死后，位于燕京的中央政斧控制松懈，中国出现了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的中华民国带给年轻的他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他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艹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他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他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的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19岁的他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斧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画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他已在报章上见过“社惠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有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24岁时，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这样写道：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姓，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

    “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

    “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他的观点中，“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认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他姓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即使是现在，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1918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有人评价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他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1918年6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正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他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他也曾想去俄国，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话他，他就生气了。结果，他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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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燕京。有一段时间，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对民国政斧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曰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姓格的冷漠无情。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曰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战争中，他就组织学生亲自参加。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随学生代表团前往燕京，在燕京各院校演讲。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他由互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黎寿昌。

    就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观察了他很久，这个人当时在筹组“信息收集处”，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学加入，他欣然同意了，并开始为这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工作。

    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涉及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苏维埃俄国由于和中国直接接壤，更是这个组织关注的对象，而正如同中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兴趣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