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六百余年，九姓异族不断起事以抗，内廷力量连连受挫。特别北方“三胡”的冲击使旧朝一度濒临崩解的危机，微弱的皇权只能依靠权臣和士族的支持。自然免不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作为政治回报，旧朝统治者总要颁布各种于他们有利的措施，这就为这一阶层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通过统治者所予的政治回报，世族门阀通过这些特权不断将自己的力量伸向各个方面。当统治者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时，他们也总能借助自己既成的优势化抑制为更大的力量。膨胀成为士人家族，官僚家族和豪强家族的三位一体。

    其中屯田之制促进士族的大发展。旧朝元帝接受当时大宰官公良玳的“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的建议，实行屯田制度。招募田客专门从事农耕，来控制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但当时很多流民返乡都被当地的豪强地主收编为部曲。“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府邑招不过豪强，通过屯田，士族豪强大量兼并土地、zhan有劳动力。

    屯田无法维持后，旧朝采取占田、课田和户调的制度，并依据“品轶相通”的原则执行户调。同时又执行按官品占田和荫亲属。荫佃客的制度，使势家大族对土地和劳动力的zhan有合法化。

    其后实行的世袭领兵制，担任将领的世家大族可以把士兵当作自己的私家部曲，父子相承，兄死弟继，这也是世家大族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

    中央政斧衰微，世家豪族的拥有了许多家兵部曲，便是卫军体系的基础；与之相对，内朝拥有的兵户和士家，便是营军体系的基础。营卫军制体系的存在，维持了“天子垂拱，门阀当权”的内廷与世家大族并存的局面。

    新朝初创，依旧未能改变世家与内廷并存的局面，采取的也是营卫军制体系。新朝十二年，呼兰人再次大举南侵，北五郡十三镇营军系统遭到重创，内廷实力大损。其他各郡世家乘机扩充私兵、卫军，掳夺郡内营军军权。 不到十年时间里，南方各郡在事实上割据自立，内朝也无力约束。

    因为卫军往往是由数家大族联合控制，只有夺得郡内营军控制权的强豪，才能一跃成为一方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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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政制之引题

    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秦亡之后，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是始于汉朝的董仲舒。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罢黜百家，慢慢将儒家之道，根植到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

    儒家之道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汉观秦朝灭亡，为了使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梦寐以求的“千年王国”，对“皇权[***]主义”进行了一系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君主立宪”的味道，而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没有走出“君主立宪”的影子。

    倘若仅仅在于[***]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

    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明煮，都是不曾有过的。

    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美女就娶（这点好像不难实现，也是我最羡慕的）。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

    董仲舒在皇权[***]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精尽人亡，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制的总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然而第二个问题“屈君而伸天”则道出“君主立宪制”的精义。

    君主立宪初期往往是利用宪法制约君主，中国封建宪法存在于天，于道。

    儒家对“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     天人感应论。

    第二、     三统循环论

    第三、     灾异论

    第四、     三纲五常论

    第五、     两权分离论

    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

    由于可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所谓的“君主立宪制”

    在《新宋》及《明》中设想的政制度也没有现实的基础，虽然我与许多人一样爱看这两本书。黄仁宇说过，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却一直没有缩小。

    秦汉中央集权之后，官僚集团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这是拙作《山河英雄志》当前的努力方向，却颇为众多读者诟病），但在民间社会，却凭借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

    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

    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中央集权、君主集权横行天下的时候，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程度一直相当的高。

    中国封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模式：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颇有三权分立的意味。

    然而两千年的封建时期，皇权一直无法对两种权力进行有限的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是宋明资本萌芽的一大阻力。因为“家父权”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往往以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以公民的身分，自然没有家族成员财产私有化一说。

    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被“家族审判”所限制着，而无法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

    皇权虽然在国家事务上拥有无上的权威，却进入不了私人事务的领域，所以无法形成“私法”。

    虽然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是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君主立宪制”到了后期常常以“虚君议会制”的形式出现，然而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

    中国封建时期，君权一直光辉夺目，所以相对于君权的“相权”却不得不议。

    董仲舒言“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藏其形”，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

    “君臣离合”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将皇帝高高扔在宝座上，国家大事的管理交给职业人士，由并不称职的儒生组成管理层。

    “君主立宪”意味的轻重在技术上取决于各个时期“相权”的强弱，也可以说，“君主立宪”的技术与现实体现就是与皇帝相对应的官僚体系。

    中国封建史宏观上可以说是君权与相权争斗史。当然君权可以凭借的资源太多，相权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相权极度薄弱之及，却是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

    提及这个原因不得不说一说君权如何侵夺相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