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兵和许正平类似，高考进入清华，努力学习并经过艰苦的竞争，成功留校，从给教授们打边炉做起，一步步自助教到讲师，从讲师到副教授，也算是在中国科研界登门入室，留下了名字。

    不过，到了副教授，再想更进一步就很难了，在清华这种牛人聚集的地方更不容易，尤其是田兵和许正平这样的留校生，他们相对于地方院校引以为自豪的文凭，比起如今大学里越来越多的海归派，反而显的弱势。

    尤其是海归的博士们，用一两年的时间熟悉一下环境，转眼就是副教授，实在让打拼多年的本科老教授们情何以堪。

    但国家政策就是如此，一等出头大海龟，二等出头小海带，三等出头清北留，四等出头被枪打。

    田兵不停的做实验再做实验，以期得到超卓的成果，晋升教授，从而将这条漫漫长路走到底――也是因为他有做研究的天赋，他才能选这条路。

    杨锐的目标，则是向田兵展示出远胜于清华实验室的条件。

    兴建不到一年的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条件，自然是极好的。

    杨锐拉着田兵在实验室里转了一圈，田兵就变的眼热起来。

    其实，他之前就来离子通道实验室来参观过了，离子通道实验室里有什么资源，他也了解的七七八八。

    所以，转了一圈以后，田兵忍不住问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假如，我的意思是，假如我到离子通道实验室里来了，我能用哪些仪器？”

    “公共仪器区的仪器要申请，其他科研组内的仪器，你要和科研组的负责人商量，另外，我会划拨一些基础和常用的仪器设备给你，大概三四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另外给你20万元的仪器置办费用，你选仪器，实验室会负责购买。”比起华锐实验室的条件，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条件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但国家实验室就是这样，杨锐不管是实验室负责人也好，实验室主任也好，都不能真的做到为所欲为，起码一点，钱数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无限的资金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的科研模式。

    这个条件，不仅比苏先凯等人得到的差，甚至比起田兵自己的实验室条件都好不了太多。

    田兵在大学里挂靠在其他教授名下，受到的限制比在离子通道实验室里要少，而他每年申请到的经费也有数万元之多，若是去掉需要置办的仪器费用的话，至少在头一年，两者之间的研究经费是相当的。

    没有明显的提高，让田兵不禁犹豫起来。

    杨锐太理解他的心思了，几乎所有研究员的心思都是如此。

    因此，杨锐看着田兵的脸变的失落，心中好笑的等了半分钟，道：“如果你愿意加入离子通道实验室，并且有精力的话，你可以加入到我的实验项目，这样的话，会有多余的课题给你。”

    课题自然是带经费的，但更重要的是，课题有明确的方向和实现方法。

    而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实现方法，智力工作就算是完成了80%了，剩下的无非是运气、时间和体力的积累，当然，是还是需要20%的智力投入，但轻松简单的多。

    不仅如此，完成杨锐的课题，获得的成果和功绩，自然是以杨锐的目标为目标的。

    就像是普通的研究生给导师做论文，往往是以导师的高度为标杆的一样，实验室里的课题组给主任做课题，自然也是以主任的高度为标杆。

    杨锐这个标杆，现今可是世界级的。

    田兵自然而然的问：“什么多余的课题？”

    “限制性内切酶方面的。”

    “这是个大命题。”

    “得是个大命题呀，我们杨主任要发表到Jmc的。”许正平在旁边捧哏。

    田兵的眼神立即亮了起来，Jmc的4。0的影响因子，可是含金量十足。

    田兵至今只发表过两篇影响因子4。0以上的文章，这在清华的副教授一级，或者是普通学校的教授一级已值得炫耀了，但要放在教授一级，就算不得厉害了。

    《Jmc》是如此难发的期刊，以至于之前苏帆就有借杨锐发表的意思。

    尽管《Jmc》如此难以发表，但田兵和苏帆一样，都绝对相信《Jmc》就是杨锐的自留地。

    看看最近一年，杨锐发表在Jmc上的文章数量就知道了，第一作者的总数超过十篇，以离子通道实验室为单位名的论文数量超过十五篇。

    平均到12个月里，等于是一个月都要发表不止一篇的数量。若是平均到发表数量最频繁的半年时间里，那就更可怕了。

    这样的发表数量和发表频次，只能说明杨锐的水平远远高于Jmc的需求，以至于杨锐的论文寄过去，就会得到优先处理。

    在欧美顶级大学，有这种待遇的学者还是很多的，比如著名的哈佛教授，或者知名的剑桥教授，他们要送一篇论文到《Jmc》，也就是打个电话约时间的事，专门的审稿都没有意义，最低的底线是，哈佛的著名教授就是发表一篇错误的论文，也比一名普通学者的正经论文有价值。

    这就像是商品免检一样，当一名学者的自我要求远超于期刊社的要求的时候，期刊社再去以规章制度卡人，那就是将学者往外赶了。

    全世界的期刊不知几千几万种，生物学方面有名的也有几十上百种，是一片残酷竞争的领域，学者中的大拿，是有相当的特权的。

    田兵清楚的知道，杨锐就拥有想发就发的特权。

    “论文的署名……怎么算？”田兵只剩下这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不用杨锐说明，许正平即道：“如果数据和经费来自其他科研组争取的课题，在其他科研组未完全参与的情况下，你们并列第一作者，你的名字可以放在前面，如果其他科研组参与了，其他科研组的名字放在前面。另外，通讯作者永远是杨锐，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田兵连连点头。

    要说起来，这样的条件算不上宽松，但实验室的潜规则就是如此，哪怕老板什么都没做，老板的名字依旧得是通讯作者，除非资金全部来自于你申请的课题。

    不说80年代，和裁军一样大裁减的科研经费有多难申请，就是到了连年提高的21世纪，能直接从国家乃至于学校申请到经费的学者都不多。

    即使是30年后，普通大学的教授，每年能够申请到的经费都不一定有10万元人民币，而十万元的经费，在一瓶试剂动辄数千元的时代，又能做得了多少研究？

    国家科研经费的大头，永远是给了排名在前的学者和教授们了，那些每年拥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经费的院士或者长江学者，其名下的实验楼往往都不止一个，而他们申请到的经费，自然是要分拨给旗下的学者们。

    后者的回馈，除了通讯作者的名头以外，也不能再多了。

    80年代的条件更糟糕，获取资金的渠道更有限，科研老板的条件自然更苛刻。

    杨锐只要一个通讯作者，至多一个并列第一作者的名头，实在是优惠万分了。

    田兵也不是第一天做科研了，对此不仅浑不在意，更是有些感激。

    事实上，如果要冲着Jmc去，就是杨锐不想写自己的名字，田兵也有可能将之写上去。原因很简单，这样更容易发表。

    若是纯为利益考虑的话，头上多一个通讯作者，或者多一名并列第一作者，并不会影响到学界对田兵的评价。

    杨锐见田兵同意，这时候才切入进来，和田兵聊起了限制性内切酶的种种研究，确认田兵有能力完成这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