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语兰说不出话了。

    于是，徐武继续奔波，而景母也开始准备，前往北*京投寄景存诚写的信件。

    杨锐要求软文是一篇一个风格，最好一个人写一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或杂志上。

    这些软文，大部分都是回忆录或报告文学的形式，短小精悍，但都突出了贡献、奋斗之类的情绪。

    景存诚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也都到了回首往昔峥嵘岁月的年纪，即使猜到了徐武的目的，却并不反感。

    而他们写好的文章，有能力的就自己找人刊登，没办法的人就交给徐武，让他想办法发表出去，当然，这又是一大笔的花销。

    等到景母京城的时候，她的记账本上，已经划到了8000元。

    这比三个万元户的家庭的现金都要多了。

    景母惴惴不安，又觉得骄傲。

    她也是读过“奇货可居”的故事的。战国时期就有人投资政治家，杨锐的所作所为，亦是无可厚非。

    所以，尽管大家没有敞开说，杨锐的目的，景存诚一家，都自觉是清楚的。

    经过十年的寂寞，至少在景母眼里，能被利用也是一件好事。

    一篇篇写有景存诚战功的文章，一篇篇写有景存诚工作业绩的文章，在或大或小的媒体上出现。

    作为一名40岁就做到副部长的转业干部，景存诚确实有着相当不俗的功绩，加上现在正是回忆文字流行的年代，他们准备的软文，有一半顺利的刊载，另一半也在积极的洽谈中。

    杨锐只是静静地等待，此事没有多少需要他插足的地方，除此以外，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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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 通达

    有关景存诚的软文不是铺天盖地式的，而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诸如《x团x地血战三日》，或者《x纵x团连战连胜挺进700里》之类的文章，间歇式的出现在各个地方的报纸或杂志上。

    这是80年代是最受欢迎的两类文章之一，另一类自然是描述外国月亮更圆的文章。

    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的两面性所决定的。现在的报纸会在三版大谈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国人的生活如何如何的美妙，四版就在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如何英勇顽强，杀敌致胜。

    此类报纸都卖的很好，内版看起来也颇为和谐。尤其是xx日报，xx晚报之类的媒体，它的头版不可避免的变成了领导人的起居注，后面的三四版又不敢像是什么都往里塞，就喜欢放些回忆和展望的文章。

    回忆讨老干部的欢心，展望讨年轻人的欢心，几乎是两边都不得罪。最难得的是，老干部们也好奇外国是什么模样，年轻人对战争年代亦是向往不已。

    景存诚的人生经历丰富，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老干部一样，当他们沉默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老头，可是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的一生，简直能撰写一个书架的文章。

    能在40岁做到副部级，景存诚既有能力，也有资历，而资历，自然是枪林弹雨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积累出来的。

    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了。

    有些故事，甚至是他忘记了，其他人却记住了。

    而这些文章，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个副作用，看到文章的战友们和同事们，有了重新聚一聚的想法。

    景存诚有文化有能力，无论在军队还是中纺公司，都升的很快，所以，他也就有了互不相交的战友和同事。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互不相交的战友产生相同的想法，然后组成互不相交的战友会和同事会。

    战争年代的友谊，特别是对活人来说，总是弥足珍贵的，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风波中闯过来的同事，也很不容易，一些人生了龌龊，一些人则结成了更深的友谊。

    杨锐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出变化。

    当他接到电话以后，很是发愣了一会儿，才道：“我们支持。”

    电话里嗡嗡的响，徐武从来没有这种经验，问：“咱们怎么支持，老景的战友和老同事都在全国各地呢，我在河东的那点关系，拉不到支持。”

    他显而易见的想到的是公家的支持。

    现如今，普通人出去吃饭，都会问一句有没有报销才点菜，战友会和同事会什么的，想寻求支持，自然也是找官方的支持。( )

    杨锐撇撇嘴，道：“他们能找到各级政府帮忙，那是他们的事，除此以外，如果需要的话，咱们以个人的名义提供一些支持。”

    “个人的名义，谁的名义？怎么提供支持。”

    “就你或者景伯父的名义。我们给外汇好了，各级政府再怎么帮忙，也不可能拿外汇出来不是。”即使是在北京，也就是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等少数部委，稍稍有一点活动的外汇，但那些钱也是不好用的，层层审查是最起码的，除非是国家级领导人，其他人还是别指望能套出外汇来了。

    杨锐却不同，他今年分到了15万美元的分红，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购仪器了，但就是剩下的零头，也够他奢靡的铺张浪费了。更别说，某些订购的仪器还不用立刻缴纳尾款。

    徐武却是听傻了，说：“你知道老景有多少老战友和老同事吗？”

    “不知道，但想组织战友会的，总不能是所有人吧，而且，咱们可以根据战友会的不同，给予不同力度的支持。”

    徐武已经听不懂了，说：“你就一次性说出来吧，电话费挺贵的。”

    长途电话确实挺贵的，杨锐抬头看看柜台后面的吴倩，她拿了一个纸板，正帮杨锐记录时间呢，免得他多花冤枉钱。

    杨锐笑笑，重构了一番语言，继续在邮电所的电话亭里，说道：“咱们可以直白一点，你找那些想搞战友会和同事会的人，请他们在战友会和同事会上，公开支持景伯父，如果可能的话，请他们写一些书信，寄到北京去。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拿一些外汇给他们，作为战友会和同事会的开支。如果不愿意，那就当是没有这么一回事，随便他们自己组织。当然，给一些人民币意思意思也是可以的。”

    寄信到北京陈情，为某某人说项以平反，或者以个人名义寄信到中央部委，在整个80年代初都是非常普遍的。也有些人会组织朋友同事帮忙写信，希望看到信件的组织予以考虑。

    当然，更厉害的还是上访，或者在一些民主生活会之类的地方，直接对上级领导做出要求。

    不管上级领导喜欢不喜欢，在这一时期，这些招数都是非常有用的。

    简而言之，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平反工作要说有条不紊的进行，那肯定是胡说八道，但它毕竟是有一定的顺序的，有的人早点被平反，有的人晚点被平反，有的人最终也没有平反。前两者且不去说，后者中，却是少不了矫情和傲娇者。

    那些以为上级机关一定会记得自己，一定会有自己考虑的人，一个不小心，就泯灭于众生，最终没赶上大平反的好时光，以后不得不常年奔波，寻求当年本可以简单解决的方案。

    全国几百万人要平反，审查的人数超千万，卷宗不知道要多少亿，组织审查工作的人才那么点，除了领导要求的以外，高效率又查无遗漏，简直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