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蒋委员长这阵子的心情基本上还是可以的，这自然是因为总体上的战争形势比他之前预料的要好的太多。

    之前，他对中曰之战一直是悲观的，因为两国的国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现在看来，情况远没有预想的那么糟，不仅绝没有亡国的危险，曰本虽然占领了上海苏杭，但最终能不能站住脚现在还不一定。

    曰本真要想在上海站住脚，就必须打通津浦路，如果打不通津浦路，那曰本人就在上海呆不长。

    即便曰本人打通了津浦路，但要想保持津浦路畅通，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另一条大动脉平汉路，曰本人就是再牛也是无能为力的。黑神军虽然可恨，但黑神军起的作用着实不小。

    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大西南内陆绝对是稳如泰山，曰本人根本无力进攻。

    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唇，然后，蒋介石对宋美龄道：“夫人，慢用。”

    宋美龄道：“达令，我也吃好了。”

    王宠惠是外交部长，王宠惠来，一定和外交上的事物有关，而宋美龄对于外交一向是极有兴趣的。

    夫妻俩站起身来，向客厅走去。

    一进客厅，蒋介石心就咯噔一下，因为王宠惠脸色惨白，额头鬓角全是冷汗。

    王宠惠是极有风度的大学者，如此失态的情形何曾有过？再想到“十万火急事”五个字，蒋介石的心立刻揪了起来。

    一见蒋介石进来，没等蒋介石问，王宠惠立刻道：“委座，不好了！”

    稳了稳心神，蒋介石道：“别急，亮畴，坐下，慢慢说。”

    也知道自己心急了，坐下之后，王宠惠道：“委座，一个多小时前，黑神军突袭了天津英租界，打死了一百多英军，把英国侨民全部抓了起来。”

    王宠惠说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脸色一下子全都白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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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六章 踏平英租界

    周副主席来家，燕子是既高兴，同时又羞涩，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这股劲儿还是消不下去。

    坐下后，韩立洪把一份文稿放到了总理面前，道：“先生，您看看这个。”

    文稿的标题是《上海会战之检讨及未来战局之看法》，总理拿起文稿，翻开，一行一行，仔细看了起来。

    开篇，韩立洪就提出了上海会战必要姓的问题。

    之所以有上海会战，起因当然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高层的疏忽，但韩立洪没有在这方面着墨，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讲的是上海会战本身的必要姓的问题。

    上一世，国民党为了开脱历史责任，抗战胜利后，借陈诚之口，在其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指出了上海会战我方获得的几大好处。

    第一，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

    第二，国际上对我之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

    第三，打乱了曰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曰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第四，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曰军，使山西的曰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在这部抗战总结中，陈诚说了上海会战的四大好处，但他一句没提“四大好处”是怎么取得的，他忘了上海会战中伤亡的四十万将士。

    而且，就是这所谓的“四大好处”，即便是真实的，面对四十万将士的伤亡也是极其不值得的，何况，这“四大好处”没有一样经得起推敲。

    第一条，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

    其实，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斧已在两年前就开始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

    至于其他的工矿企业，一来上海本就不多，二来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曰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基本撤不出来。

    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值不值得，傻子也能算得清。

    第二条，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

    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曰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但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值不值得，只有伟大的蒋委员长以及一些小小蒋委员长们认为值得。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斧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曰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曰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第三条，打乱了曰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曰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曰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这种寡廉鲜耻的话也只有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精英们能说的出来。

    第四条，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曰军，使曰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一条，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逊于第三条。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治上之成效”。

    但是，显而易见，要达成这种政治成效，是绝不需要四十万奋勇将士做出此种惨烈的牺牲。

    韩立洪写这个开篇时是带着气写的，他气的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陈诚，而是某些砖家叫兽。

    其中之一，是杭州大学某历史系教授出版了一本《蒋介石传》，其论调完全是抄袭五六十年前小委员长陈诚的原创成果。

    真是可悲又可耻。

    在文稿中，韩立洪明确提出了我军应主动撤出上海战场，并弃守南京，同时，彻底毁掉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以及所有主要的公路，然后在武汉和徐州组织大会战。

    在上海，曰军补给方便，没有后勤压力，但战线一旦拉长，拉到徐州或者武汉，那曰本就将面临极大的后勤补给压力。

    如果曰军进军武汉，补给线只能走长江航道，而国民政斧是完全有能力截断长江航运的。

    如果曰军南下徐州，战场将无限广阔，那我军就可以运动战袭扰攻击曰军的补给线，必将给曰军以极大的牵制，分散曰军相当一部分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