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马士英还令刘良佐留守凤阳，让高杰点据了扬州，与江南的孙、王集团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军事态势。

    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大明朝的武将就是朝廷蓄养的一条条狼狗，就算是一个七品知县见了各镇总兵也可以肆意辱骂，可这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武将的地位立刻就窜到了云颠之上，变成文官要仰他们鼻息了。

    马士英一到南京，史可法立刻暗中约见了他。

    史可法其实是赞成立即拥立新君的，但他拖到今天还不表态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手握重兵的浙直总督孙传庭支持户部尚书高弘图，坚决主张迎接太子来南京继位，史可法担心要是他表明了态度，会引发高弘图、孙传庭一派的兵谏！

    现在马士英到了南京，史可法急于探清他的口风，假如马士英支持拥立新君，那史可法就表态支持吕大器，假如马士英的立场和孙传庭一样，那史可法为了维护南京的稳定，就只好支持高弘图了。

    高弘图和吕大器之争，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只是政见不同，其实骨子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明末党争的延续，高弘图是齐党人，而吕大器则是东林党人，史可法虽然不是东林党人，可他是倾向于东林党的。

    齐党和东林党的恩怨要追溯于万历年间。

    万历四十一年，浙党领袖方从哲入阁拜相，齐党领袖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师生俩从此成为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齐党、浙党始终把持着朝政。

    万历帝死后发生了明宫三大案，被齐党、浙党打压多年的东林党趁机反击，终于扳倒对手成为权倾朝野的“执政党”。

    不过东林党的好曰子并不长，借助天启帝的支持，权阉魏忠贤很快崛起。

    天启四年，魏忠贤把方从哲的老乡冯佺推上了相位，天启五年，冯佺把亓诗教召回朝中，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借助阉党的支持，齐党复辟成功，而东林党人则遭到了阉党的惨烈迫害，高攀龙、左光斗、杨涟等一大批东林党人先后遭受不幸。

    客观的说，当时的东林党人是有风骨的，他们和齐党相争，和阉党相争虽然抱有政治目的，可他们敢舍命相争，为了和阉党抗争，高攀龙等人不惜赔上自己的生命，很有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不过可惜的是，此后的东林党人却是一拨不如一拨。

    崇祯帝即位，阉党覆灭，齐党沦为阉党余孽惨遭打压，东林党人再次咸鱼翻身，重新成了执政党，此后崇祯帝表现出了对党争的痛恨，不再偏听偏信任何党派，齐、楚、浙、东林各党轮流执政，朝中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过。

    朝中的党争最终给大明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明军之所以会在萨尔浒战败，完全是党争造成的，因为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浙党领袖方从哲，出于维护浙党利益的考虑，方从哲任用了浙党将领杨镐！而杨镐早就在此前的朝鲜战场上证明自己是个“逃跑将军“，结果就是萨尔浒败了，建奴成气候了。

    假如当初不是方从哲执政，能换熊廷弼或者孙承宗等人统兵，历史很可能会重写。

    所以说，高弘图和吕大器的政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且，随着浙直总督孙传庭、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卷入，这场政争将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因以和以前的党争相比，这次党争随时都有可能导致江南、江北两大军事集团的大规模火并，这对原本就已经实力大损的残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更要命的是，都到了这节骨眼上，还没有王朴的消息！

    太子和两位王子也是生死未卜，孙传庭急得头发都快掉光了！

    要是王朴能在这个时候护送太子前来南京，一切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可假如王朴不能及时护送太子前来南京，一旦新皇上位，以后的事情就难说了，政治斗争历来肮脏，谁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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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官场暗潮汹涌、逆流激荡，燕京局势也同样错综复杂，朴朔迷离。

    因为轰轰烈烈的“追脏助饷”运动，此时的燕京城内已经是人人自危，流贼设在城里城外的大营已经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勋戚贵胄和六品以上官员，全部被投进了大牢，京营提督吴襄也没能幸免。

    这一来事情就复杂了，因为吴襄的儿子就是宁远总兵吴三桂。

    早在流贼进京之前，崇祯帝就曾下诏，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同时严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率领关宁铁骑进京勤王，吴三桂接到圣旨之后，就开始组织关外的辽西军民往关内撤退，可吴三桂才刚刚走到山海关，燕京陷落、崇祯帝上吊身亡的消息就传过来了。

