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在美国,小公司对大财团的胜利,也是无数人喜闻乐见的素材。

    杨锐的名字虽然不像是那些好莱坞明星、橄榄球明星,政客和脱口秀主持人一样知名,但是,仅限于中国名字的时候,杨锐的知名度却是颇高。最起码,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说起中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锐,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连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名气上也比不过杨锐。

    所以,当杨锐的稿件出现在诺顿出版社的经理丹尼尔的桌面上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起来。

    在美国众多的教育出版集团中,诺顿出版集团并不突出,严格来说,诺顿是一家偏于保守的,而且越来越少见的中型出版公司,相比培生这样的大型出版集团,诺顿出版集团的规模,甚至还赶不上培生旗下的朗文公司的规模――朗文就是出版《新概念英语》的英国出版公司。

    不过,公司的规模大小都是相对的。诺顿也有过辉煌时期,比如著名的《英国文学教程》,自50年代的第一部选集出版以后,行销2000多万册,堪称教育出版的奇迹。

    除此以外,诺顿也是美国出版弗洛伊德作品的主要出版社,这种说法,正是美国出版集团的特色,它们往往垄断性的经营一些作者的著作,进而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譬如贝尔特朗拉塞尔的《哲学》,弗兰兹鲍阿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学生们就只能购买诺顿出版社的书籍,只要美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更经典的著作被挖掘出来,只要美国大学的教授仍然决定将《哲学》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列入必读教材,那社科领域的学生就是诺顿出版社的现金奶牛。

    同样属于诺顿的现金奶牛还有音乐书目和启蒙心理学书目,诺顿每年出版大约100种大学教科书,其中许多新品种的教科书都是赔钱的,全靠这些具有长期价值的图书支撑。

    至于生物学,这项在可以预见的数十年里,必然会越来越繁荣的学科,从来都是各大出版社关注的重点。

    丹尼尔几乎是看到杨锐的姓名的时候,就决定出版这本书了。

    “卡伦,帮我列一个基因生物学的名单出来,我要请几个人帮我审阅一本书。”丹尼尔小心的摘掉杨锐的名字,将他寄过来的几章重新复印,交给秘书,道:“你告诉他们,我非常迫切的想要出版这本书,但我需要他们给我一些具体的评价,以决定是出普通版,还是精装版。”

    还有推销的力度,同样决定于书籍内容的评价,这一点,丹尼尔就不用说出来了。

    秘书卡伦会意的道:“我现在就去列名单,要几个人?”

    “我要找20个,不,最少30个人来评价这本书,所以,我需要100人以上的名单。”

    卡伦抬起头来,诧异的道:“30人?”

    “30人以上,可以多,不能少,名单也要做的细致一些。”丹尼尔回答的毫不犹豫。

    请人评价一本书籍的稿件,其实也是教材出版社推销的策略之一。如果你拿一本出版后的书籍给某个学校的教授阅读,他很可能会推说忙碌而婉拒,即使能够成功,时间也会非常久,这是很正常的,市面上的书籍何其多也,就像是市面上的药品一样,多且复杂,教授哪里有时间一本本的阅读,更不会因为你请他阅读,他就愿意阅读。

    但稿件又不同了,稿件是尚未出版的书籍,就像是没有在期刊上刊登的论文一样,它在潜意识里,赋予了阅读者一种权利――你能决定这本书出版与否。

    事实上,审阅稿件的教授也确实有这种权利,即使丹尼尔确定要出版的书籍,因此而取消的也不在少数。

    对很多教授来说,这种权利的刺激感,会促使他们去阅读这本书。除此以外,尚未出版的新书,也能满足教授们了解业界动态的需求。

    理所当然的,如果是被教授们看中或通过的书籍,出版以后,这些教授也自然会有选择的放入自己的推荐书目里,甚至直接列为某几堂课的教材也有可能。

    在1000本就算畅销的美国教材出版领域,请人评价稿件,往往占据着教材推销的大头。

    不过,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评价团还是比较少见的,秘书卡伦心存疑惑的出门,为了凑出足够挑选的名单,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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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6章 推销

    秘书卡伦挑选的很辛苦。

    而诺顿出版社的推销员们,一个个上门介绍更是辛苦。

    有资格给未出版书籍做评价的都是高端教授,有些人比较好说话,你寄封信就行,但大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因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信,就花费十几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下未出版的书籍。

    必须有来自诺顿出版社的熟人,一个个的介绍《基因组学》给他们。

    经理丹尼尔想要二十人到三十人来评价杨锐的《基因组学》,他的秘书卡伦就不得不挑选出一两百人的名单,而诺顿的推销员们,又不得不一一尝试。

    即使如此,他们也几乎无法得到三十人的数量。

    教授们很忙,哪怕有所空闲,也不一定愿意用来读书。

    推销员们只好多次上门,用尽各种方式,让教授们愿意阅读它。

    这并不容易,但销售工作就是如此,通常来说,阅读并且给某本书好评的教授,往往会对这本书网开一面,即使它比竞品更弱势。

    那些并不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掉的。

    甚至于,有些教科书一年就卖给一所学校的也有。

    而在美国,售价极高的教科书,只要有人要,就能赚钱,20美元或者30美元的教科书在美国是基础价,150美元甚至200美元的教科书也屡见不鲜,这当然不止是因为美国的教科书印刷精美,或者美国的消费水平如此,在一门课通常要两三本教科书的美国大学里,一年一千美元以上的教科书支出是普通美国学生都承担不了的。

    美国教育出版的特殊性,使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需要一些生存之道。

    诺顿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终身雇佣制,就像是日本企业一样,诺顿出版社的员工几乎是终身受雇的。

    而他的推销员们,也是出了名的坚强。

    作为一家中型出版社,保守而违反普通美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诺顿的推销员们,几乎问遍了行业内的基因生物学大拿。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所能容纳的学者数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容纳多少学者,其实是由研究领域的热门度,而不是领域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

    这很容易理解,只有热门的研究领域才能养得起数量众多的学者,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抗生素研究,那简直称得上是全球皆兵,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大学,只要有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就没有不研究抗生素的,当时,这东西可是被看做治愈疾病的希望,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终极答案,就全球范围来说,抓1000万名从业者,100万名研究者,1000名知名教授不成问题。

    但是,到了80年代,抗生素的研究规模恐怕连50年代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进入21世纪以后,抗生素研究早就被学者们丢到脑后去了,为什么会有“超级细菌”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滥用抗生素,还因为缺少人力去研究新的抗生素,以21世纪的医药企业的能力,如果超级细菌真的蔓延开来,新型抗生素开发也就是几个月,最多两三年的功夫。

    同样是在80年代,参与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的学者,一只手就能数的出来,比如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学者,也就是杨锐在美国遇到的那几条,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但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玩艾滋病?全球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生物公司和医药公司,100万人都是小数字。

    基因生物学作为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在80年代还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基本每个有生物系的学校,都会有人做相关研究,但要是按照中国的省级实验室的标准来看的话,即使是美国,很多大学也等于没有人做相关研究。

    大拿自然是更少了。

    推销员们用了一周时间,问了一圈以后,卡伦不得不向经理丹尼尔报告:“杨锐的新书,《基因组学》,您想要的人数,我们恐怕凑不够了。”

    “三十人都没有?”丹尼尔有些失望。

    卡伦微微摇头。

    “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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