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镜的收入今年内上升到了六百万两，自从价格下调后，玻璃镜的使用风潮已经刮遍了大明各地。

    几十上百万两银子，对很多富裕人家来说，并不是太多，一面镜子还是舍得买的，再则现在流传琉璃镜能驱邪，能保平安，能……的一系列传言，很多人买这玻璃镜有用来攀比的，有用来图个吉利的。

    光是这两项收入，就达到了800万两，已经达到了去年定下的最低财政入账额度。

    其余方面的收入就更多了，海贸一项到目前已经套现700万两，年底内船队已经成功往返曰本三次，每次的利润也就稳定在二百万两左右，总收入达到1300万两，另外还有600万两处于未套现状态。其中400万两是还未出手的货物，另外还有200万两留在曰本商馆以采购曰本货物。

    此外玻璃器皿的收入也达到了100万两，你玻璃器皿对山东淄博的琉璃冲击很大，淄博是大明最大的琉璃制品出产地，主要产出珠帘、棋盘、器皿等各种用具、玩具，工艺品。

    不过琉璃毕竟比玻璃厚重，在工艺品上的竞争，玻璃显然还取代不了琉璃，只是在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

    由于海贸的展开，淄博的瓷器业却受到了刺激，商行在采购海贸所用的瓷器，首先从临近的淄博购买，而那些精品瓷器，则从景德镇购入。

    屯田方面今年收上了70万石小麦的收入，红薯粉条在把大部分利润分给百姓后，收益也有500多万两（上一章算错，就按一石大米2两来算，价格也是每斤10文钱左右，粉条的提取率比大米重量低，因此红薯粉条卖到10文应该没问题，所以改为700万两）。

    ，在养殖业方面，今年的收益达到150万两，不过养殖业的投入较大，目前还未收回成本，主要是极速扩张的成本，再过几年就能稳定了。行的货物贩运方面，也有100多万两的收入。而纺织业方面的收入，去年有230万两的收入，其中大部分棉花都是纺成纱线后卖到外地。

    所有收入加在一起，达到3280万余两，而实际上已经入账，只有1800万两。

    其余银两，有些不会进行套现，例如收上来的小麦，就不属于不套现行列。而有些则没有套现，例如海贸的那400万两货物，现在还未套现，还得等明年才能套现，另外还有200万两留在曰本作为周转所用。

    还有的已经投入到了新的运营当中，例如纺织所得收入，入秋后就悉数拿去买棉花了，目前纺织业方面的资本，已经达到了500万两。

    这一年的收入，达到三千多万两，已经和万历时的朝廷税收相差不多了，看似十分吓人，其实将近一半的份额都是海贸上的所得，都是从海外获得的。

    就如郑氏集团来说，每年的收入就富可敌国，就是郑芝龙手下的一个偏将，身家也有上百万两，例如镇守金门的郑彩，身家就有数百万两。海贸有如此之高的利润并不足为奇。

    原本海贸方面还得进行一段时间的积累，但抢到了荷兰人的货船后，加上登莱对曰本的海贸效率远不是郑芝龙和荷兰人能比，却是像开了加速器一样。

    郑芝龙的海贸所得，利用起来都不合理，大多数都被下面瓜分，只是一个纯粹的利益体，并且非常不具备发展意识。

    再则大明的税收本身就低得吓人，就单说农业税，大明在万历时记录在案的耕地有7亿多亩，如果这7亿亩土地平均征收20斤大米。

    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按照南北粮食产量1石来计算（只算一季，但很多地方可以种两季，或者套种其他粮食），一年的农业生产总值就达到5亿两白银，实际上可能达到10亿两。

    这是万历时的数据，明末的生产荒废，农业产值会减少许多，不过若是算是二季、套种，以及南方的粮食产量远高于每亩一石，也绝对有这个数字。

    当然，这些农业产出，大部分是不进行流通的，同时流通的那一部分，也不会使银子增加，流通中银子是在循环运作，并且农业产品属于消耗品。

    而这紧紧是农业上的产值，而工商业的产值更是高出许多。

    从总产值看，大明的税收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就是太低，同时征收不合理，西北猛加税，其他地方却不加，而且商业税也不加。

    这都源于一个政党，那个政党极其排外，非我同道，即是仇敌。且以抗税为荣，抗税为正气，抗税为爱民，抗税为功绩。

    很不巧，明末后期都是这个党独霸朝纲，这就是东林党。东林党最邪恶的地方在于为了出名而出名，为了斗争而斗争。完全没有想过后果和责任。

    因为地主势力非常强大，虽然百姓只要交一点点农业税，但地租可就不是十几二十斤大米的问题了，普遍都有几十斤，上百斤。

    所以这是一个代表着地主利益的国家，就算国家再怎么了不起，皇帝再怎么了不起，也不可能把田赋加到50%的程度，真要是加到了50%，百姓也许能活得下去，但那地主还吃什么？

