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就不比了,四万本书要三万两千块的成本呢,换给我,我是不敢赚这个钱的。”

    “三万二放以后,都不一定够买一平米。”杨锐一副看得开的表情。

    王国华和曹宝明理解不能,却也懒得去问杨锐,两个人自己开心去了。

    被他们一打岔,杨锐又想到了段航。

    这家伙现在也在担心吧。

    一万两千五百元的贷款,比得上后世一百二十万元的贷款压力。

    虽然是长期无息贷款,可忧虑亏损的心情,大约都是相同的。

    想了想,杨锐决定暂缓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先将手上的5000元还给段航。

    要以理性的思路来分析,归还5000元是极其没有意义的事。以段航的财务观念,他多半会把钱还给银行。

    然而,人毕竟是一种感性的动物,不能纯以理性生存。算上没有用完的贷款,杨锐手里还有一万五千元,而且,史贵那边还在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段航能够帮助杨锐解决财政危机,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人情了,杨锐没理由让他继续担心。

    另一方面,表嫂尽管是个贤惠的女人,不会逼迫杨锐或段航,但越是如此,杨锐就越不能用这种没必要的经济压力去考验她。

    考虑再三,杨锐没有把公文包提回学校,而是去了县公安局,找到段航的办公室,将取走了200多元零头的公文包交给段航,道:“这是卖书的回款,里面是5000元,先还给你。”

    段航正皱着眉头写报告呢,被杨锐的话吓的一愣,赶紧起身把办公室门给关了起来,问:“你不是正用钱呢?”

    “书的销路不错,最困难的阶段算是度过去了。”杨锐说的真心实意。要是没有段航借给他的钱,新概念英语第二册根本无法启印,也就没有了现在的红火局面。

    段航有点不相信,道:“我这边的钱,什么时候还都行,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这笔钱是剩下的,我还有流动资金。”杨锐说着,拉开公文包让段航看。

    有零有整的回款,比整齐的十元大钞更给人以信心。

    段航张了张嘴,却不知该高兴还是惊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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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我的锐学组

    还掉了5000元的无息贷款,段航夫妇一身轻松,杨锐也是一身轻松。

    虽然感觉上有点浪费――这些钱要是全部买了猴票,能买700版,放到30年后,价值一个亿。

    不过,要借钱赚这一个亿,心理压力是很重的,相反,先还掉5000元,杨锐再说怎么处理剩下的6000元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趋于理性,这比一次就借6000元还轻松。

    一切处理妥当,杨锐方才返回学校,然后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继续他的教学计划。

    王国华和曹宝明想要炫耀,都被杨锐给制止了。

    于是,学校里虽然有了关于《新概念英语》卖的怎么样的猜测,但因为当事人不说话,猜测还仅止于猜测。

    当日投反对票的学生有后悔的,有不相信的,也有漠不关心的。

    杨锐都不理他们,先将耽搁的教学训练给补了起来。

    作为补习老师,杨锐对于自习时间抓的很紧,每个锐学组学员,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题目,基本上是油印多少题,就要做多少题出来,错题更是反复练习,即使没到题海战术的程度,也是在逐渐靠拢的。

    如今的锐学组内成员通常有两种学习方向,一种是确定了某几门是弱项的,就采用诸如背题之类的保本技巧,尽量提高平均分,另一个方向是觉得某几门有潜力,于是采取分类练习配以题海战的手段,尝试拔高。

    这些都是后世补习学校用烂了的技巧,但在80年代还是非常管用的。

    实际上,以应试为目标的学习,就应该像是黄冈衡水一类的学校,用灭绝人性的纪律,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它。因为应试本身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说要招收23万名学生,多一个也不行,哪怕学的再好,奋斗的再刻苦,但只要全国有23万名学生的分数更高,那所有的学习和奋斗都显的缺乏意义。

    对于年龄尚小,心理承受能力差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制度不仅容易令其痛苦,而且与他们多年来接受的认知相冲突。

    什么勤能补拙,什么付出了就有回报,什么坚持就是胜利,在高考的白色笼罩下,统统都没有用。

    尤其是80年代的高考,从小学开始,一批批的孩子辍学,一批批的孩子放弃,到了高中,仍然要想尽办法从五六百万,七八百万名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二三十万名幸运儿中的一员,继而获得深造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已经不是勤奋的事了。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学生都足够勤奋。所以,学生们除了勤奋,还必须拿出比别人强的地方,才能把握住一次机会。

    更聪明的头脑?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学习效率?更好的应试指导?更明智的选择?更好的运气……或者,更厉害的爹娘?

    西堡中学没有奇才,也没有能睡着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事实上,这里连一名敢说考入大专的学生都没有。

    既然如此,也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于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应试教育,进而成为体制认可的一员,要么就理所当然的拒绝应试教育,站在体制外的边缘自讨生路。

    在大学没有扩招的年代里,这两个选择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中学的校长们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学校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在打转,分快慢班,将最好的老师配备给最好的学生,让整个学校的资源为毕业班而服务……

    在一个学校最多只有几名学生能考得上大学的年代里,任何一名为学生好的校长,都会做出如此选择。

    而被排除在快班以外的学生,也就等于断绝了高考之路。

    他们或者明年继续再考,或者就此放弃。

    不过,要是问他们是否值得,十有**都会点头。

    最起码,高考给予了学生们,尤其是出身底层的学生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哪怕一个县只有几十人能通过高考,那也意味着每年最少有几十人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些人,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未来的发展比县长的儿子还要好。

    要是没有高考,这种事情是普通学生想都不敢想的。

    勤奋可不能让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勤奋可不能让被招工、被提干,勤奋甚至连参军当兵的机会都得不到,但一名学生的勤奋若是被高考所认可,那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体制障碍都烟消云散了。

    对一名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通过高考,才算是获得了公平竞争的入场券。若是以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说是获得了特权券也不过分。

    西堡中学的学生们也许不能十足的理解社会,但他们十足的理解高考。他们见识过高考前一文不名之人,高考之后变成了金童玉女,他们也见识过高考前飞扬跋扈的学生,高考后变成了乡镇小流氓。

    别说杨锐是以科学的手段来分配时间,管理作息,他就是用鞭子抽,用木棍揍,也绝不会有学生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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