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处长还伸着手,满桌子舞动呢,这下子呆住了。
“独立建厂”这个词,杨锐前面还是用给原料企业呢。
杨锐却不给他反应的机会,换成英语,说:“我认为,粗制茄尼醇的提取和制造,是最考验本土化实力的。如果国医外贸能够组织地方企业,建设粗制茄尼醇工厂,新建的合资工厂,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另外,精制茄尼醇工厂,也不是必须国医外贸的加入。”
弗兰奇这下子听明白了,杨锐是想将国医外贸都踢出局。
尽管有点可怜海处长,弗兰奇还是在心里暗暗点头,不过,他没有明确的表示。
踢国医外贸出局,固然能提高捷利康的股份,但捷利康和国医外贸是长期合作伙伴,这样的先例却是不好的。
杨锐翻着手解释,说:“国医外贸最主要的作用,在于他们占据了国内的医药销售渠道,以及能够影响到原料收购的渠道。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采购烟叶,运输烟叶,还是向国内销售茄尼醇,都少不了国医外贸的参与。但是,如果将粗制茄尼醇工厂和精制茄尼醇工厂分开,将后者建厂到香港,精制茄尼醇工厂就不需要国医外贸的参与了,甚至,也不需要生产企业的参与。”
“只需要技术和资本的合作。”弗兰奇不由自主的补全了,这个提案太有诱惑力了,因为香港现在仍然处于英国的管辖,在香港建厂,对捷利康公司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另一方面,建厂香港,不仅能利用到中国大陆的资源,还能减少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也是无数外企建厂香港的主要原因。
海处长却是吓坏了,用看猛虎的表情看杨锐。
他想削减杨锐的股份的话都没说出来,只是提了一下粗制茄尼醇的问题,竟而就要被踢出局了。
这个恐吓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海处长知道,杨锐的华锐制药公司,就是注册在香港的。
由华锐制药公司和捷利康合作,并将国医外贸和地方企业,以及原料企业组成的粗制茄尼醇工厂当作供应商。
这样的组合,就是好肉都给自己吃,骨头才丢出去。
而且,骨头上留的肉还极少。
至于杨锐有没有胆量将此事付诸实践,海处长也毫不怀疑。
这种有15万美元的中国人,早就想去香港定居了吧,杨锐有本事又有钱,干脆去香港开公司,他一个央企的处长,其实也难阻止。
“咱们再谈谈,再谈谈……”海处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弗兰奇先生怎么说?”杨锐看向弗兰奇。
“建厂香港的确是一个选择。”弗兰奇看了看海处长,又道:“捷利康还是希望能够延续与国医外贸的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要说看重国医外贸,捷利康公司自然是很看重的,毕竟是中国医药市场的出口品垄断公司,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杨锐的价值也慢慢显现了,一个19岁的少年,先后开发出两项领先世界的技术,发表了十几篇高质量论文,尽管精制茄尼醇的技术尚未进行验证,但有首席技术官对论文的验证,一名冉冉升起的科技新星已经展现在了弗兰奇面前。
捷利康的总体战略是与国医外贸的合作,但国医外贸并不是捷利康在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合作伙伴。
如果与杨锐合作更有价值,捷利康改换门庭,另找一家中国的央企合作,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
所以,弗兰奇现在完全处于观战模式了。
海处长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稍作犹豫,即挣扎道:“我们可以按照西捷工厂的标准,来讨论股份构成。”
西捷工厂可没有精制茄尼醇这么复杂的问题,规模也相对较小,如果按照西捷工厂的标准来,国医外贸必然是吃亏了。
杨锐说建厂香港,也是威胁的意味居多,毕竟,他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谈判,分量实在是太小了。
如果没有一点拿得出手的威胁,杨锐肯定要被吞的骨头都不剩下,5%的股份都可能拿不到。
国医外贸上一次能同意给杨锐25%的股份,既是杨锐的非暴力不合作起了作用,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准确的估值。
要是知道25%的股份一个季度就能产生十几万美元的利润,打死他们也不会给杨锐。
甚至,要不是代持股份的是香港华锐制药公司,国医外贸已经都反悔了。
精制茄尼醇的工厂更值钱,利润也可能更高,以西捷工厂的标准讨论,原本是国医外贸怎么都不会同意的条件。
海处长一来是着急,二来是因为少了原料企业分润股份,这才急忙说了一句。
接下来,餐厅里就沉默的能听到相互间的呼吸声了。
良久,杨锐才说:“以西捷工厂的股份分配为准线做讨论,可以考虑。”
“太好了……”海处长长出了一口气,突然醒悟过来:我这是在做什么,以25%为基础讨论股份,有什么好的,总部那边怎么解释……
“国医外贸内部,对股份也有一定的要求吧。”杨锐再次出言,扰乱了海处长的思绪。
“是。”海处长变的沉闷起来。
“是多少?”
海处长无奈的瞥了杨锐一眼,说:“底线是机密,我没法告诉你的。”
“我猜一下,20%吧?”这个消息,是杨锐从韩大姐那里得来的,既然天津制药二厂的合资厂里,捷利康的股份是20%,而他们又寻求提高股份,那他们的底线就在20%左右了。当然,这是按照五个股东分配的底线。
弗兰奇笑笑,说:“捷利康是主要出资人,我们要50%的股份。”
“国医外贸希望能拿到30%的股份。”海处长说的是“希望”,等了一下,接着道:“生产企业,最少还要分配10%。”
他绝对是往少里说了,天津制药二厂分得的股份都是30%,韩大姐代表的天津制药三厂是家小厂,所能承受的最低股份都是15%。
而就总股份来说,捷利康公司是投资人,80%以上的资金都是他们出的,分得50%已经是国内政策的妥协之举了,剩下来,可供分配的股份总共就是50%。
海处长说国医外贸拿30%,剩余的仅仅20%,再给药厂10%,留给杨锐的只有10%,而且是含了药厂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杨锐就当没听懂生产企业的分配要求,首先要求海处长减少国医外贸的股份。
海处长此时方才有点拿回主动权的感觉,他照着自己想法,慢慢的谈了下去,快到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才做出让步,说:“国医外贸最低要22%的股份,剩下的28%的股份,由你和生产企业自己谈好了,谈下来多少,就是多少。”
“国医外贸21%。”
“好,21%就21%。”只要比20%高,海处长就好写报告了,哪怕杨锐和生产企业谈不下来,他也有更多的空间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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