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暗含的逻辑，是达尔贝科一贯的形式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杨锐固然是受到了达尔贝科的赏识，但也是成为了达尔贝科的棋子。

    要想成为棋手，或者实际一点，成为重要的棋子，能否代表人体基因组计划来讲故事，是很重要的。

    杨锐稍微思考片刻，既道：“我赞同首先测序人体。人体碱基对虽然多，但是，了解人类自身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得到民众支持的。微生物的测序，或者植物的测序，完全可以由其他单位来进行。”

    “没错，我们要争取经费，就要争取关注，在美国……我想在中国也是一样，没有关注的话题，是很难获取经费的。”达尔贝科有些高兴，杨锐与他的意见一致，是他非常在乎的一点。

    讲故事的人不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敌人，这是第一位的。而学术观点往往是很难隐藏起来的。

    杨锐是接受过新世纪教育的学生，他受到的生物学训练，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人体基因组计划上的。整个21世纪，都可以说是后基因组时代，因此，杨锐于情于理，都是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而且是达尔贝科版本的人体基因组计划支持者。

    后世已经证明这项计划的有效性，杨锐更没有改变此点的兴趣，从结果来倒推，杨锐也是很佩服达尔贝科的大胆和坚持。

    当然，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不讨论核心政治问题，说什么都行。

    在与杨锐交流了一些基因测序方面的技术以后，达尔贝科的话锋一转，道：“在完成人体基因组的测序方面，我们目前有两个选择，其中一种，是我们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基因，最后拼成一个大图，第二种，是我们整体上研究人类基因组，分析整个人类的基因序列，我支持第二种选择，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你认为呢？”

    在85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但杨锐坚定的道：“我也支持第二种。”

    “为什么？”

    “不仅因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整个人体基因组计划，是应该有先后顺序的。其中一点，我认为应当是技术先行。优先发展技术，必须将基因组测序和绘制图谱的工具和方法，当做一个更大的项目去进行，更准确的说，如果是我来设计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话，我要先完成相关的技术开发工作，再去进行真正的人体基因组测序。”杨锐说的缓慢，但语气郑重。

    对于一项科研项目来说，这是非常常见，又非常重要的决策选择。

    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杨锐，达尔贝科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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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3章 依据文章 （补更）

    “你的想法……将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国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拨款机构，看不到我们的产出，基因组计划就有可能被叫停……”达尔贝科显然也思考过先做技术还是先做测序的问题，但并没有决定。

    杨锐道：“人体基因组计划与其他的项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

    “如果采用目前的技术，测序将会非常非常的漫长，的确，如果直接测序，用现有的技术和工具，我们也许能在第一年得到一些成果，5万个碱基对？”杨锐不屑的笑一笑，道：“我们的目标可是30亿个碱基对，而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如果不进行大量投入的话，哪怕预算15年，我们也无法完成整个项目。”

    “但从国会和民众的角度来说，我们至少得到了5万个碱基对，这是看得见的好处，对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发展技术，而且，测序本身，也能帮助我们发展技术，不是吗？”

    杨锐毫不犹豫的道：“不可能，测序本身就是一项体力活，我们需要关注测序的方法，也需要关注测序的结果，至于测序本身，没有意义。”

    达尔贝科有些惊讶于杨锐的武断，但他也是深入前线多年的人，仔细想想，却不得不承认道：“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想，就算是国会，也会要求我们一边发展技术，一边测序的。”

    “如果让我选择，我不建议这样做。”杨锐摇头，道：“即使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测序，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成绩，也会很难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成果来。要我说，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除了测试以外，都不应该进行哪怕一个碱基对的测序。”

    不止是达尔贝科，蔡教授和托拜尔斯也听傻了。

    这是杨锐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赞同达尔贝科的意见，而是与达尔贝科的意见相左。

    对于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日后的关系和位置，杨锐此时的表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当然，他提出的意见，也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

    达尔贝科不由的深入思考起来，过了一会，问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压力会大大增加。”

    “只要项目成立，如此巨大的项目，哪怕是再急功近利的人，也不会要求我们在一年或者两年就给出成果吧，所以，先期完全放弃碱基对的测序，专注于技术，我认为，压力虽然会增加，但不会增加的太多，第三年的话，压力也许会增加的很多，那个时候，再做一定量的碱基对测序，也是可以的。”杨锐轻声解释。

    “有必要如此吗？”，

    “非常有必要。”杨锐道：“我们不测序任何一个碱基对，我们可以向投资人，或者民众解释，我们现在采取的技术先行的策略，我们现在的准备，是为了后期更快速的完成碱基对的测序，而且更省钱。而我们一旦进行了测序，比如第一年，我们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结果是什么？投资人和民众会高兴吗？”

    达尔贝科迟疑的道：“不会吗？”

    “当然不会，因为任何人都会这个简单的计算，我们用了一年才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年才能完成5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0年是500万个，1000年才5000万个测序，于是，所有媒体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人体基因组计划完蛋了。”杨锐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大招。

    达尔贝科愣住了，转瞬，道：“我们第一年测序5万个碱基对，并不代表我们明年的进度还是这样，我们第二年的进度也许是100万个碱基对。第三年也许就能完成1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二年再测序？普通人是无法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的，他们会用自己薪水的涨幅来判断技术的革新，比如10%的进步，或者多一些，翻倍的进步，但没有人会相信20倍的涨幅的，而要我来判断的话，50倍的涨幅都是能做到的。”

    “你的意思是，采用技术先行的策略，一年就能有之前50倍的速率？”

    “没错，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尽可能快的完成基因组计划，获得竞争优势。”杨锐内心其实有些感慨。人体基因组计划进行了十多年，花费了20多亿美元，才第一次完成了人体23亿个碱基对的测序。

    但是，到了2015年，对人体23亿个碱基对测序一次的成本，已经降低到了99美元，消耗的时间以小时来计算。

    这种技术革新的速度，即使是达尔贝科，也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

    应当说，杨锐是以过去的经验，来尝试影响达尔贝科的决定。

    达尔贝科也确实受到了影响。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个话，甚至就是蔡教授，甚至就是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理查德教授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达尔贝科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可杨锐不同。杨锐是pcr的发明人，杨锐还是基因组学的开创者。

    达尔贝科是自始至终都关注着杨锐的研究的，就目前做基因方面研究的学者，没有不关注杨锐的工作。所谓树的影人的名，杨锐在过去两年里的表现，决定了他的思想的价值。

    假如让达尔贝科选择，谁最有资格估计基因技术的发展速度，杨锐或许不是第一人选，但是，假如要让达尔贝科在自己和杨锐之间做一个选择，他更相信杨锐。

    所谓术业有专攻，达尔贝科在基因领域，尤其是基因技术领域的研究，远没有杨锐深入，而且，达尔贝科已经不再年轻了。

    一名学者的研究生命可以持续的很久，但要依靠自己，特别是依靠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来完成研究工作的，年龄通常都在40岁以下，起码是50岁以下。

    这是学者的黄金年龄，超过了50岁的学者，可以做一名称职的学术带头人，可以做一名称职的实验室管理者，可以做一名称职的项目管理者，但并不适合否决精力体力和智力正在巅峰状况的学者的学术成果。

    “你认为采用技术先行的手段，我们用几年时间，能赶上技术并行的成果？”达尔贝科心里已经有了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