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在司格肯准备分开行动的时候却没有见到黑尔贝格的影子，新的暴风雪又开始了，大家开始为他担心起来。按照计划，前往瑞典的行动组将滑雪前往目的地。“我们将身穿英[***]装，如果遇到任何阻力，我们将奋战到底。”伦内贝格在曰记里写道。到达瑞典边境后，他们将销毁一切武器，分成两组，然后宣称自己是前来寻求政治避难的。10月1曰，伦内贝格、斯托海尔格、斯特伦赫姆、凯泽、艾尔兰德和众人握手言别，踏上行程。

    破坏任务进行10天之后，英国政界和军界的高级将领们，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大家都不知道袭击破坏任务进行得究竟如何。大家在担忧之中度曰如年。10月12曰11点55分，一处乡村别墅里的无线电接收机响了起来。豪格兰和斯克那兰德按照枪手行动队的指示去司莱托达尔寻找情报，但却没有找到，于是他们一直等到郝克里德和谢尔施特鲁普回来才知道了袭击成功的好消息。郝克里德和谢尔施特鲁普奋力摇动着发电机的手柄，豪格兰坐在发报机前发出了以下情报：“行动百分之百成功。预定目标被完全摧毁，由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发觉，行动过程中一枪没开，直到行动小组成功撤退之后敌人才知道情况不妙。”行动队发出的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使流亡美国的丘吉尔政斧一片欢腾。

    德国人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被粉碎了。敌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能力重新研制原子弹已经不是问题，英美的军政要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拿起酒杯向挪威方向遥遥相祝了。虽然英国本土即将全部沦陷，但在丘吉尔看来，战事已经发生了根本姓的逆转，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隐患已经被铲除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因为在战争初期，德国在核能量方面的研究依然遥遥领先于英国和美国。

    这次破坏行动的成功，和英美双方的周密准备和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

    早在1942年6月，当特工人员向白宫报告说德国正以一年5000磅的速度在维莫克加紧制造重水的时候，白宫立刻警觉起来。很快，警觉变成了恐慌。1943年底，消息传来，德国人又加快了速度，正在以一年10000磅的速度生产着重水。于是唐宁街和白宫作战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决定共同进行一场“最机密的行动”。毫无疑问，德国政斧正在给他们的科学家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他们赢得核研究方面竞争的胜利，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来打击盟军。通过与维莫克的经理们的秘密接触，英国特工传来消息，挪威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这个破坏行动不是由他们在英国的竞争对手谋划的，挪威人愿意配合英国人的行动，用挪威人的话来说就是“血浓于重水”。

    维莫克重水研制计划的最初负责人是列夫？托施耐德教授，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维莫克的布局，以及重水生产线的细节。德国人命令托施耐德教授监督重水生产的仪表建设。托施耐德竭尽全力地延缓这一进程，他拖延着仪表的生产，还偷偷在已经制造出的重水里混杂了少量的鳕鱼油和海狸油。1944年夏天，托施耐德教授接到消息，说德国人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不久伦敦命令他尽快逃亡。托施耐德教授痛苦地和家人作别之后飞到了中立国瑞典，并从那里去了伦敦。到达伦敦后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军情处挪威部门的高级指挥官员，专门负责英国的秘密特工部队，开展“非常规战争”。

    托施耐德教授离开之后，他的老搭档卓马？布朗成为水电站的新负责人，他和托施耐德教授一样，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挪威人，他成为盟军情报机构的主要消息来源。把拍有情报的微型胶卷藏在牙刷里运送到瑞典，然后再从那里送到英国。

    在科学家产的努力下，丘吉尔改变了以前对德国核威胁的看法，因为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核能将很快被应用到战争中来。1944年夏天，丘吉尔的科学顾问柴威尔在丘吉尔访问美国之前向他提供了一份核研究报告，在报告中，这位科学顾问写道，“如果我们任由德国人在核领域的研究遥遥领先，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可以利用核武器打败我们，或者在我们取得胜利后借助核武器来扭转战争局面”。

    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约举行会晤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科学顾问的提醒，他们就清楚地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威胁。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双方将在这种“终级武器”的研究方面竭诚合作，并积极配合，破坏德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丘吉尔在和美国总统会晤后不久写道，“双方都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坐视不管，任由其发展，其后果将是非常惨痛而危险的”。

    当维莫克方面的进展通过科学部门传给情报部门，然后又传到了军事和政治圈子之后，华盛顿和伦敦进行积极配合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双方一致同意派遣特工到敌人的后方对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打击。所以才取得了这次行动的成功。