    又有探马传回消息，闯贼李自成已经派谴大将李过、李岩统兵三万往山海关进发。

    紧接着闯贼的招降使者也赶到了，还带来了四万两白银和吴三桂父亲吴襄的一封亲笔信，吴三桂仔细甄别了那封信，可以肯定就是吴襄的手笔，此时的吴三桂正面临着有生以来最坚难的一次抉择，因为建奴奴酋多尔衮也派人来到了山海关！

    摆在吴三桂面前的路有三条。

    第一条路是率领大军继续西进，把流贼赶出燕京，然后从乱军中找到太子并把太子扶上帝位，这样一来，吴三桂就会成为大明朝的中兴之臣，就会名垂青史，这条路是吴三桂最希望走的，但同时也是最不可能的。

    因为当前的情势很清楚，以山海关一隅之地是不可能持久的，以区区五万关宁军也是没办法和近百万的流贼大军相抗衡的。

    第二条路是和建奴合作，引领建奴的八旗大军进关，凭借建奴的军队击败流贼，把流贼赶出燕京，这条路是吴三桂最不愿意走的，尽管他的胞兄吴三凤，舅舅祖大寿，恩师洪承畴都已经投降了建奴，可吴三桂却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步他们的后尘。

    而且吴三桂还有另外一层顾虑，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引建奴大军进关容易，可到时候再要想把他们请出关外就没那么容易了，假如建奴进关之后就赖在燕京不走了，吴三桂就会落下千年骂名，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歼！

    第三条就是投降流贼，继续当大顺朝的山海关总兵，早在流贼进京之前，姜镶和唐通就已经投降了流贼，姜镶摇身一变从大明朝的大同总兵成了大顺朝的大同总兵，唐通也从大明的密云总兵成了大顺的密云总兵。

    所以，吴三桂对于投降流贼并没有多少顾虑，而且京师的绝大多数文官武将也已经投降了大顺，大明为大顺所替似乎是板上钉钉了，吴三桂如果为了故明战死固然可以落个忠臣的美名，可就算投降了大顺，也不会落下汉歼的骂名。

    权衡再三，吴三桂最终决定投降大顺。

    五天之后，李过、李岩率领三万大军赶到山海关，吴三桂把山海关的防备交接给了李过和李岩，然后率领五万关宁大军向燕京进发。

    然而，大军才刚到榆关，一位不速之客就来到了吴三桂军中，历史由此逆转！

    这位不速之客不是别人，就是吴襄府上的老家丁，这位老家丁给吴三桂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他的老父亲吴襄已经被流贼抓起来了，而且京师的所有勋戚贵胄以及六品以上的官员全都被流贼抓了起来，各人按品级高低不等，只有缴纳足额的黄金白银之后才能重获自由，还美其名曰追脏助饷。

    更让吴三桂心惊胆颤的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内阁次辅陈演、魏照乘，成国公朱纯臣、国丈周奎等人已经全部被流贼迫害致死，头一个献门投降的朱纯臣更是被流贼的夹棍夹裂了脑袋，脑浆流了一地，死得非常之惨。

    吴襄也已经被流贼折磨得奄奄一息，还让家丁亲口传话给吴三桂，让吴三桂为他报仇！

    吴三桂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可以置胞兄、舅舅、恩师的劝降于不顾，当然也不会为了老父亲的一句话就热血上脑、兴兵报仇，他连夜召来了把兄弟王廷臣和马科商议对策，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去燕京必死无疑。

    闯贼既然已经收拾了吴襄，就不可能再留下吴三桂！

    这就把吴三桂逼上了绝路，他除了和建奴合作已经别无选择了，不过此时的吴三桂并没有想过要当建奴的走狗，他只是想借建奴的兵来赶走流贼，恢复大明江山而已，只是吴三桂没有想到，建奴一旦进了关，将来的事情就不是他说了算了。

    吴三桂连夜杀了个回马枪，立足未稳的李过、李岩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

    夺回山海关之后，吴三桂立即派人前往锦州与祖大寿联络，祖大寿接到吴三桂书信之后，不敢怠慢，连夜派人把吴三桂的书信转送到了盛京。

    第二天早晨，吴三桂的书信就呈送到了建奴摄政王多尔衮的案前。

    此时的多尔衮不仅扳倒了济尔哈朗，还贬黜了岳托，已经成了大权独揽的叔父摄政王。

    多尔衮当机立断，紧急召集了盛京的全部八旗军队，连同汉军八旗、朝鲜八旗和蒙古八旗昼夜急进，向山海关进发，多尔衮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现在机会从天而降，他岂有轻易放过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