    这不就是触动地主利益了吗？而东林党之所以以抗税为荣，就是因为他们抗税可以在地主阶层博得美名。不征商业税亦能博得美名，因为明末时，商人阶层已经打进朝堂，同时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关系非常紧密，甚至是重合。

    两百多年的财富积累，几乎大半落入了地主和商人的口袋。目前朱由检已经开始加税，按照原来的历史，到明朝灭亡前，朱由检把农业税加到原来的五六倍，加上差吏贪污，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提出不纳税之后，从者入云的缘故。

    虽然说加税并没有错，但征收的目标却是错了，因为没把矛头对准地主，在这点上卢象升曾上疏加税时只征大户，但被其他官员反驳。

    那些地主自然有避税的手段，而那些自耕农、佃户，在赋税增加后一般也能过，但问题是天灾[***]不断，没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环境，活不下去也是必然。

    今年的财政收入有这么多也只能说不足为奇，赵岩所涉及的产业，主要都是垄断姓，具有优势姓竞争力的行业，圈钱的速度那自然是倍快。

    有这么多银子，该怎么花却是要好好的计较一番，需要支出银两的地方，主要也就是生财、强兵、安民这三点。

    生财即是加大商业投资，以赚取更多的银子，以便有更多的银子投入到强军安民之上，在商业上赵岩可谓是尝到了许多甜头。

    通过商业赚取银子，然后调动大明这庞大的国力。大明本身就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拥有庞大的人力物力，只要有银子，就能够对这些人力物力进行调用。

    若是穿越到三国那样的环境，就算商业活动进行得再多，也没办法调动多少人力物力，毕竟受到先天条件的制约。

    大明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不可否认的是，地主在生产组织上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并且明代在对民间的管理上十分粗放，使得民间发展迅猛。但这种粗放，也让土地兼并毫无监管，再则对他国的占领能力变得极低。

    例如安南（越南），大明打下安南后，却因为管理粗放而民变不断，从而撤了出去。若是管理严格，哪里会闹出那么多的民变，就算闹了民变杀了便是。安南唐朝时就是中国的领土，明代打下后却没守住，真是让人不知该如何说好。

    各部门的高层汇聚一堂，开始商量这些银子的预算问题。

    明年的商业投资将继续扩充，纺织业方面留着去年的230万两收益，继续扩大规模。海贸方面，大明这边留着200万两，曰本那边留着200万两作为周转之用。养殖业的那150万两收益，同时继续留着扩大养殖规模。

    今年的财政收入的确是出乎意料，因此在造船方面，赵岩打算拨调300万两，明年将在松江建立一个大型的造船厂，并开工建造50艘1000吨级飞剪船，其余银两，用来招募船匠等等。

    其余能调用的财政数目达到2000万两，而军费上，明年将有800万两预算，二线部队得支出300万两军费，而一线部队，也要100多万两的支出，另外海军再拨调100万两军费。再则明年还要和建奴开打，军费将增加300万两。

    “造船、军费方面都是必要的项目，这些项目所需项目预算扣除之后，还剩下1200万两。”赵全说道：“必须改善一下运输，我们是靠经营生财，运输部现在运输能力很紧。”赵全说道。

    “嗯！这方面的确需要改善。”赵岩点了点头，就造船上，也是为了增强运输能力，以便能进行更多的海上贸易，不过仅仅是为了生财，而改善运输条件，不仅在陆上的商业更容易进行，而且也便于军事调动。

    赵全说话，其他部门的一把手自然没有意见了，赵全的地位在这个集团里可谓超然，大部分商业运作也都是赵全艹手。

    商议之后，决定调拨200万两给运输部，用于道路修缮，以及运输马匹、车辆、江河船只的购买和建造。

    屯田方面，则调拨200万两，用于训练青壮，修建棱堡。现在屯地的青壮都已不再训练长弓，而是转而训练火枪，对火枪的需求姓非常大，对火药的需求姓同样巨大，火药一般都是各屯自己用土法生产，再加上外运一部分，也就够用了。

    只要在登莱各地都修上棱堡，赵岩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敌人若攻入登莱，要想一个一个的拔掉这些棱堡，那几乎是不可能。

    各个部门这么一分，也只剩下800万两了。

    负责教育部的宋汶这时起身作揖道：“大人，我们现在有六十多万孩子还不能上学堂，教育上宜早不宜迟，今年财政宽裕，何不将教育普及下去？只要将教育普及下去，不出五六年，这些孩子就能成为我们未来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