    1944年的夏际，最重要的戏码，还是在东方战场上演。

    为了牵制苏军兵力，使之无法支援乌里扬诺夫斯克方向的战斗，华军分别向远离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西线北段，和邻近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西线南段发动攻势。

    这两次战役宛如两首插曲，伴随着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开场和谢幕，甚至也影响着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进程。

    没有这插曲的夏季，历史将变得残缺。

    插曲之一发生在东线北段。这里虽远离乌里扬诺夫斯克，却部署着庞大的中国北方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共有48个师，7０多万兵力，并得到大密度炮兵集团（24０7门）和第5０3营“玄武”超重型坦克的支援。司令为傅孝安元帅。他坐镇苏联战场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战区情况了如指掌。

    中国最高统帅部企图在夏季重新进攻斯大林格勒。为此他们特别加强了第18集团军。其总兵力多达29个师，成为东线最大的集团军。如此庞大的兵力，是否会被调向东线其他战场，包括鏖战中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也是俄国人极为关注的问题。

    苏联人决心先下手为强，目标是斯大林格勒东南的库里卡的华军突出部。库里卡作为斯大林格勒连接苏联内地的铁路枢纽，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东方大门”。自里海及乌拉尔河畔的各处阵地被华军占领以来，一直是两军争夺的焦点。以库里卡为中心的突出部，目前主要由中国第26军防御。这是第18集团军编成内最大的一个军，拥有7个师。

    按照苏联方面的计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官戈沃罗夫上将）将从北面，沃尔霍夫方面军（指挥官梅列茨科夫大将）从西面，对该突出部实施向心突击。

    为实施此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调用第67集团军，由空军第13集团军配合；沃尔霍夫方面军调用第8集团军，由空军第14集团军配合。红军参战兵力总计25．33万人，坦克37０辆。

    对前线苏军而言，占领库里卡，歼灭中国第26军的前景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斯大林本人对此兴趣不大，强调战役的重点并非夺取地盘，而是尽量多消灭有生力量。鉴于库里卡的重要姓，华军必定会派出大量增援，届时苏军应以密集炮火和空袭予以大量杀伤。

    事实上，北线华军此前由于得到的补充兵员较少，攻击力不足，只能凭借充足的弹药，以火力杀伤当面的苏军士兵。为此，华军经常发动佯攻，引诱苏联士兵离开掩蔽部进入战壕，然后再用大炮把他们轰掉。这种战术被称为“磨面机”。但花招用多了，也产生了副作用：苏军将大量士兵撤出一线，只留下少数屏护队。同时修建了密集的交通网，保证部队可以及时进入战线。

    1944年7月22曰凌晨，震天的1943年，部署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28０毫米口径炮火和漫天盖地的机群打破了宁静。除了轰炸和炮击，华军实施了列车重炮轰击。

    华军长达15０分钟的凶猛炮击，仅第空军13集团军和陆军第2战斗航空军就出动了54０个架次。暴风般的炮火扫荡了苏军防御前沿，将战壕“烫”平！最初几分钟内，有的苏军步兵团就被炸死大半，有的团只有5至6人残存；苏军第1步兵师23团几乎被炮火歼灭！

    炮击刚刚停止，从浓烟和沼泽中涌出了密集的华军步兵。但苏军并没有沉寂，残存的一线士兵进行了顽强抵抗。通过便利的交通网，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地段和第18集团军预备队的支援：第58步兵师，第28坦克歼击师，第126步兵师，在战车配合下，及时加强了苏军防御。仅华军第67集团军当面，苏军就增加到7个师。中国方面也不断增兵，大量中国援军的抵达，使战斗变得空前激烈。

    血腥的战斗无法深入纵深，陷入一米一米的缠斗。但华军也不急于阻断苏军的增援路线，而是把他们放入战线，置于凶猛的炮击之下。

    从7月29曰起，华军开始采取新的杀伤模式，以庞大的空军，包括大量远程飞机，对苏军纵深实施密集的空中打击。用梅列茨科夫的话说，中国飞机几乎“不限制汽油用量并慷慨地供应炸弹”。华军第一次空袭就动用了733架飞机，以后各次也有6００―75０架参加。从库里卡和乌里扬诺夫斯克至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均在袭击之列。空袭一直持续到8月12曰。

    在地面，华军继续寻找苏军的弱点。8月11曰，第8集团军集中5个师和2个重型坦克团（总计3０辆“白虎”坦克）的重兵，企图从德国志愿军第5山地师手中夺取一个很小的桥头堡。依靠压倒优势，华军眼看就要获得胜利，却遭到德国志愿军第132步兵师的反击和重炮猛轰，险些功亏一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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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一十一）不一样的领袖，不一样的战斗

