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收益上来说，银行的收益可有可无，只要能维持良好运转，以达到集资功能便算成功，赵岩也不指望银行能赚多少钱，而是指望银行能筹集到多少资金。

    海贸的收益上半年较多，下半年直线跳水。主要原因在于海贸目标只有曰本一个地方，随着大量商品涌入曰本，曰本白银不断流出，利润也越来越低。因此从上面年入账了2000多万两后，下半年也就1000多万两，合计3200万两。

    3200万两是纯收益，从曰本运回的白银就超过3000万两，因为货物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中蕴含的利润则是被供应商品的商人和作坊赚走了。

    纺织业方面也很强势，一年就赚了500万两白银，包括纱线、棉布、织袜这三种产品的利润总和，资本积累到了1000万两，加上银行的500万两贷款，运作资本达到1500万两。

    玻璃制品的利润方面，玻璃镜的收益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平均每月入账100余万，全年下来有800万两，这和玻璃镜价格逐步下调是有关系的，加上赵岩到处让人散布玻璃镜的好处，在糜烂的大明形成了一股风潮，就那些盐商来说，嫁娶时没有一面大大的玻璃镜是很没面子的。

    当然也有例外，山西晋商就一如既往的吝啬，少有出钱买玻璃镜攀比的。其他玻璃制品的收益有有上升，全年总收益达到200万两。

    盐业上的收益同样处于上升阶段，随着北方五省的私盐稽查，山东盐的市场不断扩大，收益了900万两，除了上缴的500万两，还剩下400余万两。

    今年的农业上几乎没什么收入，因为今年不卖粮了，除了运到各地施粥的红薯外，其他一粒粮食都没卖，全都存进仓库里了。

    渔业今年捕捞到了六万吨渔产，产值达到800余万，收上的鱼税共300余万两。

    总收入达到5500万两的惊人数字。

    这5500万两的收入，大部分是从曰本攫取的利润，海外本就银子多。大明境内银子其实也不少，后世的历史学家大部分认为大规模白银流入是康熙时期，但如果仔细观察明末和康熙时的状况，就不难看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了。

    首先明末和康熙时期的间隔本就不长，这段时间是海禁最严重的时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流入海量的白银。

    至于为什么白银贬值，明显是因为生产总值减少了，毕竟刚经历过大屠杀的影响，汉人所剩不过两三千万，白银看起来自然多了。

    同时明末的白银看起来之所以不多，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商人、地主、官员等等上层阶级将白银藏在仓库里。

    整个大明的大小地主就将近二十万户，皇亲国戚、官员、商人绝对也不会少于几万户，地主家里，谁不存个几百几万两啊？另外就是那些商人，晋商一个富得流油，但却很不舍得花钱，全都把银子藏着。晋商比较另类，并不能算是全部商人的风格，但其他富人就算是穷奢极欲，也是在库藏充足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和赵岩合作最为紧密的山东商人，也是抱着‘以末守本’的行商风格。

    何为‘以末守本’？意思就是，用一小部分钱去行商，大部分钱存在家中作为‘本’。

    总的来说，大明的银子很多，只是贫富差距严重，银子没拿到市面上流通，再加上生产总值较高，因此才造成通货紧缺的现象。

    想从这些富人手里掏钱，除了向他们出售奢侈品外，赵岩还给他们准备了银行，把他们的银子拿出来在市面上流通，从而对生产起到促进作用，不至被他们藏在仓库里，那和废铁没什么差别。

    那些商人、地主对银行这种东西，也只是捧捧场，山东的商人大多往银行里存了点钱，但并不会把所有钱都存进去。

    他们还是怕银子被赵岩给吞了，虽然赵岩的信誉一直很好，但难保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例如兵败之后急需钱粮之时把银子吞掉，总总假设都是有可能的，因此除了百姓存款较为踊跃外，那些富人极少把全部银子都存进银行的。

