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侥幸。”蔡教授这一次把表情放严肃了，道：“这一次是让你给做成了，咱们自然可以笑呵呵的回忆一下过程，但你就没想过，自己做失败了会怎么样？”

    会议室里重新陷入了沉默。

    混日子的科研可以很轻松，渴望成功的科研却可以变的很残酷。

    某些时候，向着成功奔跑，意味着进入残酷到令人无力的世界。

    而最普遍的残酷，就是科研经费的残酷。

    没有科研经费是做不了科研的，这一点，经历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科研人员们，心里都清楚。当然，在政府的宣传中，的确是有一些科研人员，用很少的经费，做出了很大的成果，但那就像是彩票中奖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是有可能的，却永远是无法保证的。

    10年前，北大的陶其敏教授，之所以在自己身上试打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无非是弄不到几十万一只的大猩猩。而之所以需要试打，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乙肝疫苗，只需要最后一步的试验，就能制造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疫苗。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得到那只大猩猩。

    很难想象，陶其敏教授是在何种心情之下，选择了给自己注射。绝望？也许太沉重了，但希望，又实在太轻松。

    这或许不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决定，但也肯定不是一时冲动。因为陶其敏有两个孩子，她将此事告诉了两个孩子，只是“两个孩子还小，啥也不懂”。

    不是别无选择，没有人会冒着终身传染病的风险，给自己来一针的。

    至于当时的管理层，没有给陶其敏所需的大猩猩，或许也是理由充沛的。也许是忙于他顾，也许是能力不足，也许是不信任陶其敏的临门一脚……

    既然世界顶级球星也可能踢飞点球，研究员临门一脚失败，也不足为奇。

    失败的理由千千万，却只有成功才会得到赞誉。

    成功的杨锐，会得到发表论文到《细胞》的机会，失败的杨锐呢？

    “提供给你资金的这家华锐实验室，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蔡教授理所当然的做出猜测，并道：“有什么难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帮你解决。”

    会议室内诸人纷纷点头看向杨锐。

    “只是正常的科研合同，对方看中了我做的辅酶q10的技术，于是提供资金给我，所幸做的不错，于是有了第二笔资金。”杨锐毕竟年轻，又处于成功的兴奋中，与蔡教授等人的感触并不相同。

    唐集中以为他是抹不开面子，忙道：“杨锐，蔡教授是学部委员，就算是商业合同，他也能帮得上忙，你有困难就说出来。”

    王永也道：“我们都说，不能流血又流泪，你做出了成果，这是好事，对方也是投资，不要觉得亏欠他们。”

    他们觉得杨锐是轻描淡写。科研竞争岂是请客吃饭，看看理查德就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全球前10的大学，在生物方面的排名几近顶峰，但就是这种顶级名校中的教授，亏掉上百万美元以后，也彻底消沉了下去。

    对于杨锐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任何资金提供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例。失败了固然惨不忍睹，有时候胜利了都会惨不忍睹。

    好像鸩酒一般的资金提供方案，普通国人尚不了解，在座的教授们又怎么会不了解。

    蔡教授再道：“你不要有顾虑，你是我们北大的人，北大不会让你吃亏的。”

    “谢谢蔡教授，确实是不错的合作方案，而且现在是成功了，没有后遗症。”杨锐略有些感动。

    蔡教授能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确实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虽然在《cell》的论文发表以前，各种难题依旧存在，而北大并没有如此郑重其事的提出来，稍显势利眼，但杨锐却很能理解。

    因为在论文发表以前，在研究成功以前，有的人明知道是毒酒，也宁愿喝下去的。

    喝下毒酒至少有了资金，至少能破釜沉舟，胜或苟延残喘，败或死得其所，总好过浑浑噩噩的任项目从手缝里溜走。

    过去那些年，大部分的中国研究员都不分享研究成功的红利，比如著名的钱学森，造出了原子弹，获得的奖金总额是10元人民币，换言之，研究失败，他的奖金也就少10元而已。也就是进入了80年代以后，科研人员的下海潮，才给研究人员带来了胜利红包。

    正因为如此，80年代初期的资本毒药并不受人排斥。

    杨锐愿意喝下毒酒，是杨锐自己的事，北大管不着，也没必要管，甚至可以说，杨锐有本事找到毒酒，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多少人想找毒酒还找不到呢。

    而杨锐现在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成绩，蔡教授主动递上解药，不仅难得，而且称得上尊重他的选择。

    唐集中又仔细问了杨锐有关合同的细节，都被杨锐一一作答，当然，他的版本是参照自己与黄茂等人签署的合同来说的，属于后世略显苛刻，现在略显宽厚的合同范本。

    蔡教授等人仔细听着，几名与老外打过交道的教授也提了建议。

    这一段说完，会议室又渐渐安静下来。

    杨锐打量着两侧，心想：看来是要解开谜底了，不知道蔡教授集合了众人，是想做什么。

    最可能的是合作再做克隆突变基因分析钾通道的项目，杨锐他们做出来了一个，但决定钾通道的基因又何止十个百个，头几个做下来的，十有**还能上顶级期刊。

    这也是杨锐的论文能在同一期占最多的篇幅的主要原因，虽然顶级期刊都要求开创性的研究，但像是杨锐这种开创性，也差不多算是一流了。

    接下来能做到查遗补缺的研究者，再能登上《cell》，待遇也会不同于杨锐的论文待遇，再之后做钾通道分析的论文，想上《cell》就非常困难了。

    当然，等到大多数的钾通道基因都被折腾和发现出来了，花费更多时间和经费做出来的论文，也可能重登顶级期刊，这就好像时尚界的复古风一样，似有规律又无规律。

    其实，什么样的研究算是开创性的研究，进而登上顶级期刊，本身就有点像是时尚界。杨锐的论文在正式发表以前，大家都觉得有机会，但谁也不能肯定的说，他的论文就一定会发表。

    这就如同是一名设计师，做出了许多人都喜欢的菱形大花风格服饰，可他能不能在巴黎米兰秀出来，谁也说不上。

    可另一方面，一旦设计师在巴黎米兰秀出来了，菱形大花风格服饰就是毫无疑问的新时尚，就像是开创性论文一旦在顶级期刊发表，就确立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这个阶段，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且，后来的跟风者，只要速度够快，质量不错，反而能够确定的登上顶级舞台。

    然而，在五年十年过去以后，经过了时间的沉淀，跟风者往往随风消逝，原创者却会以自己的作品重新确立地位。

    对论文来说，高额引用数将会是最基础的褒奖。

    现在，杨锐的论文刚发表，各国研究者在钾通道的研究方面，基本都处于相同的程度，北大如果也想跟风混两篇顶级论文，找杨锐是最简单的途径。

    毕竟，杨锐的论文并非是事无巨细的进行描述和说明，期间的复杂过程，还是会耗去后进者大笔的资金和时间。

    如果与杨锐继续合作钾通道的研究的话，他们甚至有可能赶在第一个跟风者出现以前，再抢发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