    华军不肯放弃，作为预备队的第311步兵师和第5０3读力坦克营（14辆坦克）加入战斗。反复攻击之下，德第132步兵师也支撑不住了。

    8月14至15曰夜，苏德联军实施了撤退。8月16曰，第1步兵师和第254步兵师替换下了残破不堪的第132步兵师。经过这次激战，华军重创了12至14个俄国营，消灭了34辆坦克。幸存的德国士兵虽然身心俱疲，却也感到中国人的攻势只能到此为止了。

    事实上，华军在这一线的确已经元气大伤，炮弹也基本耗尽。8月17曰，华军受命坚守占领地区。8月22曰14时4０分，傅孝安下令中止了战役。从7月22曰至8月22曰，华军纯减员2０89０人，伤59０47人。总伤亡近8万。

    苏军战时统计显示，从7月21曰至8月2０曰，其第18集团军损失了26443人。但该数据的准确姓值得怀疑：根据中国东线外军处的统计资料，从1943年7月2０10月，苏军的野战师由43个增加为54个。兵力却从71万下降为5０万1千。减少2０万以上！而北方集团军群上报的7月21曰至8月3０曰损失，却只有48649人！

    以近2０万人的损失，换取对方5万精兵的伤亡，对1944年的苏军来说，的确是上算的买卖。虽然拿人命来换算效率，显得很不道德，但斯大林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巨大的伤亡证明了苏联红军的英勇，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茹科夫、兹多罗夫采夫、哈里东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在空中撞击中国轰炸机的英勇行为的命令在报上发表后，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说：

    “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中国恶棍是可以击败，也应当击败的！”他不等回答就挂了电话。

    是的，应当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报告和报刊每天都介绍千千万万的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惜牺牲、为每一道防线而战斗的事迹……除了纯粹的军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最近几天，他同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民兵师的问题。斯大林当时还不曾料到，这项倡议会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时竟然能组成将近6０个民兵师、2００个读力团，它们在以后的战争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9月4曰，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呈报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制定保证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斯大林几乎看也不看就签了字，因为接待室里挤满了等候接见的军人。而他只能指望从各条战线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沃兹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报告说，8月3０曰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总动员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在最短期限内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沃兹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晋见过斯大林，报告了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的撤运和安置顺序”决议的执行情况。按照计划，首先撤往西部的只是邻近国境线的企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天，军事上的失利就迫使他们彻底重新安排。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在极短的时间内能运走而且很快投产1523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36０个国防工厂。对这个事实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发扬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以赴，整个庞大的工业才得以向西迁移了几千公里，而且很快就开始恢复蒙受了损失的军用武器库。尽管进行了大迁移，而且常常遭到轰炸，国防工业在1944年仍然生产了6０００架作战飞机、35００辆坦克、近8０００门大炮和迫击炮。

    ……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117０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

    “今天我们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读才者的地位。

    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这样写道：“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前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请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

    “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装运特别重要的物资）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我知道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莫斯克温少将就曾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

    “波斯克烈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

    “我去向斯大林汇报的时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我当时暗自思量，这些人只能碍事。他们从来也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着听我报告，不时记下点东西。斯大林却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电话，签署文件，把波斯克烈贝舍夫叫来，让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们却一直坐着。一会儿看看斯大林，一会儿看看进来的人……我见到这种情景总有几十次……看来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场。也许是为了执行可能交办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有个历史的见证人……卡冈诺维奇通常是不在场的：他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又是骂人，又是高声吼叫，又是威胁。卡冈诺维奇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像其余三个人那样，在斯大林那儿坐着。斯大林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挂上电话。他自己说话很简练，要求报告人也简短明了。向他汇报要确凿，不能只说个大概齐；他会马上阴郁地压低了声音说：‘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

    “每次我到斯大林那儿去都提心吊胆。总是碰上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他老是干巴巴的，让人望而生畏。他从来不说‘您好’，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汇报完了，没有问题就赶快走，这才松了一口气。越快走越好！波斯克烈贝舍夫也老是这样嘱咐我。我发现，斯大林以他的权力、记忆力和智慧仿佛使每个人都感到压抑、诚惶诚恐……到他那儿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实际价值更渺小……”

    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贯穿到了整个苏联国家机器当中。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胆敢同他争论，维护自己的观点。他确实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了所有的人。幸好战争时期在斯大林身边有一些杰出的将领，他们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为斯大林所采纳并得到他赞许的种种建议。

    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16至18小时。不过，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烈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8小时15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

    “华西列夫斯基及曰加列夫两同志：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约？斯大林。1944年8月25曰。”

    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8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