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格索尔与众记者走进会议室，一眼就看到了杨锐。

    杨锐静静地坐在长条会议桌左侧的第一个拐角处，看不出有什么科学家的风范来。

    事实上，他身着暗色条纹西装，略显鲜艳的领带和亮晶晶的袖口，展示出一丝不同于政客的活跃性，整体来看，银格索尔宁愿相信杨锐是一名商业银行的高级经理，而非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天才。

    “各位请就坐。”舍伍德与许多记者都认识，并且与两名老资格的记者行了拥抱和贴面礼虽然内心冷漠外表冷酷，但瑞典人的见面礼却是表面热情无比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确实很有维京海盗的文化派。

    “舍伍德局长，已经确认马尔勒案的凶手了吗？”问话的记者坐在银格索尔的斜对面，他的胸牌上写着《纳克人报》的字样。

    与《瑞典日报》不同，《纳克人报》是区域性的大报，虽然在斯德哥尔摩也有出售，但销量很小，它们总体上是服务于所在地区的，银格索尔基本没有与之接触过，只知道他们是一周发行六次的晨报。与类似的周日停刊的报纸一样，《纳克人报》是依靠订户活着的报纸，换言之，它的当地属性很强，而全国属性很弱，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事，通常对纳克人报吸引力匮乏。

    但是，马尔勒案的影响力显然不止于斯德哥尔摩一地，或者说，它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是一件谋杀案了。

    瑞典的大多数城镇都是类似马尔勒一样的，安静、平淡又冷漠。邻居与邻居之间相隔几十上百米的距离，朋友与朋友之间隔着半米的距离，瑞典人喜欢这样的生活，希望维持这样的生活，并不觉得这样的环境，就应该出现不能侦破的连环凶杀案。

    马尔勒案表面上看起来是连环凶杀案，但瑞典人乃至于北欧人关心的重点，其实在于“我们的生活状态”。

    银格索尔想到此处，立即将“我们的生活状态”几个词记录了下来，并在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瑞典人的生活状态是否能够继续呢？

    银格索尔暗暗想，我们可不希望瑞典像是美国一样，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或者像是法国一样，变成一个低效率的国家。

    然而，瑞典人是否有能力维持这样的生活状态呢？

    银格索尔主持《瑞典日报》的社会版，他知道这样的问题并不新鲜，瑞典人时不时的就会自我怀疑似的讨论一下。

    但是，这个不新鲜的问题，其实正正说明了瑞典人所担心的东西。

    “通过杨锐先生提供的pcr仪，我们已经确定了马尔勒案的凶手。”舍伍德局长的话，打断了银格索尔的思绪。

    只见舍伍德局长两手轻压，阻止了有些混乱的询问现场，道：“我们暂时还不能告知大家，他的名字，我们正在向法官申请搜查令和逮捕令，在得到法官的批准之后，我们才能公布嫌疑人的身份。”

    “是一名凶手还是多名凶手？”纳克人报的记者再次发言。

    “我们暂时只确认了一名凶手，但并不否定多名凶手的可能。”舍伍德回答的很小心。

    “武器呢，你们找到了武器吗？”

    “还没有。”

    “凶手是男性吗？”

    “暂时还不能透露。”

    “你刚才说了他，是男性吧。”纳克人报的记者层层追问。地方报纸就是这样，他们不做那些人尽皆知的大新闻，更不会将名人的行踪变成资源，事实上，他们总是喜欢抠住当地新闻的细节，并用与众不同的细节来满足订户。否则，如果只是大而化之的大新闻，读者们很快就要流失去大报了。

    舍伍德局长被追问的有些狼狈，勉强的笑了一下，道：“我刚才说过了，有关嫌疑犯的身份，要等法官同意之后，才能告知大家。现在请大家进来，我只是希望一旦逮捕令和搜查令生效，能够让大家立即知道相关的细节。”

    他这段话说的大义凛然，实际上，却是在杨锐坚持下，做出的决定。

    舍伍德局长约莫能猜出杨锐的心思，但越是如此，他反而越是配合。

    就算诺贝尔奖是在瑞典颁布的，瑞典得到的诺贝尔奖也是凤毛麟角，舍伍德局长还是很愿意与杨锐这样的科学家打交道的，有能力竞争诺贝尔奖的学者，那就是真的有能力。

    另一方面，杨锐愿意注意到瑞典媒体，舍伍德局长也是心中暗爽，这是一种不能名言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绪，它们促使舍伍德局长下定决心。

    银格索尔注意到舍伍德局长两次谈到“逮捕令”和“搜查令”，微微皱眉道：“舍伍德局长，法官是否有可能否决你们的申请，我是说逮捕令和搜查令。如果否决的话，你们是否有备用方案？”

    舍伍德局长迟疑了一下，道：“我们期待情况向好的方面去。”

    杨锐听着他的外交辞令，稍稍抬眉。

    如果是在后世的话，警察拿到dna证据，一个案子基本就算是妥了。辛普森杀妻案之所以检方败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辛普森的律师要求摒弃dna证据，并得到了法庭的支持。

    不管怎么说，在后世的司法环境下，dan证据是妥妥的证据之王，是通行法庭的证据。

    然而，86年的世界尚未形成这样的认识。

    如果瑞典法庭不信任pcr仪，斯德哥尔摩警察局的行动，很可能就会无功而返。

    当然，斯德哥尔摩警方是不吃亏的，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最大嫌疑人是谁，之后采取别的手段，一样有几率拿到逮捕令和搜查令。只是那样一来，杨锐的宣传大计就无从谈起了。记者们的文章也必然会失色不少。

    许多人都想到了这一点，不禁坐立不安起来。

    这时候，又有一名作者，直接问到了杨锐，道：“杨锐先生，您是南瑞典报的迪克，您是pcr仪的发明人，您认为法庭是否应当批准逮捕令和搜查令。”

    “法庭的想法，我不能揣测。”杨锐顿了一下，道：“通过pcr仪鉴定出来的结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您的pcr仪从874人中选出了一个人，并认定他是凶手，对吗？”迪克没有追索杨锐的话，而是再启话题。

    杨锐道：“差不多是这样。”

    迪克露出兴奋的眼神，提高声量，道：“让一台机器决定谁是罪犯，您认为正确吗？”

    让机器代替人来做裁决，这样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时不时的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他们中，机器大部分时间都是扮演反派的。

    杨锐用英语说话的时候，语言的敏感性要差很多，所以没有听出迪克话中的声音，直到对方图穷匕见，杨锐才发现，这家伙竟然是来踩自己。

    dna鉴定与“机器决定谁是罪犯”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是，杨锐即使如此解释，恐怕也也不会得到认可。

    如果在场的记者中，有足够无耻的家伙，他们完全可以断章取义，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文章。

    瑞典媒体喜欢深挖题材，并不代表他们有更高的觉悟性，或者更高标准的道德感。

    望着迪克的眼神，杨锐仿佛能够看到，自己被他在报纸上大加鞭笞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