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有制宪和制定一般法律两种。

    宪法是确定国家体制的根本**，在制宪的问题上，主流的意见是国家体制还很不稳定，不必急于制宪。

    韩立洪也是这个态度。

    制宪不急，但一般法律的立法那是刻不容缓的。

    关于立法，韩立洪给出了明确的原则，其核心完全背离了西方现代立法精神。

    比如，韩立洪主张法从简，即便会造成一些无辜者被伤害也在所不惜，他这么主张的理由是避免司法体系过于庞杂。

    这是什么道理？

    韩立洪关于法从简的主张还有更可笑的，比如精神病杀人，杀人者本身或其父母是富豪或是位高权重者，按正常杀人论刑，没有精神病杀人这一说。

    这不是胡闹么！

    更严重的还不是这个，更严重的是关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的法律精神里，程序正义的位阶高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质正义，因为不支持程序正义，就不能普遍实现实质正义。

    韩立洪推翻了这个，他主张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重，两者具体孰轻孰重，要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灵活决定。

    参与立法的人之中，[***]的人支持韩立洪的主张，而这也就意味着除开山西，华北各省的司法体系要按着韩立洪的主张来搞。

    这不仅激起了留过洋的法学家的激烈反对，也激起了很多跟法律无关的社会贤达的激烈反对。

    谁都清楚，华北的一切将来必定是整个中国的基础，所以，各个方面的人都云集燕京，他们都想在其中贯彻他们自己的意志。

    但是，韩立洪太霸道，根本就不理他们，连个面都见不到。于是，找不着韩立洪，他们就都去找总理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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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七章 斯大林同志有点急

    中南海，怀仁堂，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今天几乎都到了。

    今天，韩立洪要当面回答问题。

    人来的这么齐，很多人倒不是给韩立洪面子，而是韩立洪的架子太大，可韩立洪的态度又是很多事情的关键，他们要是想当面质问韩立洪，就不能不来。

    韩立洪做事历来简洁，到了之后，就请众人发问。

    在场有很多记者，但在这个场合，没有记者发问的机会，他们只是负责记录和报道。

    第一个发问的是大律师张凯之，他问道：“韩先生，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在法律上分三六九等？”

    张凯之指的是官员犯罪，罪加三等，同等罪行，官员的级别越高，处罚越重。

    看着张凯之，韩立洪道：“张先生，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前途我首先就不认同，人人生而平等，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张凯之要辩论，韩立洪轻轻摆了摆手，道：“张先生，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我今天只是来陈述我的一些观点。”

    窝火，不只张凯之窝火，很多人都窝火，但再窝火也没办法，只能忍着。而且，韩立洪这话一撂出来，就把他们想说的话百分之九十都给堵在肚子里了。

    憋屈，韩立洪这人简直太霸道了，比蒋介石还霸道，蒋介石也没像他这样，根本一点面子都不留。

    韩立洪继续道：“诸位，我说过，我是传统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在法律这一点上，我更是认为我们的眼睛应该去看我们的老祖宗，去从我们的传统里汲取智慧，而不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

    “我们的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宽刑、慎刑，但就是再宽刑、慎刑的时期，对官，尤其是贪官，却一向都是严刑峻法。”

    “这，是为什么？”

    “抛开道德的因素，我想谁都不会否认，这么做有益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说白了，就是维护统治阶层自身的利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商人阶层、官僚阶层等等，而不应该有阶级。有阶级，也就意味着社会矛盾激化，就开始孕育暴力革命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帝王，他们今都安在？他们又是怎么亡的？而跟他们一切灭亡的又有多少达官显宦、富商巨贾？”

    “每个人都认为我贪一点没什么，我逼一个老百姓家破人亡不算什么……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当风暴到来，这些人也都跟着家破人亡，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最后不就是有好几个被熬了肉汤吗。”

    “千百年来，秦人不暇自哀、汉人不暇自哀……唐人不暇自哀、宋人不暇自哀……明人不暇自哀……今天，我们还要不暇自哀吗？”

    韩立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挨排数，数的好多人是心惊肉跳。

    韩立洪的声音平静，但心底却有隐隐的愤怒升起。

    上一世，那些海外归来的精英公然鼓吹[***]次优论，认为[***]有助于社会进步，然后又打着人权生命权的大旗，要从法律上彻底废除经济犯的死刑。

    这些拼了老命也要把中国往西方道路上引的精英和贪官们一唱一和，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要给中国的所有贪官发一个当年只有皇帝才能发的免死金牌，从而把中国彻底搞乱。

    在韩立洪看来，即便一切法律完备，真能把贪官关到死，这种免死金牌也不能发，不该发。

    贪官，从来都是国家的真正乱源，必须遏制。

    眼底隐隐有着寒光闪动，韩立洪道：“在这儿，我宣布我会把贪官论死入宪，而且要在国人心中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一条都不可更改！”

    静默了一会儿，突然，掌声骤然而起。

    韩立洪看去，这些从心里往外鼓掌的大都是[***]方面的人，他心里不由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

    韩立洪道：“整体而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中的败类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人，更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强势的多，所以，立法一个必须的角度是约束这些人，而这就是东西方立法的本质区别。”

    “诸位都是有大学问的，应该知道我们早就有完备法律体系，比西方要早的多。律法大兴于宋，当时人言本朝无一事无法条。王安石变法，法律成为官员必考的科目，每个官员自己就懂法律，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律师的。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长久以来都是森严的等级特权社会，西方的律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权贵服务的。所以，律师在我们这儿成了讼棍，而在西方则成了上流人士。”

    宋朝是平民社会，由于官员们不用律师，于是律师就不得不专为老百姓服务，但给老百姓服务能赚几个钱，所以，宋朝的律师大都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法子，靠增加案件数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是，中国是人情社会，本就有息讼的传统，孔子就主张无讼，所以，哪有那么多的案件让他们来做？于是，律师们就开始制造诉讼案件，比如挑拨离间，让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最后闹上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