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连绵不绝的项目设计更是一个实验室的健康保证，虽然不健康的实验室比比皆是，但加入一间健康的实验室毕竟要舒服一些。

    许正平只希望能通过杨锐做跳板，最终得到自己的独立实验室。

    这其实是正常科研人的正常路，许正平作为一名普通人，科研之路走的还是颇顺的，不过，要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在北大这样的学校，却不是普普通通就能达成的愿望。

    许多北大的副教授乃至教授，到了许正平这个年纪和地位，往往就是三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等自己的老板退休，自己继承老板的实验室，但这并不容易，一方面要老板和学校的支持，一方面还要获得看得过去的个人成果，这三个条件，许正平都不能完美的达成，所以他才决定跳出来。

    然而，跳出来的另外两个选择也并不容易。

    直接申请项目，然后获得自己的实验室是后世的副教授和教授们最多人选择的。但在80年代，整体科研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获得独立实验室的难度一点都不比继承前任的独立实验室小，而对申请人来说，独立实验室拥有了财政独立是没错，可所有的经费争取都得自己来。这要耗费用于科研精力，而另一方面，争取经费，升级实验室，又都有赖于科研成果，以及项目申请。

    最后，通常也是名校教授们独有，却最不愿意做出的选择，是前往地方院校。

    地方院校缺钱缺人缺设备缺传统，唯独有一样不缺，地方政策和编制大大的有。

    如河东大学这样的学校，日后就是普通的重点加211，以全社会的眼光来看，211自然亦是不错的，全国总共就100所，而中国有30多个省，约莫安分之一都只有一所211大学，除了少数几个教育强省以外，211大学就是绝对的好大学了。

    然而，若是以科研为发展目标的话，211又算得上什么，985也就是将将够看，即使如此，这样的好学校，一年少说要毕业几十万的学生，钱都花到了学生身上，又有多少钱搞科研。这还是国内的情况，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埃及最好的开罗大学平时都没什么人知道，一所河东大学又哪里能入得许正平这样的北大副教授的眼。

    不是到万不得已，或者对方给的个人条件极好，否则，名校的教授们是轻易不愿意离开北京。在教育科研方面，中国是没有什么北上广的，只有北京而已。

    不过，前往地方院校是一定能拿到独立实验室的，稍微努力一下，建一所省级实验室都能做到，但河东省的省级实验室和北京市的同级实验室，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概念，给的经费和支持都是不同的。

    然而，世事总是不能让人如愿，越是普通人越是如此。

    许正平在读书期间，毫无疑问的是学霸，而且是大学霸，这样才能考上北大，留校于北大，继而按部就班的成为北大副教授。

    可惜科研从来都是学霸集中营，稍微弱一点的学霸，进入这块地方，都要被挤成渣都不剩的。许正平这样的大学霸，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极难得的，但在科研集中营，他依旧只是一只普通的大学霸，兢兢业业是他最好的注脚，也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

    离子通道实验室，就在许正平提供的稳定浮力之上，缓缓前进。

    而在华锐实验室，一群被杨锐认定为小牛的中青年们，却是轻松自如的做着简单的工作。

    pcr可谓是最简单的诺贝尔奖成果，原始版的pcr的确会遇到不少麻烦，比如没有耐高温的聚合酶，就必须派专人一次次的添加新的聚合酶，恒温水浴锅也需要三个，分别是94度的高温变性温度，58度的低温复性温度，以及72度的适温延伸温度，恒温的时间还需要秒表计时。

    但在有了耐高温聚合酶以后，首先省去了一次次添加新的聚合酶的过程，杨锐一个人就能完成主要工作。

    而小牛们只要做边角料的测序、检查、制备等活计就可以了。

    然而，杨锐遇到的问题，却与美国人遇到的问题截然不同。

    第一步，80年代的中国没有现成的试剂可买的，从基础的到高级的，全得李文强他们一步步的做出来。

    比如最基础的寡核苷酸，就不能指望国内的研究所能提供了，他们生产的无论数量还是浓度，都不能满足杨锐的需要。

    而在美国，早就有这样的专门实验室，提供专门的寡核苷酸了。

    事实上，pcr的原发明人穆里斯，就在这样的一间实验室里做主任。

    杨锐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得从做寡核苷酸做起。

    就此点来说，杨锐至少落后他默认的竞争对手三年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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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7章 DNA合成仪

    寡核苷酸就是寡聚核苷酸，它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寡聚，一个是核苷酸。

    这个词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就是起名字的中国学者文青病范了，起了一个看起来就麻烦的名字（我本来想查一下是哪位大侠起了诸如核苷酸、鸟嘌呤、胞嘧啶这样的蛋疼名字，查了半个小时都没查到，转念一想，我也是鸟蛋疼了才干这种事……）

    核苷酸本身是一种基础分子，对生物体的意义和一氧化二氢差不多。而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组成物上。核苷酸连在一起，就是核糖核苷酸，也就是rna；再脱一下氧，叫脱氧核糖核苷酸，就是dna。

    而寡聚核苷酸，就是一群核苷酸聚集在一起，聚的还不多，总数在二十以下，所以谓之寡聚，变成了闲的没什么卵用的寡聚核苷酸。

    当然了，寡聚核苷酸本身没啥卵用，但它是许多生物学实验的原材料，以至于大家拼命的想要生产，因为用量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上，因为pcr得诺贝尔奖的穆里斯，在私人公司的寡聚核苷酸实验室里做主任，其工作就是不停的合成生产寡聚核苷酸，然后为公司的其他部门做实验提供原材料。

    而与穆里斯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迈克尔史密斯，也是因为发明了寡聚核苷酸定点诱变技术。

    不过，迈克尔史密斯比穆里斯惨多了，他是79年做出的寡聚核苷酸定点诱变技术，而在那个年代，穆里斯使用的寡聚核苷酸生产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所以，迈克尔史密斯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生产寡聚核苷酸。

    这倒是科研人的常态，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做了枯燥的重复劳动。

    然而，在技术发展没有达到以前，枯燥的重复劳动又必不可少，有些可贵的成果也是在重复劳动中发现的。

    从79年到83年，短短的四年间，生物技术发展的速度快的足够让人诺贝尔奖得主茫然，事实上，如果按照生物技术的发展速度来修改教科书的话，一年改两次肯定是不够的。

    生物技术也由此进入了类似摩尔定律的时代。

    对于身在其中的学者们来说，这是痛并快乐的时代，他们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做项目，亲身加入到了大时代的变化浪潮中，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前人百年都无法完成的。

    而对正在学习中的大学生们来说，这个时代就只剩下痛了。别的学科的大学生还在抱怨，我们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到了社会上就没有用了――生物学科的大学生等到找工作的时候，回头看一下过去四年的课本，会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修改的面目全非……

    当然，大部分教材是来不及修改的，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落后了多少。

    事实上，就比例而言，中国的学者落后的更多，尤其是前沿技术，在中国的大部分研究者都看不懂英文的年代，大家想跟着美国爸爸的节奏实在太难，你看不懂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章，难道自己重新做一遍？

    就是重新做，也是赶不上的。

    美国人自从七十年代开始允许商业性私人生物公司以来，生物科学的应用技术一日千里，五年时间就能重新定义一次专业名词，追的人如果学的慢一点都要被落下，更不用说自己做了。

    而当杨锐说出dna合成仪的时候，不止来自地方大学的李文强等人不知道，几年前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黄茂也没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