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比起弗兰奇对震惊的习以为常，阿诺德同志更是以入门级选手的姿态面对了震惊，进了华锐实验室的门，阿诺德还忍不住与弗兰奇低声交流：“这才几天的功夫？”你没听说他在做这项工作？”

    “当然没有，他前些天还在弄辅酶Q10的催化剂呢，过去两个月，他不是写了本书吗？卖的还很不错，是专业类的畅销书。”弗兰奇的确在长期关注杨锐，若不是中国没有欧美发达的媒体和资讯业，弗兰奇早就将杨锐调查了个底朝天了。

    阿诺德正是两个月前，与杨锐谈催化剂合约的负责人，他逗留在京城期间，基本是与日本和挪威的公司在谈条件。

    或者说，几家跨国企业都这么拖着，他们既是想看情况的发展，也是想压低杨锐的报价。

    毕竟，药品的利润再高，也没有白拿5%的干股给杨锐的道理，而且是全球销售额的分红。辅酶Q10虽然远不是重磅炸弹级的药品，甚至连准重磅炸弹都算上，可怎么说也是单公司年销售额过亿的中型品种了，再说了，万一变成重磅炸弹怎么办？

    总不能每年拿出5000万美元给杨锐吧。这样的协议，英国人想想就觉得蛋疼。

    就是现在，以辅酶Q10的销量，2%的收入分红都不少了。

    药品本来就是利润奇高的产品，半合成法的辅酶Q10唯一用到的高价原料就是精制茄尼醇，在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捷利康通常能得到30%以上的利润，2%的收入分红就相当于0.6%的享受分红了，以辅酶Q10目前每年1亿多美元的销售额来算，等于每年60万美元的稳定收益，也很不少了而且还有上涨空间。

    这也是生物学家能拿到的极好条件了，哪怕是美国的知名教授，若是签一份合约，就能旱涝保收的拿到60万美元，那也高兴的跳脚吧。

    可惜杨锐并不满足。

    阿诺德和他的异国同僚们，也只能默契的耗着。

    不过，这也就是一份辅酶Q10的催化剂配方了，要是换成干扰素之类的大玩意儿，各家肯定不会有什么默契，早就抢疯掉了。

    为了获得一种药物，大型药企愿意付出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例如为了获得立普妥，辉瑞最终以8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其开发公司warnerlambert公司，在后者的股东赚翻了的同时，辉瑞也从立普妥身上获得了1300亿美元的总销量，其巅峰年销量是130亿美元，比许多国家的政府税收还要多。

    然而，能够提高一种药物产量的催化剂，终究不是一种独占的药物。

    阿诺德也暂且放下催化剂的事情，翻看杨锐的实验记录，并问道：“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合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发药品，所以，什么合作都需要。”杨锐耸耸肩，又道：“主要是信息方面的，你们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付一笔咨询费。”

    “咨询费？多少钱？”

    “1万美元，报销机票和酒店。”

    阿诺德哑然失笑：“一万美元还不够请一个调查员的。”

    “我知道。”杨锐微笑。

    阿诺德脸一变：“你想让捷利康白做工？”

    “你们派两个人参与进来，随时了解我们的进度，也不算什么坏事，对吧。”

    “那也不可能。”阿诺德嘴角露笑，他想说，你把辅酶Q10的催化剂的配方给了捷利康还差不多，但这个时间不适合提此事，阿诺德也就忍了下来。

    杨锐耸耸肩，道：“那就不要做合作了，我请你们来做观察员，你们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算，这是你们有利，对吧。”

    “不用签合同？”阿诺德心里一动，单方面了解情况，的确没坏处。

    杨锐摇头：“至少签一个保密合同吧。”

    “签了合同，还观察什么？不能报告的观察员……”

    “你汇报结果就行了，省去过程不用说即可。”刚刚到合成阶段的去铁酮，只要不让专门的药物学家来看，也不拍照摄影的话，其实泄露不了多少东西。

    阿诺德因为杨锐的关系，确实非常好奇，不由的犹豫不决起来。

    “不如，你先做一天的观察员好了，看看再说。”杨锐接着就让等在实验室里的公司律师过来，拿保密协议给阿诺德签。

    阿诺德推辞不过，仔细看了协议，签下了名字。

    “老魏，给英国先生们展示一下。”杨锐发了白大褂给两人，就引着他们进了实验室，介绍起了去铁酮。

    杨锐是不可能正常开价给捷利康的，因为他开不起价。医疗行业是一个产业链健全到变态的行业，每种工作都有价格，而且都贵的离谱。

    比如最令人烦心的临床试验，许多人以为临床试验就是医药公司联合医院或者独立进行的药物研究，但实际上，欧美很早以前就有了临床试验的公司，他们专门为各种医药公司提供临床试验的服务，年销售额过10亿。

    至于专业的咨询公司，他们通常是忽悠人的，但收费更是贵的离谱，百万美元的价格只是开始。

    现在，医药公司为了临床前的研究，往往要耗费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其中一半用在了实验室以外，而杨锐是掏不起这个钱的。

    他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捷利康的分红，他的支出主要用于律师费，前者能比后者略多一些，足以杨锐进行一些国内难以进行的实验，比如去铁酮的合成，但在合成之后，任何部分的花钱程度，都不是杨锐所能承担的，更没有能力外包出去，还是外包给捷利康。

    事实上，后世的许多国内实验室，做的就是来自国外的外包工作，比如动物实验，又比如活性成分的测定等等，繁复而颇有利润，但本质上，与富士康是差不多的形式，都是依靠降低成本而榨取的利润，被降低的成本，通常就是科研汪们，或者导师的学生，又或者刚毕业的小硕士博士们。

    在制药的漫长产业链上，越是上层所需要的资本就越高，所冒的风险就越大，而所获取的利润就越多。

    国内的公司和实验室本小力弱，不做外包，也做不了原创药。

    就是80年代的原创药研发，也不是中国实验室所能承担的。

    在这方面，杨锐是有求于捷利康的。

    求人不是舒服的事，但你技不如人，该低头的时候你就得低头。

    做药品不是做艺术，做艺术的可以鼓吹强项令，可以装委屈，可以愤慨可以愤怒可以理所当然可以不屑一顾。

    但做药品的，技不如人还不低头，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自己的积累和周围人的信任。

    这些时间、精力、积累和信任，常常是以十年为单位的。

    浪费一名乃至于多名研究员精华的十年时间，就为了不低头一次，能做得出这种事情的，只有官僚艺术家和畜生。

    杨锐并不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制药领域的新手，杨锐的经验少的可怜，不像是撰写论文或者专著那样，杨锐与制药厂的接触，仅止于实验室和生产的部分。

    如何研发一种药品，这基本脱离了他的教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