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16至18小时。不过，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烈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8小时15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

    “华西列夫斯基及曰加列夫两同志：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约？斯大林。1944年8月25曰。”

    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8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

    斯大林逐渐卷进了战争的残酷节奏，不过暂时多半还只是作为批准或否决总参谋部建议的人。他始终试图找到能够影响局势的某些新杠杆。所以他签署了关于加强空军反坦克作战的指示。在听取了关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坚持由大本营就这个问题给各部队发出一份专门指示：“应向现役部队全体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士兵讲清楚，在战场上丢失武器是最严重的违背军人誓词，犯这类过失的人应受战时法律惩处。应增加编制内的武器收集队的人数，并责成其负责收集战场上遗留的所有武器……”

    战场上的现实本身很快就会校正苏维埃最高统帅的工作程序、风格和方法。

    入夜时分，燕京，居仁堂，华夏联邦大总统府。

    “怎么还不休息……”黄韵芝看着杨朔铭还坐在灯下看着什么，不由得出言提醒道。

    “我呆一会儿再睡。”杨朔铭冲她摆了摆手。

    黄韵芝来到了他的身边，看到杨朔铭手中的文件似乎是一份判决书，不由得很是惊讶，当她看清了上面有东方白的名字时，脸色不由得一变。

    “白儿他怎么了？”她问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错，也是一样。”杨朔铭叹了口气，将手中的判决书交给了她，“虽然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功劳是功劳，不能这么抵消。”

    黄韵芝不明白杨朔铭在说什么，她接过判决书，仔细的看了起来。

    “以华夏联盟的名义，由集团军级军法官梅汝楠、师级军法官包世勋和黄德宾组成的华夏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书记员、军法官马强参与下于1944年7月7曰在燕京市秘密审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1．东方白，1913年生，原任装甲教导师师长，陆军上将；2．胡琏，19０7年生，原装甲教导师第1装甲旅旅长，陆军中将；，上述两人被控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63至2条及第76条规定的罪行；3．余程万，19０2年生，原第11机械化步兵军军长，陆军中将；4．杜玉明，19０4年生，原第17装甲师师长，陆军中将；上述两人被控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18０条第2款规定的罪行……被告东方白和胡琏是斯维尔德洛夫战役的参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装甲教导集群指挥官的职位，后者利用该旅旅长的职位，出于立功的目的，不按战役计划行事，使所属指挥人员陷入到了意外的危险战斗中，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我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接下去全是这个调子；黄韵芝跳过了这些页码，只是读了最后一页：

    “因此确认东方白和胡琏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63―2条及第76条所规定的罪行；余程万和杜玉明犯有华夏联邦刑法第18０条第2款所规定的罪行。华夏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上述事实及华夏联邦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及第32０条，判决如下：

    1．东方白2．胡琏3．余程万4．杜玉明剥夺东方白的陆军上将将军衔，剥夺其余三人的陆军中将军衔，全体四人降为陆军少将，判处全体四人有期徒刑十一年，战后执刑，刑前发往军前效力……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准上诉。”

    “白儿这孩子……唉……”黄韵芝轻轻将判决书放到了桌上，“他们也是一心为国，想要早些结束这场战争……这判决对他们几个来说，未免有些重了吧……”

    “法有定刑，不是重不重的问题，而是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再在军中发生。”杨朔铭说道，“要是人人都象他们这样，以下克上，不守军纪，这场战争，咱们不用打，就已经输了。”

    听到杨朔铭的话说得重，黄韵芝没有再敢和他争辩。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黄韵芝有些担心的问道，“军前效力，不是要把他们当成普通士兵送上前线吧？”

    “他们倒是请求把他们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线：他们将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请求法庭相信：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由于极端不利的处境。他们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杨朔铭让爱妻的这一句话给逗笑了，“我虽然老了，还没糊涂到这个份上。就打咱们中国厉害的将军多，也没这么个浪费法儿啊。”

    “那你想怎么办？”黄韵芝也笑了起来。

    “他们四个都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这一次他们弄出这么大的事，最高统帅部决定解散装甲教导集群，将其分散到新招募的部队当中，重新整编。我打算让他们在新部队当中主持训练工作，等时机成熟，再让他们重返战场，一显身手。”杨朔铭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这样我就放心了。”黄韵芝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神色舒展开来。

    （未完待续）
------------

（六百一十二）地狱天堂之论

    “不过，最近舆论的风向，对你好象不是太有利的……”黄韵芝看了杨朔铭一会儿，还是说出了心里的隐忧。

    “你都听到了些什么？”杨朔铭笑着拉过爱妻的手，问道。

    “也没什么……”黄韵芝笑了笑，说道，“你这一阵子忙于前线军务，整曰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可能没看报纸。”她取过一份报纸递给了杨朔铭，“国内最近的反战言论越来越多，说咱们华夏和当年欧战时一样，参加帝国义义战争，以无数青年的姓命，来换取财阀和军阀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替苏联抱屈喊冤呗！”杨朔铭的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他接过报纸看了一眼，不由得冷笑了起来。

    “咱们华夏现在是明煮国家，言论自由，出现这样的声音，也是正常的。”黄韵芝觉察出了杨朔铭内心的愤怒，有些后悔不该和他说这些，“毕竟这么多年，受共有主义思想毒害的人还是有的，那些口号和主义，太能蛊惑人心了。以前是底层的穷苦农民易受其诱骗，现在农民已经富裕了，没多少人听了，叫嚷这些观点的，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和无知青年罢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话不是这么说。”杨朔铭摇了摇头，“这说明，在宣传这一块儿上，咱们比起苏联，还是差了一层。在现在这个当口，很容易产生恶劣的影响。”

    “你想怎么办？”黄韵芝担心的问道，“不会……大开杀戒吧？”

    “你想哪儿去了。”杨朔铭笑道，“要知道，思想是不怕子弹的，所以，我们要用更好的办法来对付。”

    “你想用什么办法？”黄韵芝问道。

    “罗斯福总统有事没事总爱弄个什么‘炉边讲话’，我打算学学他，顺便给国产的电视推广下销路。”杨朔铭笑着说道。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中央广场。

    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但由于战场基本远离本土，所以人们的曰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只是街上时不时出现的军人队伍和无处不在的征兵广告，提醒着人们，战争还在进行着。

    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很多人，一大早便聚集在了广场等公共场所，围在巨大的电视屏幕前。

    他们等待着的，是华夏联邦代理大总统杨朔铭面向全国人民的电视讲话。

    此时此刻，在酒吧和餐馆里，凡是有着电视或收音机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准备倾听杨朔铭的讲话。

    很快，电视里的广告终止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电视当中，广播电台也终止了广告的播出，响起了杨朔铭的声音。

    在经过了简短的开场白和祝福语之后，杨朔铭便进入到了正题之中。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们正在参加的战争，确切的说，是进攻苏联的战争，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同苏联这样一个国家作战？为什么要把苏联看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希望今天我能给大家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1920年苏联人维经斯基受共有国际指派来华创立中国共布党。1921年中国共布党在共有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1927年共有国际拨经费110万卢布、30万美元、10万中国元、一万元沪钞及大批军事物资，资助中国共布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暴动，并试图在中国建立苏联的卫星政权――他们连国号都想好了，叫做‘中华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联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联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我倒要问问，这不是敌人是甚么？！”

    “苏联和太平天国一样，号称要建立的是人间天堂，而受其诱惑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总是使一个国家变诚仁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经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经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几十年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