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就不比了，四万本书要三万两千块的成本呢，换给我，我是不敢赚这个钱的。”

    “三万二放以后，都不一定够买一平米。”杨锐一副看得开的表情。

    王国华和曹宝明理解不能，却也懒得去问杨锐，两个人自己开心去了。

    被他们一打岔，杨锐又想到了段航。

    这家伙现在也在担心吧。

    一万两千五百元的贷款，比得上后世一百二十万元的贷款压力。

    虽然是长期无息贷款，可忧虑亏损的心情，大约都是相同的。

    想了想，杨锐决定暂缓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先将手上的5000元还给段航。

    要以理性的思路来分析，归还5000元是极其没有意义的事。以段航的财务观念，他多半会把钱还给银行。

    然而，人毕竟是一种感性的动物，不能纯以理性生存。算上没有用完的贷款，杨锐手里还有一万五千元，而且，史贵那边还在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段航能够帮助杨锐解决财政危机，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人情了，杨锐没理由让他继续担心。

    另一方面，表嫂尽管是个贤惠的女人，不会逼迫杨锐或段航，但越是如此，杨锐就越不能用这种没必要的经济压力去考验她。

    考虑再三，杨锐没有把公文包提回学校，而是去了县公安局，找到段航的办公室，将取走了200多元零头的公文包交给段航，道：“这是卖书的回款，里面是5000元，先还给你。”

    段航正皱着眉头写报告呢，被杨锐的话吓的一愣，赶紧起身把办公室门给关了起来，问：“你不是正用钱呢？”

    “书的销路不错，最困难的阶段算是度过去了。”杨锐说的真心实意。要是没有段航借给他的钱，新概念英语第二册根本无法启印，也就没有了现在的红火局面。

    段航有点不相信，道：“我这边的钱，什么时候还都行，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这笔钱是剩下的，我还有流动资金。”杨锐说着，拉开公文包让段航看。

    有零有整的回款，比整齐的十元大钞更给人以信心。

    段航张了张嘴，却不知该高兴还是惊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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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我的锐学组

    还掉了5000元的无息贷款，段航夫妇一身轻松，杨锐也是一身轻松。

    虽然感觉上有点浪费――这些钱要是全部买了猴票，能买700版，放到30年后，价值一个亿。

    不过，要借钱赚这一个亿，心理压力是很重的，相反，先还掉5000元，杨锐再说怎么处理剩下的6000元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趋于理性，这比一次就借6000元还轻松。

    一切处理妥当，杨锐方才返回学校，然后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继续他的教学计划。

    王国华和曹宝明想要炫耀，都被杨锐给制止了。

    于是，学校里虽然有了关于《新概念英语》卖的怎么样的猜测，但因为当事人不说话，猜测还仅止于猜测。

    当日投反对票的学生有后悔的，有不相信的，也有漠不关心的。

    杨锐都不理他们，先将耽搁的教学训练给补了起来。

    作为补习老师，杨锐对于自习时间抓的很紧，每个锐学组学员，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题目，基本上是油印多少题，就要做多少题出来，错题更是反复练习，即使没到题海战术的程度，也是在逐渐靠拢的。

    如今的锐学组内成员通常有两种学习方向，一种是确定了某几门是弱项的，就采用诸如背题之类的保本技巧，尽量提高平均分，另一个方向是觉得某几门有潜力，于是采取分类练习配以题海战的手段，尝试拔高。

    这些都是后世补习学校用烂了的技巧，但在80年代还是非常管用的。

    实际上，以应试为目标的学习，就应该像是黄冈衡水一类的学校，用灭绝人性的纪律，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它。因为应试本身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说要招收23万名学生，多一个也不行，哪怕学的再好，奋斗的再刻苦，但只要全国有23万名学生的分数更高，那所有的学习和奋斗都显的缺乏意义。

    对于年龄尚小，心理承受能力差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制度不仅容易令其痛苦，而且与他们多年来接受的认知相冲突。

    什么勤能补拙，什么付出了就有回报，什么坚持就是胜利，在高考的白色笼罩下，统统都没有用。

    尤其是80年代的高考，从小学开始，一批批的孩子辍学，一批批的孩子放弃，到了高中，仍然要想尽办法从五六百万，七八百万名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二三十万名幸运儿中的一员，继而获得深造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已经不是勤奋的事了。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学生都足够勤奋。所以，学生们除了勤奋，还必须拿出比别人强的地方，才能把握住一次机会。

    更聪明的头脑？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学习效率？更好的应试指导？更明智的选择？更好的运气……或者，更厉害的爹娘？

    西堡中学没有奇才，也没有能睡着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事实上，这里连一名敢说考入大专的学生都没有。

    既然如此，也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应试教育，进而成为体制认可的一员，要么就理所当然的拒绝应试教育，站在体制外的边缘自讨生路。

    在大学没有扩招的年代里，这两个选择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中学的校长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学校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在打转，分快慢班，将最好的老师配备给最好的学生，让整个学校的资源为毕业班而服务……

    在一个学校最多只有几名学生能考得上大学的年代里，任何一名为学生好的校长，都会做出如此选择。

    而被排除在快班以外的学生，也就等于断绝了高考之路。

    他们或者明年继续再考，或者就此放弃。

    不过，要是问他们是否值得，十有**都会点头。

    最起码，高考给予了学生们，尤其是出身底层的学生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哪怕一个县只有几十人能通过高考，那也意味着每年最少有几十人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些人，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未来的发展比县长的儿子还要好。

    要是没有高考，这种事情是普通学生想都不敢想的。

    勤奋可不能让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勤奋可不能让被招工、被提干，勤奋甚至连参军当兵的机会都得不到，但一名学生的勤奋若是被高考所认可，那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体制障碍都烟消云散了。

    对一名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通过高考，才算是获得了公平竞争的入场券。若是以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说是获得了特权券也不过分。

    西堡中学的学生们也许不能十足的理解社会，但他们十足的理解高考。他们见识过高考前一文不名之人，高考之后变成了金童玉女，他们也见识过高考前飞扬跋扈的学生，高考后变成了乡镇小流氓。

    别说杨锐是以科学的手段来分配时间，管理作息，他就是用鞭子抽，用木棍揍，也绝不会有学生有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