    5500万两白银的入账，也让赵岩的手头变得宽松无比。

    军费上的问题几乎无需考虑，就算赵岩想要追加军费也不知道用到哪里，毕竟人口就这么多，扩招军队是会对生产造成影响的。

    别人有钱是想修宫殿，赵岩有钱了却是想大修路，有了路，商业才能畅通。这五千五百万两银子要怎么花出去，却是要好好动动脑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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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章：霸主实力

    北风呼呼的刮着，冷得像刀子一般，夹杂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席卷而过，打得人脸上生疼。

    一个寒冷的冬季到来了。

    去年的冬天较暖，今年的冬天却是冷得要命，山东各地的温度，起码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衣。

    而在南洋，却依旧暖和得很。

    第一舰队自从出发后，便一路向南，直接来到了南洋一带，因为入秋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福建的商船都往南边去了，在曰本航线上很难拦截到多少商船。

    短短三个月时间，第一舰队便在往菲律宾的航线上拦截了十一艘福建商船，同时在前往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航线上拦截到了八艘荷兰商船，外加三艘荷兰护卫舰。

    苏步恒将舰队分为三部分，陆战队士兵留在马尼拉，并在马尼拉建立商馆。另外六艘军舰分为两部，一部劫掠菲律宾航线上的福建船只，一部分劫掠雅加达航线的荷兰船只。

    菲律宾总督对双方结盟一事上并不是很热情，但他上司的命令，让他不得不遵从。

    陆战队驻扎在马尼拉水道外，并没有真正进入马尼拉。

    商馆成立之后，随即向菲律宾总督递交了一份声明书，声明书中宣示了他们对菲律宾华人具有保护义务。

    根据《远东合作协议》，商馆在马尼拉驻守三百人以保护当地华人的人身安全，这让西班牙总督难以接受。

    华人在菲律宾，向来被西班牙人看成奶牛一样的东西。

    突然一群人冒出来宣称对他们有保护义务，并且还要在马尼拉驻军，这是菲律宾总督无法接受的。

    菲律宾总督想都不想，直接把这份声明书打了回去，直接拒绝了登莱商馆的要求。

    文邦良坐镇马尼拉商馆，见西班牙人不同意商馆驻军，一个夺取菲律宾的计划在文邦良脑海中浮现，于是立即写了封信，让飞剪船送到苏步恒手里。

    文邦良提议，舰队可以奇袭马尼拉，马尼拉只有两千名驻军，军舰也只有八艘，加上当地华人的响应，完全可以攻打下来。

    苏步恒接到文邦良的信后，并未同意立即攻打马尼拉，他觉得时机并为成熟，首先登莱要面对郑芝龙和荷兰人，不宜再与西班牙人开战。

    十一月底，苏步恒集结舰队，带着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向了马尼拉。他们劫持到的船只达到二十一艘。

    大半是福建船只，这些船只上的船员暂时被扣留，第一舰队对待这些中国商船比较客气，只要不抵抗就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这些商船很多并非郑芝龙所有，但他们出海必须向郑芝龙缴纳高额税金。

    对于这些商船上的船员，苏步恒以山东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的身份对他们进行招揽，只要他们能到登莱做事，每月工钱不会少于四两。

    出海是个辛苦，而且很容易出现意外的活，因此工钱往往都更高，不过福建不像登莱，这些水手的工钱也就二三两一个月。

    由于第一舰队的水手很多都是来自福建、广东，因此在策动上非常容易，没有让那些被俘水手感觉到有距离感。

    绝大部分水手都同意为第一舰队出力，大部分也都同意到山东做事，只有一部分不愿意离乡，苏步恒承诺等任务结束后，会把他们送回福建，还会给他们发一笔银子。

    有这些水手的出力，那些俘虏船只的驾驶不是问题。

    苏步恒带着舰队在年末到达马尼拉后，舰队陈列于港口之外，商船驶进马尼拉进行贸易和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