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韩立洪把他写的《建国方略》交到了总理手中。

    所谓《建国方略》，就是国家对吏农工商的基本政策，韩立洪的基本思路是建成吏农商三大利益集团。

    在吏的方面，韩立洪的基本观念是高薪、高效、严管。

    高薪没什么好说的，高效也没什么好说的，重点在“严管”二字上。

    “严管”主要有几条：

    一）职务犯罪，基本思路是罪加一等；同等罪行，职务越高，量刑越重；有些领域要更严厉，比如司法，犯了基本就是死。

    二）编制要严格控制，设立编制局统管，增加任何一个编制，谁决定谁签字，一旦被查出问题，不管过了多久，多要查处，至少，对其仕途会有很大的影响。

    三）凡是吃国家财政这碗饭的，没有任何物资福利，一切都归入薪金一项。

    四）严格不必要的行政支出，除涉及保密之外，政斧部门的任何花费都必须按月公示，作假为重罪。

    五）财产申报制度，科级（含科级）以上官员的财产要严格申报，违者……六）公务员向全社会招聘，其有两个特别规定：一，各县、市每年录用原政斧体系人员之子女不得超过总录用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凡是参与舞弊的人，死。

    七）鼓励体系内部实名告发，不仅重奖，还将作为升迁依据……八）县一级以及以上的官员，任何一个决定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作为曰后升迁的重要依据。每一次升迁，个人记录都要拿出来公示。不论职务高低，一旦被证实作假，开除。

    ………………总理把《建国方略》翻到“吏”这一页，道：“立洪，其他的都很好，我很受启发，即便有问题也不大，但薪金定这么高，合适吗？”

    韩立洪定的标准是刚刚进入政斧体系的基层公务员，其工资比全社会平均工资高百分之八十，而每向上升迁一级，工资都有大幅增长，级别越高，增长的幅度就越大。

    这么说吧，到了市一级的官员，正常的人就不大会惦记钱了。

    如果把机构臃肿、浪费和贪污制住，工资就是再提高百倍那也是小儿科，九牛一毛，但这些他知道，总理不清楚，想了想，韩立洪道：“先生，我觉得贵党有一个误区。”

    总理一听，问道：“什么误区？”

    韩立洪道：“就是把道德标准定的过高。”

    总理默然。

    韩立洪继续道：“这个世界上，圣人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凡胎，有爱恶欲，贪嗔痴。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激烈的手段或许一时有效，但人的实质并没有真的改变，他们只是不得不变。这种变是不能持久的，要持久，还得回到仓廪实知荣辱的老路上来，一点一点改变。而且，现在国家还没有真正统一，如果我们拉高道德标准，对国家统一是非常不利的。”

    顿了顿，韩立洪笑了笑，接着道：“国民党那帮人，他们是做不到清正廉洁的，而真正能搂到钱的又只能是少数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不仅那边的老百姓羡慕我们，就是绝大部分政斧工作人员，甚至是军人，他们也会羡慕我们的。”

    总理笑着点了点头，道：“你的治吏之法，[***]会喜欢的。”

    韩立洪微微点了点头，他定的这些，越早实施，阻力越小，而且可以凭借强人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否则，等他们这一代人去了，这些政策能留下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

    接着，是“农”。

    总理对这个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韩立洪主张建设大农村，以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左右为一个大农村，也就是把十至二十个小村子集中为一个大村子。

    农村太穷，几乎都是土坯茅草房。盖这种房子，最大的投入是人工。所以，集小村为大村，基本不需要政斧投入多少资源。只要组织好了，很容易办到。

    不论是将来，还是眼前，这么集中的好处太多了，而韩立洪这么做，眼前主要是和土地政策有关。

    韩立洪主张不分地，不把土地分给个人，但也不是建人民公社，而是建公司，一个大村子就是一个公司，农民以土地入股，每一家每一户都是公司的股东。

    这么一来，既保留了农民种地的积极姓，不搞大锅饭，又使得农民在自身利益的客观捆绑之下，必定空前团结，保护自身利益的力量也就会大增。

    集小村为大村，在这种土地政策下，农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力量必然在原本的基础上又会大增，而且，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两个好处。

    穷人也分三六九等，穷人里必定还有更穷的，在农村公司化的体制下，优势者得提携弱势者，但如果村子太小，优势者的负担就会相对很重，所以，集小村为大村，人多了，负担必然分散，自然也就容易了。

    最后，这个好处的意义更深远。

    农村要获得真正的发展，盘踞在农村的宗族势力必将是一个顽疾。

    上一世，农村的宗族势力几乎被摧毁殆尽，但在富裕之后，宗族势力还很多地方又死灰复燃。

    现在，集小村为大村，好些个宗族聚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可以相互制衡，客观上就把农村宗族势力盘踞的危害稀释了。

    还有，既然是公司，就不会把盈利都发下去，会留下一部分做发展基金。这样，一个市，或者一个省，把这些发展基金集中到一起，开农村银行。

    资本家或者地主对农村最大的一个损害就是高利贷，这不知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如果农民有自己的银行，可以用股份红利抵押贷款。

    而且，通过农村银行，又可以把范围内的村子组织在一起，这样，农民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话语权。

    农民历来是为国家做的贡献最大，却又是最弱势的阶层，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即便地方政斧不公不义，但想要动农民的利益也难。

    农民稳，国家就稳，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但至少五十年，这一直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会，并赋予商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斧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干扰。

    在赋予商会权力的同时，商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会负责管理。

    当然，如果它们管不好，随之就是政斧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道：“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道：“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种制度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高，那种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配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强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道：“立洪，你更看好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