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在美国，小公司对大财团的胜利，也是无数人喜闻乐见的素材。

    杨锐的名字虽然不像是那些好莱坞明星、橄榄球明星，政客和脱口秀主持人一样知名，但是，仅限于中国名字的时候，杨锐的知名度却是颇高。最起码，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说起中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锐，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连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名气上也比不过杨锐。

    所以，当杨锐的稿件出现在诺顿出版社的经理丹尼尔的桌面上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起来。

    在美国众多的教育出版集团中，诺顿出版集团并不突出，严格来说，诺顿是一家偏于保守的，而且越来越少见的中型出版公司，相比培生这样的大型出版集团，诺顿出版集团的规模，甚至还赶不上培生旗下的朗文公司的规模――朗文就是出版《新概念英语》的英国出版公司。

    不过，公司的规模大小都是相对的。诺顿也有过辉煌时期，比如著名的《英国文学教程》，自50年代的第一部选集出版以后，行销2000多万册，堪称教育出版的奇迹。

    除此以外，诺顿也是美国出版弗洛伊德作品的主要出版社，这种说法，正是美国出版集团的特色，它们往往垄断性的经营一些作者的著作，进而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譬如贝尔特朗拉塞尔的《哲学》，弗兰兹鲍阿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学生们就只能购买诺顿出版社的书籍，只要美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更经典的著作被挖掘出来，只要美国大学的教授仍然决定将《哲学》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列入必读教材，那社科领域的学生就是诺顿出版社的现金奶牛。

    同样属于诺顿的现金奶牛还有音乐书目和启蒙心理学书目，诺顿每年出版大约100种大学教科书，其中许多新品种的教科书都是赔钱的，全靠这些具有长期价值的图书支撑。

    至于生物学，这项在可以预见的数十年里，必然会越来越繁荣的学科，从来都是各大出版社关注的重点。

    丹尼尔几乎是看到杨锐的姓名的时候，就决定出版这本书了。

    “卡伦，帮我列一个基因生物学的名单出来，我要请几个人帮我审阅一本书。”丹尼尔小心的摘掉杨锐的名字，将他寄过来的几章重新复印，交给秘书，道：“你告诉他们，我非常迫切的想要出版这本书，但我需要他们给我一些具体的评价，以决定是出普通版，还是精装版。”

    还有推销的力度，同样决定于书籍内容的评价，这一点，丹尼尔就不用说出来了。

    秘书卡伦会意的道：“我现在就去列名单，要几个人？”

    “我要找20个，不，最少30个人来评价这本书，所以，我需要100人以上的名单。”

    卡伦抬起头来，诧异的道：“30人？”

    “30人以上，可以多，不能少，名单也要做的细致一些。”丹尼尔回答的毫不犹豫。

    请人评价一本书籍的稿件，其实也是教材出版社推销的策略之一。如果你拿一本出版后的书籍给某个学校的教授阅读，他很可能会推说忙碌而婉拒，即使能够成功，时间也会非常久，这是很正常的，市面上的书籍何其多也，就像是市面上的药品一样，多且复杂，教授哪里有时间一本本的阅读，更不会因为你请他阅读，他就愿意阅读。

    但稿件又不同了，稿件是尚未出版的书籍，就像是没有在期刊上刊登的论文一样，它在潜意识里，赋予了阅读者一种权利――你能决定这本书出版与否。

    事实上，审阅稿件的教授也确实有这种权利，即使丹尼尔确定要出版的书籍，因此而取消的也不在少数。

    对很多教授来说，这种权利的刺激感，会促使他们去阅读这本书。除此以外，尚未出版的新书，也能满足教授们了解业界动态的需求。

    理所当然的，如果是被教授们看中或通过的书籍，出版以后，这些教授也自然会有选择的放入自己的推荐书目里，甚至直接列为某几堂课的教材也有可能。

    在1000本就算畅销的美国教材出版领域，请人评价稿件，往往占据着教材推销的大头。

    不过，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评价团还是比较少见的，秘书卡伦心存疑惑的出门，为了凑出足够挑选的名单，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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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6章 推销

    秘书卡伦挑选的很辛苦。

    而诺顿出版社的推销员们，一个个上门介绍更是辛苦。

    有资格给未出版书籍做评价的都是高端教授，有些人比较好说话，你寄封信就行，但大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因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信，就花费十几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下未出版的书籍。

    必须有来自诺顿出版社的熟人，一个个的介绍《基因组学》给他们。

    经理丹尼尔想要二十人到三十人来评价杨锐的《基因组学》，他的秘书卡伦就不得不挑选出一两百人的名单，而诺顿的推销员们，又不得不一一尝试。

    即使如此，他们也几乎无法得到三十人的数量。

    教授们很忙，哪怕有所空闲，也不一定愿意用来读书。

    推销员们只好多次上门，用尽各种方式，让教授们愿意阅读它。

    这并不容易，但销售工作就是如此，通常来说，阅读并且给某本书好评的教授，往往会对这本书网开一面，即使它比竞品更弱势。

    那些并不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掉的。

    甚至于，有些教科书一年就卖给一所学校的也有。

    而在美国，售价极高的教科书，只要有人要，就能赚钱，20美元或者30美元的教科书在美国是基础价，150美元甚至200美元的教科书也屡见不鲜，这当然不止是因为美国的教科书印刷精美，或者美国的消费水平如此，在一门课通常要两三本教科书的美国大学里，一年一千美元以上的教科书支出是普通美国学生都承担不了的。

    美国教育出版的特殊性，使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需要一些生存之道。

    诺顿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终身雇佣制，就像是日本企业一样，诺顿出版社的员工几乎是终身受雇的。

    而他的推销员们，也是出了名的坚强。

    作为一家中型出版社，保守而违反普通美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诺顿的推销员们，几乎问遍了行业内的基因生物学大拿。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所能容纳的学者数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容纳多少学者，其实是由研究领域的热门度，而不是领域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

    这很容易理解，只有热门的研究领域才能养得起数量众多的学者，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抗生素研究，那简直称得上是全球皆兵，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大学，只要有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就没有不研究抗生素的，当时，这东西可是被看做治愈疾病的希望，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终极答案，就全球范围来说，抓1000万名从业者，100万名研究者，1000名知名教授不成问题。

    但是，到了80年代，抗生素的研究规模恐怕连50年代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进入21世纪以后，抗生素研究早就被学者们丢到脑后去了，为什么会有“超级细菌”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滥用抗生素，还因为缺少人力去研究新的抗生素，以21世纪的医药企业的能力，如果超级细菌真的蔓延开来，新型抗生素开发也就是几个月，最多两三年的功夫。

    同样是在80年代，参与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的学者，一只手就能数的出来，比如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学者，也就是杨锐在美国遇到的那几条，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但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玩艾滋病？全球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生物公司和医药公司，100万人都是小数字。

    基因生物学作为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在80年代还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基本每个有生物系的学校，都会有人做相关研究，但要是按照中国的省级实验室的标准来看的话，即使是美国，很多大学也等于没有人做相关研究。

    大拿自然是更少了。

    推销员们用了一周时间，问了一圈以后，卡伦不得不向经理丹尼尔报告：“杨锐的新书，《基因组学》，您想要的人数，我们恐怕凑不够了。”

    “三十人都没有？”丹尼尔有些失望。

    卡伦微微摇头。

    “二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